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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杜甫诗歌的主导风格
——沉郁顿挫
一、杜甫的身世及其坎坷的人生境遇
唐王朝历史上一个空前繁荣昌盛的朝代，在经历过几百年风光华丽后，终于在风雨飘摇中，渐趋步入沉堙没落的局面，也许时势会呼唤和造就英才，在那么一个特殊的环境下，便涌现出了一个心怀祖国，关心民生疾苦，有着远大理想抱负而又命运坎坷的伟大诗人——杜甫。杜甫用他那敏锐的眼光，从特定的视觉角度关注国家命运、人民命运和社会命运，用他那无限的热情和悲悯的情怀以及饱含深情的细腻笔触描写出一幅幅壮阔而又深沉的社会生活画卷。终其一生，杜甫能紧扣生活急速变化的时代脉搏，以其坎坷的人生阅历，高度精湛的诗艺技巧，系满腔热情于国于民，从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诗歌思想内容，凝重深沉的感情境界，百转千回的表达方式，谨严铿锵的格律音韵于一炉的“沉郁顿挫”的鲜明艺术风格，既而登上了现实主义诗歌艺术的颠峰，并成为世人尊崇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诗圣。
杜甫从小出身于儒学世家，有着深厚的儒学正统教养，少时他便接受了儒家“修齐治平”的传统思想，在他那幼小的心灵上早早地就萌生出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人生念想，但现实与理想往往差距很大，残酷的社会现实，最终无情地揉碎了他的人生梦想。天宝六载的考试，在奸相李林甫的全权操纵下，最终以“野无遗贤”为名拉上了可耻的帷幕。时代埋没了一个从小便致力于为国为民服务的圣贤君子，致使满怀远大抱负的杜甫蒙羞受辱，落拓于长安，并从此过上了极其困顿的潦倒生活。可正所谓祸不单行吧！几年后“安史之乱”爆发，诗人颠沛流离，饱经乱离之苦，险贼长安，亲眼目睹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亡国景象，深深地体味到了沧海桑田的巨变给人民心灵带来了难以弥补的创伤，从此，诗人转徒流宕，漂泊西南，终于穷愁客死于他乡。
杜甫虽是一介布衣，但却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和社会的最前沿，去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关注人民的生存状态，并满含血泪地去歌吟社会、颂唱人生。从他那流淌的文字，我们可以感知到一个时代的苦难，也能触摸到一个本应儒弱者的良知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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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沉郁顿挫这一风格的基本确立及其特征
“沉郁顿挫”是杜甫对自己创作主导风格的一种描述，其《进雕贼表中》说：“臣之述作，虽不是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杨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尔后，当他经历了战争离乱，饱尝了人民生活的艰辛，在诗中流露出难以抑制的悲沧情怀。于是，他的诗歌创作日趋成熟，至此，杜甫诗歌的主导风格用“沉郁顿挫”几字来概括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沉郁顿挫”表面上是情感的深沉郁结，主要表现为节奏的抑扬起伏和盘曲转折，但它不光涉及诗歌的外在结构，还涉及到诗歌的内部结构，且其内部结构沉重的充实感，以及外在结构上有控制的骚动感和弹性。其中，“沉郁”是指文章思想内容和内涵的深沉蕴藉，“顿挫”是指声调抑扬有致，而“沉郁”又另有沉闷忧郁的意思，是指作者情感的郁结，借助一种欲言又止，然不言不吐不快的有节奏、有韵律的表达方式加以渲泄和吐露，从而有了杜诗忧愤深广，潜气内转，抑扬顿挫和格律严谨的特点。
三、“沉郁顿挫”这一风格在杜诗中的具体表现
1、情感内容方面的表现：
（1）、 广阔而深入地描写了苦难的社会生活
杜甫出身世代“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儒学世家，良好的家庭氛围和正统的儒学家教，从小便教化和儒染了他稚嫩的心灵，让杜甫的心田中扎根下了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优秀品质，他怀着悲愤沉重的心情，用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描绘出了当时那个动荡不安、万方多难的社会生活现状。
“安史之乱”爆发，给原本根基动荡的唐王朝以沉重的打击，也给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带来无比巨大的灾难。诗人站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高度，心怀关心民生疾苦的民本思想，为国家和人民痛心，他时刻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关注着社会的变化，并用沉重的心情，记录了这一社会灾难。
《三吏》、《三别》是这期间一组最具代表性的反映唐代内乱真实情况的乐府诗。据历史史料记载，乾元二年，唐军九节度使在邺城围攻安史叛军，由于肃宗对郭子仪用兵心存戒虑，未设统一指挥，致使唐军群龙无首，从而导致邺城之战以唐军大败而结束。杜诗中有诗句：“东京士民惊骇，散奔山谷，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等军，南奔襄阳，诸节度使各自溃归本镇，士兵所过之处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便记录了当时这一历史事件。但真实情况远不止与此，事实上，由于邺城兵败，唐军兵力锐减，必须迅速补充兵员，于是，肃宗使开始了毫无节制和章法的征兵活动。于是士卒和官兵到处抓丁拿人，无论男女老幼，但凡有用得上的人便成了应征的对象，一时之间，全国上下完全笼罩在阴云密布之中，百姓日夜闭门，足不敢出户，人心惶惶，整个社会出现了十分严重的扰民害民现象。而这时的杜甫，刚好由洛阳回华州住所，耳闻目睹了邺城惨败后，人民落难的痛苦情状。因而，他用高度提炼的手法，十分概括地反映了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这组诗歌有写地方官吏点征中男的《新安吏》，有写妇人深夜被抓的《石壕吏》，有写新婚男子被抓的《新婚别》，有写老者投戎从军又无奈激昂情怀的《垂老别》，有写第二次被征入伍的士卒可悲、凄凉身世的《无家别》。可以这么说，杜甫是从多方位、多角度地，广阔而深入地反映了战争的灾难，朴实而悲痛的语言中传达着那个动乱年代的时代悲剧。在平凡朴实的字里行间，透露出史诗般的力量。
（2）、 入情入理地描写了深刻的人生体验
同许多有志之士一样，在青春年少时期，杜甫曾有过 鲲鹏展翅般远大的社会理想。他想跻身官场，用自己的人生，用自己毕生的才华，服务于那个让他为之振奋和骄傲的时代。但现实给他当头一棒，写到自己家境贫寒，以至于幼子饿死的惨状：“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嚎啕，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犹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至夭折。”诗人冒着风雪回家想与家人团聚，用那其乐融融的气氛温暖那冰冷已久的内心。没想到，一到家，刚进家门，目睹的第一幕便是爱子夭折。诗人欲哭无泪，欲嚎无声，体味到了在当时社会中为人父母的艰难。
（3）、 诚挚由衷地抒发了对国家、人民的热爱。
杜甫是儒家学士中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天生就具有文人士大夫应该具备的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对国家对人民，他有宽广而仁慈的胸怀。在他的诗歌中，全身心地，诚挚由衷地表达了他对国家对人民的真情至爱。他为唐王朝拥有开元盛世而欢歌：“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忆昔》）他为国破山河碎而伤悲：“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当唐王朝军队失利时，他万分痛心：“战哭多新鬼，愁吟独老翁。”（《对雪》）而当他闻听唐王朝军队胜利收复失地时，他也欢欣鼓舞：“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直到生命垂危的最后关头，他还登上岳阳楼，依然惆怅悲歌：“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他热爱人民，经常推已及人，为人民的生命忧叹，真切地反映出一种时代加在无辜者身上的人生悲剧，其诗歌笼罩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悲凉气氛。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生常免租税，各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因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戌卒。”诗人设身处地地为人民着想，自己是免租税，免兵役的人家，日子都过得如此悲苦，那普通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有多么艰难呢？其情形可想而知，真是忧比天高，推已及人，忧已更忧人。这是文人墨客何等宽广的胸襟和对人民何等博大深厚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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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诗歌体制方面的表现
（1）、 情感节奏抑扬顿挫
杜甫有个快乐、天真而无比幸福的童年时代；青年时期颇有几个傲气，裘马轻狂；可步入中年之后，生活上的不顺心，人生事业上的挫折，让这位原本心高气傲的诗人变得沉郁起来，残酷的现实，挫败了他仁途进取的锐气，生活上的重负磨平了他锋芒并露的棱角，生活中的他能拾起的更多是无穷的伤感和无尽来的失落；临近晚年其作品更是充满感伤的情绪。可他是一个极具骨气的人，郁结在心中的烦闷，沉郁于心头的悲慨涌至口边，将要一吐为快时，往往他又强忍咽了回去，如此回环往复，使情感受的流程变得深沉浑厚起来，流露于笔端的情感是抑扬顿挫的，往往给人一种波澜老成的感觉。试看其《饮中八仙歌》“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东口流眼诞。恨不移封向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怀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诗题以“八”字牵合着不同形态的盛唐酒仙，形成一组生机荡漾，意志淋漓和各具千秋的群雕相，各有身份，各具形态，各具风采。诗中八人的篇幅参差有致，似乎疏散不拘格式，实则于自由挥洒处别具匠心。酒的因素不仅渗透于人物的醉态描幕中，而且别具一格地渗透于诗的结构形式之中。写醉似醉，是之为神，是诗歌与作者与社会之间外在共振的机制，而这种参差有致的诗歌形式就是杜诗“顿挫”的表现。
再如：《北征》第一段：“淮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拜赐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诤姿，悲君有遗失。君诚中兴主，经纬因密勿，车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自从长安被攻破之后，杜甫思家念亲之心，与日俱增，可被墨敕放回后，为什么反而有“苍茫”之感？此时的杜甫，既有感君之恩，又伤家亡国破，可又为什么会“怵惕难辞”呢？观其全段，前有十几韵的郁屈诗句，然未曾点明作者心中最大的念想，直至结联“回首风翔县，旌旗晓明灭。”才如当流巨石，激起波澜，点明诗人破贼收京的重大国策主题。文辞含蓄深沉，这也是“顿挫”。
又看《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诗歌以“万方”作为登临的背景，拓出远势，将整个多灾难的时代拉到眼前。在此万方多难的时刻，流落他乡的杜甫，愁思满腹，登上此楼，虽有繁花触目，作者却无心留恋于此，眼前壮美的景象，未能让他赏心悦目，而更令他黯然伤心，凭楼远眺，驰骋遐想，天高地远，古今往来，形成一个壮美而阔大的境界。全诗即景抒情，写山川美景包容着古往今来的社会变化，谈人间世事，又借助于自然界的景物措写，情景、人事相互渗透，互相包容，将自然景物的描写、国家灾难、个人的情思浑然地深为一体，语壮境阔，气势浩大，感慨深沉遥远，令人读之心胸荡漾，体现了诗人“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2）、 格律工于严谨
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得力于早年家庭教育和父辈们对其的教化儒染和作者自身对诗歌创作的致力追求，但其“沉郁顿挫”的风格，主要是十年困居长安期间形成的，而是能体现此一特定风格的是他晚年漂泊西南的诗歌创作。在其近体诗中，杜甫把律诗的诗材范围扩大到几乎与古体诗同样广阔的程度，尤其以写景抒情的诗特别多，这些诗格律严谨、对仗工整，并且浑融流转、情韵优美。如在《春夜喜雨》中，作者用传神之笔，把人们历经久旱，盼望已久的春雨，用拟人化的手法，描写得柔和细润，滋润万物，悄然无息。如此精细的描写，使难状之景，如在眼前，让人们难以感知、触摸到的情境显得那么的真切入的微，令人如入其境。
杜甫将广阔的社会生活全面引到律诗里来，形成律诗强劲的生命力。格律严谨而多变化，声调拗峭，笔黑质实。过多议论，改变了唐诗绝句那种蕴藉含蓄的清丽格调，创立了一种与其沉郁顿挫风格一致的律诗新风格。让诗形式的律动与诗人内在生命的律动同步合柏，由此焕发出诗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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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杜甫“沉郁顿挫”这一风格的形成原因
发现杜甫诗歌主导风格，并逐步将其形成定试论的，可能首推清代诗论家袁枝了。他在《随园诗话》中指出：“人必先有悱恻芬芳之怀，而有沉郁顿挫之作。“人但知少陵每饭不忘君，而不知其于朋友、弟妹、夫妻、儿女间，何在而不一往情深耶？……”随后，朱彝尊、陈廷焯等人也曾论及，虽然他们这些论述多半是诗话成的，缺乏一定的条理和系统，但由于这个概念首先由杜甫自己提出，且大体上确实能代表杜甫大多数作品的风格特证，因而“沉郁顿挫”作为杜诗的艺术风格逐渐为人们熟知和接受，并且成为今天文学史上人们对杜诗主导风格的定论了。可杜诗这一主导风格又是如何形成呢？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丰富的生活体验和崇高的社会理想：
艺术来源于生活、丰富的生活体验让杜甫的诗歌内容丰富、包孕万象，而崇高的社会理想引导作者，将他创作的作品为社会为人生服务。
早年受到的封建正统思想教育和家庭诗学的熏陶，使得他“七龄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开元十九年，杜甫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长期的漫游使诗人感到祖国河山的壮美，开阔了他的视野，陶冶了作者的情操，激发了诗人强烈的爱国之情。“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是诗人对泰山的歌颂，也是诗人对自己的鞭策和自许。天宝五年，杜甫踌躇满志，有志于“致君舜上，再使风俗淳”，怀着“达则兼善天下”的理想再度入京，第二年参加所谓的“有一艺，谐彀下”的制举，在“野无遗贤”的称赞声中，杜甫在仕途上又一次遭受挫折。如果说开元二十三年考场的败北，杜甫不介意的话，那么这一次截然不同了，这次杜甫非但抱负不得施展，生活也开始落拓，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悲辛生活。诗人天真的幻想破灭了，冷酷的现实迫使他不得不直面人生，正视现实。适过纷繁的社会现象，诗人看到了上层统治者的腐败和广大人民的悲幸。
从安史之乱起，诗人和广大人民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任左拾遗期间，为谏议政事竟险致死，诗人更加加深了对现实的认识。漂泊西南，诗人变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农夫。但诗人始终没有忘记国家和人民的苦难，仍然希望“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江汉》）“为国效力至死还，愁看直北是长安。”（《小寒食舟中作》）杜甫的一生中，人生仕途是坎坷的。他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疾病缠身，穷愁潦倒、奔波衣食、但仍意弥坚，失志不移。这些所有的一切，磨砺了杜甫，同时也成就了杜甫，因此，丰富的社会人生和救国救民的崇高强烈愿望是形成杜甫“沉郁顿挫”风格的原因之一。
2、多灾多难的社会背景：
杜甫生于全盛时期的唐王朝，却成长、成熟于唐朝帝国由盛而哀的急剧转变时期，他的一生既经历了繁荣昌盛的“开元盛世”，也经历了“流血川原丹”的安史之乱，并看到了安史之乱后唐朝一蹶不振，江河日下的贩落景象。可以这么说，杜甫“沉郁顿挫”的风格形成和他所处在的那个乱世息息相关。杜诗紧扣时代脉搏，同情民生疾苦，关心国家兴衰，由此铸就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鲜明风格。
杜甫的一生始终关注人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对人民的苦难，也有深刻的感受：“靡靡愈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北征》）；希望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戌》）；对待被逼上反路的叛贼：“不可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一千二百年以前，一个曾侍候过皇帝的人，对待人民的态度竟能如此平等。在多年饥寒交迫的生活的体验中，诗人加深了对人民的同情，一想到人民的痛苦，诗人便忘怀了自己，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幼子饥已卒”的情况下，他却“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戌卒”；当茅屋为秋风所破时，他却发出了这样的宏愿：“安得广夏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始终敢于直面现实，讽谕时事，对统治阶级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痛加诛伐。如《兵车行》谴责最高统治者热衷于开边扩土，致使人民流血破产；《丽人行》以华美的词藻描摹杨氏姐妹的豪华衣食和骄傲神态，看似赞赏，实乃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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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一生都抱着爱国的血诚。“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诗人对祖国是何等的热爱；“独使至尊社稷，诸君如何答升平”（《诸将》），诗人对祖国前途是何等地忧虑；“必若救疮痍，应先去蝥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这是诗人为力挽国运，拯救人民而开出的药方；“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这是诗人对朋友的殷切厚望，也是诗人的一片爱国至诚，是诗人的终身信条。可以说：“万方多难”的时代，“忧国忧民”的情怀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又一重要原因。
3、语言有准确性是优良的风格的基础
杜甫并不像他同时代的众多诗人那样，只把写诗作为炫示文才，猎取功名的手段，或者陶治性情，以及应酬交际之用，而是自觉地把诗歌当作“史笔”来写，“文章本是吾家事”，一直到晚年，仍是“他乡阅迟暮，不敢废诗篇”（《归》）。他的目标很高，对自己的要求也就非常严格，务求达到“毫发无遗恨”（《敬赠郑谏议》）的境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读书破万卷”（《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是这样宣布的，也是这样做的，“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他经常改诗。
因此杜诗语言精要凝练，准确生动。如被人称道的：“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十四个字中就含九层可悲的意思；他乡作客，一可悲；经常作客，二可悲；万里作客。三可悲；又值秋风萧瑟，四可悲；重九佳节，无有可乐，只有登高，五可悲；独自去登，六可悲；扶病去登，七可悲；病又如此之多，八可悲；年过半百，事事无成九可悲。真是包含无限艰辛，凄泪横流。何其凝练！再如《春望》诗中：“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个“溅”字，可谓点睛之笔，这泪流得何其多，时间何其长，心情何其惨痛！象这样的例子，在杜诗中俯拾皆是，不可胜数。努力使语句准确、凝练、生动，这也是杜诗“沉郁顿挫”风格形成的原因。
总之，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强烈地表现了为民请命、以天下为已任的怀抱和心声，在诗歌艺术上达到了“超凡入圣”的境地。这种风格，是诗人愁苦潦倒的阅历，忧愤抑郁的思想性格，万方多难的时代以及宏博精深的艺术修养各种因素的统一，使诗人达到现实主义顶峰，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本文摘自网络，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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