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中国年鉴事业伴随着经济腾飞而迅猛发展，年鉴数量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 6 种发展到6000 余种。30 余年来，中国年鉴获得了“爆发式发展”，出现了“两次辉煌”。
2006 年，，第八条规定“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分别由本级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按照规划组织编纂。”《 地方志工作条例》施行后，一些省、市修志机构强调依法修志编鉴，要求地州区县实现综合年鉴全覆盖，四川、云南、广东、河南 4 个省基本实现全覆盖，江苏、上海等省市也基本实现地州区县综合年鉴全覆盖。
，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与中国传统的地方志书编纂工作并驾齐驱，蔚为壮观，而且年鉴事业发展的活力不断增强，其逐年连续编纂出版的特点比地方志书编纂更显活力。
但是，在中国年鉴事业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中国年鉴编纂出版的整体质量不高，数量发展与质量提高明显不同步，重视数量、忽视质量的情况普遍存在，“志书化”“总结化”“报告化”“新闻通讯化”“流水账式”的年鉴盛行，人称使用不当，条目选材、标题不到位，条目要素残缺，语言上存在大量大话、套话、空话，语言主观色彩和感情色彩明显，等等，出现年鉴“千鉴一面”的局面，倍受年鉴界的诟病。中国年鉴整体质量不高与一些年鉴单位领导表面上重视、实际上不够重视密切相关，当然也存在其他多种原因。
我们撇开所有这些外在的因素，从年鉴编撰纯业务的范畴而论，中国年鉴整体质量不高的根本原因在于年鉴工作者没有把年鉴编撰上升到“著述性”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不重视年鉴的“著述性”，不强调年鉴的“著述性”，不按年鉴“著述性”的要求编撰。
翻翻 30 余年来的中国年鉴论著，至今还未发现有关年鉴“著述性”的论述，这说明年鉴理论界还没有认识到“著述性”对于年鉴编撰质量的重要作用，抑或年鉴不需要上升到“著述性”的高度，自降年鉴编撰质量门槛？
从年鉴的定性和基础理论可知，地方综合年鉴有许多特点和性质，其主要特点有地域性、年度性、连续性、科学性、资料性、信息性、工具性等，其基本性质有权威性、真实性、准确性、新颖性、可读性、及时性、存史性等，这些特性中，地域性、年度性、连续性、权威性、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是地方综合年鉴的必备特性，信息性、工具性、存史性是其自然生成的特性，而科学性、资料性、新颖性、可读性是反映年鉴编撰质量高低的重要特性。
科学性是年鉴质量的基础，主要体现在年鉴的框架设计上。“年鉴的科学性首先表现在框架结构上比较科学、有条不紊，各个门类的归属都要合理，不要重复。”一部年鉴的框架设计一旦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势必导致分类混乱、资料归属不当以及检索困难等重大问题。
资料性是年鉴编撰内容质量的重要体现，资料性越强，年鉴的价值越大，可见，“资料性是年鉴的第一属性”。
新颖性是衡量年鉴编撰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主要体现在年鉴单一性条目的选材和标题上，够立条的单一性条目数量挖掘越多，加上标题到位，能吸人眼球，那么，年鉴的可读性就越强。
资料性和新颖性是可读性基础，缺乏资料性和新颖性就缺乏可读性，因此，年鉴可读性才是年鉴质量的真正体现。
可见，科学性、资料性、新颖性和可读性是年鉴编撰质量的四个重要特性，各自都有作用，并且相互影响，年鉴界对这四性的作用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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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笔者从长期的年鉴编撰工作实践中感到，年鉴理论界和多数年鉴编撰者忽视了年鉴的“著述性”。殊不知， “著述性”是年鉴资料性、新颖性、可读性的前提条件和根本保障，是年鉴编撰质量的核心和灵魂。
何为“著述”？《现代汉语词典》有两种解释：其一为动词“著作”，用文字表达意见、知识、思想、感情等；其二为名词，指著作和编纂的成品[3](P1784)。年鉴编撰属于第二种解释。强调年鉴的“著述性”，即按照年鉴体例的要求，对搜集到大量的一次文献进行加工、整合， 形成三次文献，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这个作品就是一个原创作品。
可见，年鉴的“著述性”就是原创性。只有原创性才能确保年鉴的资料性，才能实现年鉴的新颖性和可读性。因此， “著述性”是年鉴质量的核心和灵魂。
年鉴“著述性”有其可靠的理论和法规依据，并有年鉴编撰质量的客观要求。
依据之一，，赋予年鉴“著述性”的内涵。年鉴与地方志书虽然有一些明显的区别，地方志书是“中国造”，年鉴是“舶来品”；地方志书所记是历时性资料，年鉴所记是年度性资料；地方志书采用“章节体”编撰，年鉴采用“条目体”编撰。
此外，在框架结构、资料取舍、体裁运用等方面也有所不同，但其性质、编纂指导思想、记述范围、功能、资料来源等方面是基本相同的，尤其是年鉴的性质与地方志书完全是一致的，“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
从“资料性文献”的定性可见，年鉴具备“著述性”的特点。而年鉴界的另一种定性，称其为“资料性工具书”，则从某种意义上排斥了年鉴的“著述性”。“将年鉴定性为资料性工具书”，这是年鉴界的一种认识误区。
依据之二，年鉴属于地方志，地方志具有“著述性”，年鉴也同样具有“著述性”。年鉴属于地方志范畴，“本条例所称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可见，年鉴与地方志是同宗同属，是一个门类的两个方面。
地方志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著述性”，这是方志学家章学诚对地方志理论的一大贡献。“把方志提到著述地位的是章学诚。当代著名方志学、目录学家朱士嘉在他的《中国旧志名家论选》一书章学诚《方志立三书议》的按语中肯定了‘章氏把方志提高到著作的地位，具有高超的见解。’”地方志强调“著述性”，必然对修志者的素养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一轮修志时，由于计划经济模式下碰到不少的实际问题，进而提出“专家修志”的内在要求。第二轮修志时，由于受市场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多数地方未能真正落实“专家修志”的意见，出现新手修志的普遍情况，影响了志书的编纂质量。年鉴强调“著述性”，也必然对年鉴编辑提出更高的要求。
笔者认为，一部年鉴应培养一名年鉴骨干，年鉴骨干是年鉴编撰的主帅和灵魂，没有年鉴骨干，年鉴质量就得不到保证；失去年鉴骨干，年鉴质量就会明显滑坡。
依据之三，支付稿费标准要求年鉴编撰具有“原创性”，这种年鉴编撰的原创性即为著述性。国家版权局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的新稿费标准规定，原创作品从每千字 30～100 元提高到 80～300 元，改编作品每千字 20～100 元，汇编作品每千字 10～20 元。
作为改编和汇编的演绎作品，其稿费标准要低得多，作为原创作品的年鉴稿费标准要高得多，这要求年鉴编撰人员应付出相应的艰辛劳动，使年鉴编撰具有“著述性”。（未完，明日为增强"著述性"的方法）
（来源：中国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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