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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顶之师 蹇薇:七月与安生——我的双面学问之路

2022-01-01 06:02:48


云顶之师

  蹇薇,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香港浸会大学会计与法律系博士,厦门市高层次留学人员,厦门思明区海外联谊会理事。

  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财务会计、公司治理、信息披露以及会计专业英语等。先后在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Studies等国际刊物发表5篇英文论文,参与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3项。





七月与安生——我的双面学问之路



文丨蹇 薇


2016年,有一部非常火的国产青春电影叫《七月与安生》。电影讲述了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女孩,一个是乖巧懂事、循规蹈矩的别人家的乖女孩七月,一个是个性独立、叛逆乖张的走天涯的坏女孩安生,正是这样两个看似在各自平行轨道上不会有交集的女孩,却在初次见面的那一刻互相吸引,而在后来的人生里,互相依赖,相互影响,成就彼此,最终活成了对方的模样。说到底,她们其实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一体的,或者说她们其实就是一个人的一体两面,对立统一,相互转化,最终成就最好的自己。而回顾我自身的学问之路,我想也具有明显的两面性。



我的求学之路:从“照着做”到“接着做”

  

  我从2000年至2004年在厦门大学会计系读本科,2004年保送进入厦门大学会计系读硕士,2008年2月开始在香港浸会大学会计与法律系攻读博士。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自己是一个自律的人,对规则、规定、纪律都有比较强的遵守意识。于是,在本科和硕士期间,我按照别人家的孩子的设定,规规矩矩、认认真真地完成了所有的课业,不论是专业必修课,还是政治课、公共课,我都认真对待,取得了优异成绩。同时,这个别人家的孩子还是一个课余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我在读书期间担任过班级学习委员,做过学生会学习部部长。课余,加入过辩论队,参加过演讲赛,硕士期间与团队小伙伴们获得过第五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全国金奖。

  如果说别人家的孩子七月的设定让我顺利、平稳度过了本科和硕士的求学之路。那么到了博士阶段,这样的设定已经无法满足学业上的要求了。在博士前一两年的修课过程中,我仍然是一个学习上的乖孩子记得当时,香港各高校间的资源共享做得很好,我在浸会大学读博期间,像只勤劳的小蜜蜂,在各高校间来回奔波,选修过香港大学的课程,旁听过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课程,多次参加在香港城市大学会计系举行的学术研讨会,还去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借阅过图书。直到现在,我还不时为自己这股认真学习的劲儿感动。

  然而,到了博士学习后期,我发现我仅仅是顺利完成了前两年的学习任务,在第三年的论文写作过程中,我真正遇到了二十几年求学以来最大的难题。2009年底我开始进入博士论文选题阶段,我感觉学习难度瞬间陡增,紧接着经历了一段非常焦虑和痛苦的日子:萌生想法,怀疑否定,推倒重来,收集数据,抛弃数据,从零开始……那段时间,我不断地走弯路、错路,很长时间内没有任何进展。

  在一筹莫展之际,坏女孩安生出现了。我开始思考思维模式的转变,从老师教啥,我学啥的学习模式转换到独立思考、积极创新的科研模式,从照着做学问到接着做学问,亦即在学问上的做自己

  我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发现国外的学者对上市公司管理层预测的这一自愿行为非常有兴趣,大量的英文文献关注着管理层预测的动机、准确性和后果等,然而,文献中缺乏对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预测的研究。中国的国情也较为特殊,证券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应做预测公告的情形做出了一些规定,因此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预测属于一种半强制状态。当时,数据库中管理层预测的数据较为粗糙,我手工逐条进行整理、分类、计算,我相信这一组数据有它的研究价值。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迫于强制性规定而发公告的上市公司进行了向上的盈余管理以达到自己发布的预测水平,而那些自愿发布的管理层预测的公司则没有这一现象。在我的导师Prof.In-Mu HawProf. Stephen Y. L. Cheung的耐心指导和真挚鼓励下,我在20118月完成了毕业论文,最终取得了博士学位。



 

我的科研之路: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胡适先生提倡的做学问的方法——实验主义的生动表达。“大胆假设”是要人们打破旧有观念的束缚,挣破旧有思想的牢笼,大胆创新,对未解决的问题提出新的假设或解决的可能;“小心求证”即是要求人们不能停留在假设或可能的路上,而要进行证明,小心的证明是一种严谨求实的态度,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足够的耐心和谨慎,不能捏造事实、数据,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改变事实。


  我想如果“大胆假设”是安生,那么“小心求证”就是七月了。回首我参加工作后近几年来的科研之路,在“七月与安生”的共同影响下,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实验主义者。

  我博士毕业之后来到了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工作。2012年起,开始与我的硕士导师、任职于厦门大学会计系的杜兴强教授进行合作。杜老师是一位观察敏锐与思维开阔的学者,近年来侧重于分析非正式制度对公司行为的影响。杜老师确信,制度是一回事,制度的运行则是另一回事,制度运行的关键在人,而能够影响人的行为的因素中可能蕴含着重要的研究机会。在一次次的探讨后,我们逐渐将研究问题聚焦于宗教、文化、风俗习惯等对会计、审计与其相关问题的影响。

  我最初对该领域内的选题心存疑虑,因为我有限的生活经历和早年循规蹈矩的学习方法,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去接受一些相对“出格”的研究问题。在杜老师的坚持下,我们开始“小心”的求证过程,多次就假设背后的逻辑、变量选择与计量、数据处理、以及敏感性测试进行探讨,甚至存在着争论。有时,我们被卡在某个英文单词的使用上,然后各自查字典,查文献,反复推敲,再讨论,最终取得一致意见、进行修改。实际上,围绕着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多篇文章,后来均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杜老师的预测。我们在欣喜中陆续投出了文章。

  文章投出之后,能得到修改机会,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根据审稿人的意见来修改文章却远非一件易事。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篇文章的第一轮审稿意见中,第一个审稿人有洋洋洒洒十二个问题,而第二个审稿人看似只提了五个问题,但其中第五个问题实则包含了48个小问题。透过审稿意见,我们似乎都能感受到审稿人咄咄逼人的气势以及恐怕会“reject”的决定。但是,杜老师鼓励我和其他合作者说,“审稿人的意见提得多,说明对我们的论文感兴趣;嫌货的人才可能是买货的人;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竭尽所能解决审稿人提出的每一个问题”。确实,经过我们对审稿人意见的仔细阅读和领悟,发现大部分的评论意见都不是否定性的、反而是建议性的。

  基于此,我们完成了100页左右的论文回复意见,并对论文做了大幅的修改。付出终有收获,几个月后我们的论文被接受了。我也从中体会到了科研的艰辛以及文章发表后一种全新的喜悦。



    

我的为师之路:严格要求 开心相处


  在学院,我承担了全日制会计专业硕士的两门课程的教学。在与这些90后的学生相处中,我们之间的互动也充满了七月与安生的影子。

  我认为90后的学生有一些特点:视野开阔、获取信息能力强、英语和计算机技术基础好、乐于表现、兴趣爱好广泛等。但这一代学生在专业知识的学习中也有自己弱点,例如,他们喜欢通过网络来获取新信息,但是对海量的网络信息的甄别力不够,此外网络信息的碎片化和娱乐化,也妨碍了他们对有深度、够细致的“干货”知识的吸收。在授课的过程中,我是严谨的“七月”,我对他们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增强自控能力,不能在课堂上玩手机。而另一方面,我认为网络和手机的兴起也对教师的授课内容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在备课过程中,我也会上网收集资料,但也告诫自己要有思考,要有自己的创新。

在与学生的相处过程中,我则更希望我是活泼的“安生”。我曾经因为学生在电子邮件中没有落款,而觉得学生粗心大意,缺乏礼仪规矩。但是,现在的我越来越接受90后的语言习惯和沟通风格。我看到学生在课堂笔记上画熊本熊,会一笑了之,也愿意与他们在微信聊天中互动,发个表情卖个萌。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平易近人,让学生愿意做朋友的老师。

未来,七月与安生还将继续存在于我的职业生涯中,或强或弱,可能同时存在,可能前后存在,也有可能交叉存在,更有可能在不同个体上存在,但不管是何种形式,我想它们都会互相影响,互相成就,指引我在求知、科研、教学的道路上一步步前行,越走越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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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顶财说

编辑:白小帆

厦门国家会计学院研究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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