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原始型创新的流程及治理机制(下)

中国面临从模仿型创新向原始型创新的跨越。通过对高等学校和研究与开发机构创新绩效的国际横向比较发现，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的绩效与创新强国还有很大差距，这与科技创新管理的逻辑推理式导向直接相关。直觉式创新是原始型创新的起点，经过解释式创新、逻辑推理式创新和扩散式创新，构成原始型创新的基本流程。该流程基于复杂的知识分布，超常型默示知识是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所特有的知识，也是原始创新能力的源泉。政府需要转变创新管理的理念，尤其需要建立超常型默示知识的管理制度系统。

（续上）

我国尚缺乏科技财政投入的绩效评价机制，对投入成果缺乏定量的认知。这与我国科技管理中“重投入、轻管理、重立项、轻成果”的倾向有关。很多项目在完成验收后便被抛在一边，未产生经济社会价值。因此，对财政科技投入进行绩效评价是非常必要的，能够通过定量分析发现管理中的问题。

数据包络分析（DEA）是评价投入产出决策单元相对效率的方法，已成为测度绩效和系统分析的最为实用的工具之一。本文即采用DEA方法对我国财政科技投入的相对绩效进行评价。由于用于R&D经费中的政府资金主要流向研究与开发机构和高等学校，因此仅对这两个部门的绩效进行评估。

本文的决策单元集合选择PCT体系中的专利申请大国。该体系现有成员国148个，是国际公认的专利申请合作协约，以PCT专利的申请量作为产出评价标准，避免了各国专利授权标准不一带来的可比性较差的问题。根据数据的可得性，选取由部门执行的R&D支出和部门R&D人员全时当量作为科技创新的投入指标，选取PCT专利申请数量作为科技创新的产出指标，如表2所示。

表3和表4分别给出了高等学校和政府研究与开发机构两类部门的相对创新绩效，该国际比较基于2014年的数据。结果与图3中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中国两类部门的创新绩效（根据综合效率排序）都高于俄罗斯、土耳其和南非三国，但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各国创新绩效差别很大，韩国的高等学校综合创新绩效最高，瑞士的政府研究与开发机构综合创新绩效最高，俄罗斯两类部门的综合创新绩效均最差。[1]总体来看，我国财政R&D经费主要流向的两类公共部门的创新绩效还有待提高，在数量上追赶发达国家的同时，还要实现质量和效率的赶超。此外，这个绩效评价结果也反映出我国高等学校和政府研究与开发机构的研究成果缺乏产业转化，未能充分形成发明专利并应用到生产活动中去。[2]

表3 ：高等学校部门相对创新绩效的国际比较

表4： 政府研究与开发部门相对创新绩效的国际比较

数据来源：原始数据来源于OECD数据库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库。

三、从逻辑推理式创新进化为直觉式创新

中国人习惯的创新模式主要是逻辑推理式创新。逻辑推理式创新是通过设置计划的创新目标，运用已有的知识经验，理性分析现实问题症结，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在具体的创新管理实践中，比较习惯以政府行政各部门为主体规划创新项目，以行政分配资金的方式组织申报，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项目，研究成果由行政部门组织专家进行验收。实际上在创新过程中，当创新的目的能够清晰规划，并能够制定解决问题的具体步骤时，已经不是原始型创新的主导行为方式了。我国财政科技投入有明显的逻辑推理式导向，这是“官办”机构创新效率不高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一）直觉式创新：原始型创新的起点

原始型创新的主导行为方式是直觉式创新。直觉式创新是由个人的天赋本能和兴趣爱好形成持久的探索激情，在已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形成非凡的未来想象和超常的创意灵感，转化为产品或服务，创造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甚至变革当今世界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直觉式创新牵引下，经过对话解释式创新、逻辑推理式创新、扩散推广式创新才能构成原始型创新的有机系统和动态流程。

直觉式创新通过兴趣爱好形成创新起点，逻辑推理式创新是在兴趣爱好的反复试验基础上确立计划项目；直觉式创新的目标是通过预测想象创意未来，逻辑推理式创新的目标是解决已知问题；直觉式创新通过顿悟越入新质，逻辑推理式创新则负责顿悟前的量的积累。直觉式创新主导原始颠覆型创新的发动和突破，逻辑推理式创新负责创新阶段的推进。如果没有直觉式创新的主导，仅靠逻辑推理式创新，只能达到模仿型创新的层面；只有以直觉式创新为主导，将逻辑推理式创新附着于直觉式创新过程中，才能达到原始型创新的高度。由于缺乏对直觉式创新的认可，目前中国的创新经济管理往往把计划项目的资金配置作为主要任务，而把对人们的兴趣爱好的尊重保护当作可有可无的事情，甚至在管理过程中存在着比较显著的制度抑制惯性。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提出建立创新型国家以来，虽然国家创新能力有了很大提升，但基本上处于引进模仿型创新阶段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因此，中国从模仿型创新阶段演进为原始型创新阶段，必须从逻辑推理式创新主导改为直觉式创新主导。

直觉式创新目的在于新质的创造，[3]在于一种解决问题方法的发现和新意象、新设计的产生。从这个角度出发，一切直觉思维如想象、灵感、顿悟、预见、突发奇想等主体“狂迷”现象和“发现”、“获得”的特征是一致的，都表现为：长期寻找过程的点滴积蓄，发现时刻的偶然和突发，同时伴随主体强烈的精神“通畅”、喜悦甚至癫狂。直觉思维划分为闪现阶段和突发阶段，决定了直觉式创新的两个过程：直觉灵感的闪现和直觉创意的突发。闪现阶段形成对问题连贯性的一种内隐知觉。这种内隐知觉的形成开始在认识和解决问题显现，并通过隐秘的积累自我激活扩散，并被逻辑思维帮助强化。闪现往往在幼儿阶段和青少年阶段。突发阶段就是隐秘积累过程整合有关问题的信息，形成有关问题连贯性的有意识表征，并在此基础上，预见事物发展的未来和创造改变事物的灵感。这一过程常常在多种线索激活水平累计超过意识阈限到一种突然、顿悟式节点。

直觉式创新方法的特征是凭借直觉思维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甚至是猜测预见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因此具有整体性预见性特征，它是综合的而不是分析的，它侧重于从总体上把握认识对象而不拘泥于某个具体细节，洞见事物发展的未来。在科学创造活动中，对研究对象进行整体把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知识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某一具有创新性的理论或思想时，不可能对未来的新理论的细枝末叶考虑得非常清楚，也不可能对日后的实验验证或逻辑论证设想得很周到，所以在创新的开始阶段只能对事物进行整体把握并高瞻远瞩。

直觉式创新过程一定是突破思维定势的创新，对事物产生崭新的认识过程。在产生崭新的认识过程中，认识主体的思维定势妨碍着人们对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把握。思维定势包括权威定势、习惯定势、从众定势、书本定势等。创新者突破传统、打破定势、另辟蹊径的思维模式有利于人们模糊估量研究前景，大胆提出假说和猜想。在面临一个课题或解决一道难题时，人们往往先对其结果作大致的估量与猜测，然后再对这个结果进行实验验证或逻辑论证，这就是直觉思维中的模糊估量法。[4]

直觉式创新奠定原始型创新的基本流程：原始型创新一定是从直觉式创新开始，直觉式创新虽然是原始型创新的第一和关键的阶段，还是需要其他的阶段进行接续，直觉式创新——解释式创新——逻辑推理式创新——扩散式创新，是原始型创新四个必经的阶段。

（二）解释式创新

原始型创新的第二阶段是解释式创新。由于直觉式创新阶段的灵感创意的预测性和模糊性特征，需要有一个解释的阶段才能具体化、明确化。解释式创新就是把直觉创意在讨论对话中、在辩论质疑中、在唇枪舌剑中、在沟通对话中、在妥协包容中解释，清晰、完善、提升、修正，成为可以进行逻辑推理式创新的具体项目或具体产品。直觉式创新只有经过解释式创新，才能进入具体可操作的逻辑推理式创新，最后成为具体的服务和产品的推广扩散式创新。解释式创新将依附于个体身上的潜在的原始创意社会化，明确化，成为创新型群体可以感知、认可和操作的目标或服务。

在解释式创新中，思想的自由度和表达的自由度决定了解释式创新接续直觉式创新的质量。解释式创新不是进行思想或创意的统一，恰恰相反，解释式创新是使歧义作为创新的发动机。[5]解释式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直觉式创新。事实上，无论是启动新的设计，创造新的风格，把握时尚趋势或者是识别和理清问题使得求解成为可能，都是通过具有不同背景和观点的人之间的对话来实现。对话中的歧义正是创意的源泉，如果对话很快结束，这些创意的源泉也就干涸了。由于对话关注于特定的对象和实践行为，并且是在探索相同事物的不同视角，这些参与者所从事的是解释性活动。

解释性对话是一个开放式过程，持续进行，或许有起点但没有真正的终点。与从事解决问题的人员不同。从直觉式创新到解释式创新，参与对话的人在一开始对话时可能并不了解他们要谈的内容，即使有一定了解，谈话的实际内容也可能与最初的设想相去甚远。所以有时候，对话完全无法进行下去。只有通过不断的交谈，参与者才能逐步增进了解，消除误解，进而产生新的发现和新的见解。从这个角度来说，歧义是产生创意的重要来源。正因为有歧义，才有必要进行对话，解释式创新的内在奥秘在于，对话的目的不是为了交换众所周知的信息，而是共同探索歧义包含的能够带来新的创意的潜在新信息。

（三）推理式创新

原始型创新的第三阶段是推理式创新。推理式创新的特点是进行逻辑分析，将解释式创新中获得的设计具体化、明确化、可操作化,逻辑推理式创新的典型形式是TRIZ 方法。TRIZ问题求解的模式如图5。

图5：TRIZ问题求解模式

资料来源：聂惠娟，袁峰.创新技法与TRIZ的应用研究，机械设计与制造，2007年第10期.

经过抽象化将一般问题转化为TRIZ标准问题,利用TRIZ 工具得到标准解,进而通过具体化确定问题的特解,它是一个向理想解步步逼近的过程。其中,问题的抽象化是TRIZ 解决问题的一个难点,而这就是逻辑推理式创新的任务。TRIZ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许多的标准解,归纳了逻辑推理过程的多种分析工具。

（四）扩散式创新

扩散式创新是原始型创新的第四个阶段。经过直觉式创新、解释式创新和推理式创新，原始型创新的产品或服务已经成型——或者是生产出产品，或者是产生新的服务模式。如何将已经成型的产品或服务进行推广，这就需要扩散式创新。

在原始型创新过程中的扩散式创新环节，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使创新者获得创新的收益，更让全社会分享创新的文明成果，首先是将原始型创新的产品或服务扩散——这是物质层面的扩散；在物质层面的扩散背后，是利益价值链的扩散——当原始创新者通过产品和服务的推广获得满意的利益时，也给消费者带来了需求的满足。在利益的扩散背后，也包含着文明的扩散，每一次原始型创新产品或服务的扩散，不仅是人们的消费模式的改变，消费质量的提升，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继而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的管理方式，经济价值提升的同时是人类文明的进步。

扩散式创新的方法当然需要依靠先进的技术，在现代信息技术和现代传播机制环境中，扩散式创新的技术渠道多元化，比如物联网、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将成为扩散式创新的新型技术手段。但是扩散式创新更关键的不是技术层面的创新，而是需要在技术层面基础上的市场营销模式的创新，媒体广告宣传的创新、社会传播渠道的创新、同行竞争与合作方式的创新、经济与社会组织的创新等。也就是说从事扩散式创新的人力资本更多地需要在市场模式、人际关系模式、社交模式、组织模式甚至心理模式方面的创新。

四、原始型创新流程与知识分布

原始型创新之所以从直觉式创新开始，而不是从逻辑推理式创新开始，原因在于人类知识分布的复杂性。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具有其他人力资本所没有的特有知识——超常型默示知识，正是超常型默示知识，构成了直觉式创新生生不息的源泉。只有开掘这一源泉，才能生成中国的原始创新能力。

我们可以把经济发展中的知识分成两大类，明示知识和默示知识。然后再分别将明示知识和默示知识分为两个子类别。

明示知识是可以用语言和文字系统表达的知识，分为常规型明示知识和超常型明示知识。常规型明示知识是在前人提出的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概述的知识，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教科书；超常型明示知识就是在大多数人还普遍处在未知状态下首次提出的知识，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纳什的博弈论。

默示知识是不能够用语言和文字系统表达，通过个人的经验、技能、手艺、兴趣、爱好、天赋、灵感、激情，发散性表达的知识。默示知识涉及那些只有个别人才掌握的知识， Polanyi的一个著名谚语这样说道：“我们知道的远比我们能够表达的多”。这些知识很难向组织中的其它人传授，从而很难共享。默示知识可以分为常规型默示知识和超常型默示知识。常规型默示知识是一般人身上具有的特殊的技能、手艺和经验。比如说会修车。超常型默示知识是指具有经济和社会开创性价值的特殊天赋、灵感、兴趣、爱好和激情。比如说发明家。

表5：各类知识的定义与举例

创新经济的发展当然需要超常型知识，既需要超常型的默示知识也需要超常型明示知识，但是更需要超常型的默示知识，因为超常型默示知识的增值性更强。在原始型创新中，超常型明示知识无疑是重要的，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理论。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当超常型明示知识成型的前一阶段，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凭借个性特征、兴趣爱好、梦想激情、灵感创意蕴含的超常型默示知识进行的艰苦探索，所以超常型默示知识存在于超常型明示知识在原始型创新中起作用。或者说超常型默示知识是原始型创新的发动机，而超常型明示知识则是原始型创新的成果和外在表现。从时间序列的动态角度看，超常型默示知识处在超常型明示知识之前，超常型默示知识通过一定时间的积累，可以生成为超常型明示知识，然后又有新的超常型默示知识产生；超常型明示知识和超常型默示知识各自相对独立存在，既有一个互相补充的关系，也有一个互相转化的关系。但是超常型默示知识总是领先于超常型明示知识。

我们从超常型默示知识往往存在于超常型明示知识之前的时间特征可以断定，年轻人中存在着大量的超常型默示知识，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不能从理论上系统地表达自己的知识，但是却能够凭借激情和天赋进行创业。年轻人可能在明示知识的拥有上比不上中老年人，甚至在常规知识上也不如中老年人，但是在默示知识的拥有上，尤其是超常型默示知识的拥有上比中老年人更有优势，在中老年人的明示知识辅佐下，年轻人的超常型默示知识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这就是人类知识分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我们对于这种知识分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了解才刚刚开始。

五、从常规型知识管理到超常型知识的治理

设定超常型默示知识的主要拥有者是年轻人，对于年轻人创业的激励实际上是对于超常型默示知识运用的激励，中国正经历从改良型创新经济阶段向原始型创新经济阶段的转型，尤其需要建立超常型默示知识的管理制度系统。

（一）转变以常规型知识为主导的知识认知模式，确立以超常型默示知识为主导的知识认知模式，建立有利于年轻人创新创业的科学的知识理念系统

什么样的知识算是知识？对中国的精英和大众来说实际上并没有认识清楚。从中国人目前的行为方式判断，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知识概念内容主要是常规型知识，原本是最重要的知识内容的超常型知识尤其是超常型默示知识往往被忽视。比如，就知识内涵而言，总是注重能够用语言和文字表达的知识，为什么？没有文字和语言表达的知识被认为没有评判标准，靠不住；就知识外延而言，对既定的规制的尊重往往超过对新生事物的认可，为什么？因为既定的规制往往已经被大家遵守，成为常规型知识，而新生事物则是未被大众认可的新知识；就知识主体而言，相信老年人超过相信年轻人，为什么？因为老年人的知识一般是可以用语言和文字系统表达的明示知识，而年轻人的知识还不能系统地用语言和文字表达；就知识的载体而言，集体的知识往往凌驾于个体的知识之上，为什么？因为集体的知识是集体内每个成员的共享知识，而共享知识往往是常规型明示知识，个体知识往往是个人独有，个人独有的知识不是超常型默示知识，就是常规型默示知识，集体很难分享；就知识的生产方式而言，引经据典往往比超前探索更顺利，为什么？因为可以引经据典的知识一般已经是前人创造的超常型知识，被今人广泛学习后成为常规型的知识，超前探索的知识往往是今人还没有创造的潜在的超常型知识。

中国千百年来的历史文化传统潜移默化的知识认知模式，已经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超常型知识的存在。所以，中国原始创新力建设的第一步是建立以超常型默示知识为主导的新的知识认知模式。

（二）以新的知识认知模式指导教育改革，把培育青少年的超常型默示知识作为教育的首要任务

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不能只靠通过海外人才引进解决，从根本上说需要中国自己的教育系统培养，所以教育体制改革迫在眉睫。根据超常型默示知识培育和应用的规律，在常规型知识的教育基础上，将培育学生的超常型默示知识作为教学的目标和重点。探索超常型知识培育和应用的规律，围绕青少年创新的知识和能力的培养目标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在学习书本知识的基础上，持续培养学生的观察思考能力、分析批判能力、想象开拓能力、创意试错能力、实验操作能力、排困解难能力、协同合作能力、组织规划能力。大大压缩对常规型知识的教学和考核，探索对天赋、特长、兴趣、爱好、灵感、激情、梦想、创意培育的教学和考核方法，从常规型知识的教学与考核为主转向超常型知识的教学考核为主。围绕新的教学内容，教学目的、教学方法、教学评估展开全面改革，使中国教育适应原始创新型国家能力建设的需要。

（三）进行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的制度建设，深化行政等级为特征的人事制度的改革

自上而下的行政等级为特征的人事管理制度反映出旧的知识管理模式的弊端——根据常规型知识的特点将人事管理集权化、统一化、等级化。集权化容易使权力拥有者自己的个体知识存量作为知识管理的标准，导致权力拥有者的权力自私和知识自负；统一化容易使常规型知识在行政等级的管理系统中成为主流，而超常型知识则被边缘化；等级化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指令，强调管理的规范和稳定，对超常的知识有一种天生的厌恶和抑制。

从被管理者的行为方式看，为了在等级体制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体制内个人不得已把自己的知识存量和增量调整为符合常规型知识的预设框架，那些不在领导视线之内的超常型知识，尤其是超常型默示知识就可能被压抑和消减，自生自灭。即便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等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现并容忍超常型默示知识，也由于其层层叠叠的等级决策结构，而使超常型默示知识的认可过程变得滞后和僵化。由于年轻人的超常型默示知识是无法用语言和文字系统表达的隐形知识，所以，让所有年轻人在一个开放自由的环境放开手脚想事做事，维系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局面，通过能力本位的竞争，让拥有超常型默示知识的年轻人不需要关系、背景就能脱颖而出是制度设计的第一环节；对年轻人失败采取宽容的态度，把年轻人的失败后再创业看成是年轻人超常型默示知识的认识和评价过程，建立失败后的继续创业的扶持机制。管理者不能替代年轻人自己去挖掘自己的知识，只能是诱导他们自我发现，放开草根创新；管理者需要有系统的激励年轻人创新失败后的再创业；超常型默示知识的产生和应用是动态竞争的，但又是脆弱稚嫩的，需要管理者维护一个公开、公平的竞争机制。

能够从事直觉式创新阶段的人力资本群体尤其需要人事制度的珍惜与包容。直觉式创新的人力资本特点是想象能力、预见能力、开拓能力、无中生有的能力相比较其他创新的人力资本更强，能够引领其他类型人力资本的后续创新。从发起原始创新到最后产生原始创新的成果整个原始创新过程，这部分人的思想理念、行为习惯、运作模式天然构成原始创新的主导线。如果没有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主导，创新只能停留在引进模仿层面，很难提升，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对其他类型的人力资本起主导作用。需要认识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在原始创新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1.原始创新的启动作用。

原始创新源于原始创意，原始创意启动原始创新。原始创意源之于直觉想象能力。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具有直觉未来的灵商，直觉本质的悟商。其最大特点是发挥自己独特的超前超常想象力，提出新的创意，力排众议，在现在显性的“无”中看到潜在的未来的“有”，推进未来的无中生有。

2.原始创新的试错作用。

原始创意是发散的、模糊的、粗糙的、稚嫩的。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凭借自己的兴趣爱好，激情执着于反复实验试错的过程，把原始创意逐步变成为相对清晰明确的、可规划操作的创新目标。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具有高瞻远瞩的志商，持之以恒的意商，是专门愿意从事试错工作的人力资本，而试错是让原始创意逐步清晰、逐步成熟的唯一途径。

3.原始创新的冒险作用。

试错是有成本投入，有失败的风险的，也许失败不是一次两次，而是成千上百次。即便经历了失败，也不意味着原始创新一定会成功，一般人力资本不能承受此类失败，而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基本上是高风险承担者，具有触底反弹的逆商，虽然遇到失败会痛苦、会犹豫，但是最终能够承受原始创新过程中的各种挫折，矢志不渝。

4.原始创新的解释作用。

直觉式创新虽然是原始创新的第一和关键的阶段，还是需要其他的阶段进行接续，直觉式创新——解释式创新——逻辑推理式创新——扩散式创新，是原始创新四个必经的阶段。在这四个必经阶段中，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大多处于直觉式创新阶段，与后续创新型人力资本之间的衔接通过解释式创新阶段进行，解释式创新就是把直觉创意在讨论对话中、在辩论质疑中、在妥协包容中解释，清晰、完善、提升、修正，成为可以进行逻辑推理式创新的具体项目或具体产品。直觉式创新只有经过解释式创新，才能进入具体可操作的逻辑推理式创新，最后成为具体的服务和产品的推广扩散式创新。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与后续创新的人力资本，以及一般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的初始建立和健康发展依赖于解释式创新。

5.原始创新的主导作用。

因为原始创新的初始阶段是直觉式创新，要经过解释式创新、逻辑推理式创新、扩散式创新各阶段，能够从事直觉式创新阶段的人力资本群体特点是想象能力、预见能力、开拓能力、无中生有的能力相比较其他创新的人力资本更强，能够引领其他类型人力资本的后续创新。从发起原始创新到最后产生原始创新的成果整个原始创新过程，这部分人的思想理念、行为习惯、运作模式天然构成原始创新的主导线。如果没有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的主导，创新只能停留在引进模仿层面，很难提升，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对其他类型的人力资本起主导作用。

知识人事制度的重要特点是超常型明示知识与超常型默示知识之间的循环关系的建立。激励年轻人的超常型默示知识，不是政府运用行政力量事无巨细地去操作，也不是政府设计一个工程去分配资源。而是要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具有的超常型明示知识对年轻人的指导和识别功能，让专家学者充当培育年轻人的主角。各个学科、行业、领域内的专家学者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表明专家学者在充分掌握常规型明示知识的基础上具有本专业的超常型明示知识，专家学者的超常型明示知识对于处在萌芽期的超常型默示知识有鉴别、发现、培育、引导、扶持、保障的巨大功能。让专家学者成为年轻人超常型默示知识的发现者、培养者、资源配置者是知识人事制度的运行特点。

（四）构建新的知识管理的组织结构

拥有超常型默示知识的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合作通过各种私缘关系起步：爱好之间的趣缘、灵感之间的心缘、目标之间的志缘、性格之间的气缘、精神信念的神缘、亲人之间的血缘、朋友之间的情缘、同乡之间的地缘、同学同事之间的业缘、个人利益的物缘等。自治型合作是直觉式创新的人力资本的结合方式。超常型默示知识的主体是年轻人，知识主体结合的依据是超常型默示知识拥有者之间的互相欣赏和吸引。他们之间的结合一定是在互相欣赏和吸引基础上的横向合作。横向合作的自组织可以与纵向管理的正式组织并存，激活组织的活力。如自组织的小企业、自组织的小银行、自组织的风险投资、自组织的科研团队、自组织的教学团队、自组织的中介服务、自组织的评估机构、自组织的社区管理、自组织的学校管理、自组织的实验室管理、自组织的诚信管理、自组织的协会、商会、公共交流平台等。社会组织结构呈现横向合作架构而不是纵向等级架构。即便在等级结构中，也需要开辟自治空间，比如科研共同体，教授治校等；需要创新鼓励社会自治组织成长的法律法规，允许年轻人在自组织的基础上应用自己的知识进行创新，不受传统层级组织结构的束缚，实行弹性组织结构制；由于超常型默示知识具有专用性依存性特点，创新的组织结构必须为超常型默示知识拥有者的人力资本结合提供载体。从原始型创新的时间流程看创新组织，在科技研发的环节，是便于原始型科研开发的学术团队、学术共同体，学术共同体或学术团队都是自发的、变动的。在技术创新环节，是便于创新的小型企业。在创新成果转化的环节，是围绕创新所需的市场中介。在创新服务的环节，是为创新服务的社会团队，所谓产学研用之间关系就是这样逐步发展起来的。在私缘关系基础上建立的社会微观自组织有可能在职业关系、行业关系、阶层关系、权利关系、地区关系层面上形成社会中观自组织，在年轻人自由组合基础上的自下而上的中观自组织。

微观创新自组织和中观创新自组织构成创新的社会组织系统，将从事创新的社会组织与国家组织进行对接。国家组织是在社会自治组织基础上建立的，超常型默示知识与超常型明示知识在社会自治组织的环境中生长应用。确定国家组织权利根源于社会的授权，限制国家组织对创新的干预和高成本资源配置方式。培育国家组织对社会创新的敬畏心态；不干预社会创新，跟进社会创新，对社会创新自治组织的跟进-创新知识的跟进，微观、中观引领宏观，宏观组织需要意识到被微观引领阶段的存在，接受微观和中观创新组织的调控；创新知识和创新组织是超常规的，超常规会对常规带来一定的不稳定性和破坏性，但是这种破坏是建设性破坏，国家组织依靠社会组织的活力保持活力，在社会创新组织的需要重确立国家组织的创新职能。保持国家组织创新职能，，让超常型明示知识拥有者在竞争中脱颖而出。[6]

（五）创新超常型默示知识的复合产权制度

超常型默示知识具有高创造性、高价值性特点，但是不能用语言和文字系统表达的特点使产权保护比较困难。为原始型创新服务的知识产权制度在激励保护各种知识的同时，尤其需要重视保护超常型知识：对超常型默示知识的产权保护制度内容核心是对年轻人天赋、灵感、兴趣、爱好、激情、探索、想象、创意的产权保护。我们现在对于年轻人天赋、灵感、兴趣、爱好、激情、探索、想象、创意的保护是从管理方法层面进行的，而这恰恰是目前的知识产权制度的缺陷，应该把方法层面的管理上升到权利层面的保护。对于年轻人超常型默示知识的保护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于年轻人人格特征的保护：年轻人的天赋权、灵感权、兴趣权、爱好权、激情权、探索权、想象权、创意权的权利的正当性、合法性、主导性、可操作性的保护，以我之见，正当产业结构转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之际，这种保护比招商引资重要得多。

对于超常型明示知识，主要是对科学家、教育家、学者、企业家专利、著作权、品牌的产权保护。不仅是从国家层面一般性地用专利、著作权、品牌等成果型产权制度来保护，而且对于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价值的认可，系统地贯穿到整个原始型创新过程的制度建设中，在创新型默示知识管理中需要确立复合型产权制度：一是从国家层面——对于超常型默示知识通过实践转变为超常型明示知识后，用专利、著作权、品牌等显性产权制度来保护，但是这只是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二是从企业层面——当超常型默示知识拥有者将企业创建成功后，企业内部需要有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保护，在企业股权比例上，期权价格上、年薪上、决策权利上体现超常型默示知识的价值，保障超常型默示知识对企业的控制。这是企业制度上的线性产权保护。三是隐性产权保护，所谓隐形产权保护制度是显性制度背后的文化层面上的产权保护——国家给与实践中的超常型默示知识的探索的认可与保护。创业自由、平等竞争、协商讨论、个性表达、包容失败、表达宽松、异见宽容、人事宽厚的文化环境都可以归结为隐形产权制度。不是要用明确的契约文字保护，而是用氛围、用文化、用社会精神心态保护。全社会对创新创业的认可、对个性、激情、兴趣爱好、灵感创意、开拓探索的尊重和支持。

从超常型默示隐形制度建设层面上的知识保护，是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制度建设中的软制度建设，按照宪法赋予的权利，给与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想象的自由、创意的自由、批评的自由、创业的自由、组合的自由、交易的自由。允许超常型知识拥有者个性表达、平等竞争、协商讨论、试错实验、创造表达宽松、批评宽容、试错宽厚、人事包容的文化环境。不是简单地用明确的契约文字保护，而是用氛围、用文化、用社会精神心态保护，形成全社会对创新创业的尊敬感和荣誉感。国家层面的保护不仅是在专利、著作、品牌形成后的制度规范，更是在专利、著作、品牌形成之前的超常型知识的隐形的文化层面的激励与保护，比如对年轻人的兴趣、爱好、灵感、激情、梦想、创意权利的隐形的软保护，这种保护可能比显性保护和硬保护更重要。

对超常型默示知识拥有者的权利着眼于在超常型默示知识的超常应用的自由度上。其权利结构是：爱好权、创意权、探险权、合作权、信用权、失败权、反思权、期利权、享誉权。

对超常型明示知识拥有者的权利侧重在知识传播的自由度上：超常型明示知识拥有者是专家学者，主体是知识分子。无论他们是对年轻人超常型默示知识实践的总结，还是他们自身理论研究的总结，都已经是用文字和语言系统表达的知识。这种知识能够将创新者与普通大众相连接，特别是实现超常型默示知识对社会常规型知识的引领，将社会结成一张创新网。专家学者的权利结构是：思想权、表达权、质疑权、批判权、自治权、对话权、协商权、决策权、传播权、引导权。

对常规型知识拥有者的权利侧重在常规型知识应用的平等机会上，愿赌服输：创业权、竞争权、交易权、组织权、保障权、财产权。

 

（六）推进超常型默示知识的自治型评价

自治型评价是直觉式创新过程中的优胜劣汰机制，指市场与社会存在的公平竞争机制，使社会有原始型创新潜能的人力资本具有可持续创新的内在压力和外在动力。通过此起彼伏的直觉式创新自发行为产生可持续的原始型创新波峰。自治型评价可以是市场竞争的评价，也可以使社会同行的专业评价，也可以是社会第三方的公共评价，一定不是靠行政等级组织的行政评价。对胜者而言是自治型超越，对败者而言是自治型退出。原始型创新领军人物和原始型创新领军企业的替代超越不是依靠行政计划，而是依靠市场和社会公平竞争进行的。胜者的自治型超越根源于超常型默示知识的动态性和阶段性特征，当一段时间内的超常型默示知识经过发展成为了超常型明示知识甚至成为常规型明示知识后，其阶段性功能开始下降，更具有潜在经济与社会价值的直觉式创新者赶超前辈创新者，从边缘升为主流引领创新潮流，此起彼伏的动态性超越恰恰是自治型评价的常态，不变的是变。否则社会的科技进步放缓，产业结构提升受阻，经济发展会缺少动力和活力。自治型退出也是市场和社会公平竞争的结果，而不是行政评价的结果，在直觉式创新中，一旦超常型默示知识缺乏，只是拥有常规型知识的人力资本在公平竞争中落伍，就有可能要退出原始型创新的前沿，关键是经济与社会评价的公平性。退出不等于完全的失败，可能是进入下一次直觉式创新的准备和积累阶段，自治型创新治理承认并推动超常型默示知识之间在空间状态和时间序列上的动态竞争，鼓励幼苗时期的超常型默示知识成长，引领新的时代潮流。

我国经济正在进入新常态，明显存在着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制度潜力和改革红利。只要我们及早重视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的制度建设，培育越来越多的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用越来越完善的制度激励原始创新型人力资本从事原始创新，我们就可以极大地缩短我国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实现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1]卢森堡等小国的纯技术效率很高，但投入规模过小降低了其规模效率，导致其综合效率并不突出。

[2]以PCT专利申请数量作为产出衡量标准更加注重应用研究和实验开发，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基础研究，这是本文绩效评价的一个缺陷。

[3]王洪胜.直觉思维在科研工作中的重要作用，魅力中国，2009年第34期

[4]陈爱华.论直觉思维的生成及其作用，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5]理查德·莱斯特，迈克尔·皮奥雷.破译创新的前端-构建创新的解释型维度（中译本），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P43-90.

[6]徐冠华.科技创新与创新文化，中国基础科学，2003年第6期.

作者简介：

方竹兰，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斯坦福大学、英国苏塞克斯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大学法治与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技术创新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关村天成创新研究中心理事长、上海电视新闻中心特邀专家、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学会理事等。

于畅，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参考文献：

[1]方竹兰.论硅谷的超常型默示知识管理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1:41-49.

[2]陈劲.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的学习模式[J].科研管理,1994,02:32-34+31.

[3]杨德林,陈春宝.模仿创新自主创新与高技术企业成长[J].中国软科学,1997,08:105-110.

[4]周寄中,张黎,汤超颖.关于自主创新与知识产权之间的联动[J].管理评论,2005,11:43-47+66.

[5]杨水旸.自主创新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模式探讨[J].工业技术经济,2005,07:2-4.

[6]罗赳赳,田新民,康力.企业自主创新模式研究与选择[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7,05:104-107.

[7]聂惠娟,袁峰.创新技法与TRIZ的应用研究[J].机械设计与制造,2007,10:218-219.

[8]徐冠华.推动原始性创新培养创新型人才[J].中国基础科学,2001,02:5-11.

[9]王洪胜.直觉思维在科研工作中的重要作用[J].魅力中国,2009,34:229.

[10]陈爱华.论直觉思维的生成及其作用[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3:87-91.

[11]徐冠华.科技创新与创新文化——在香山科学会议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J].中国基础科学,2003,06:7-9.

[12]理查德·莱斯特，迈克尔·皮奥雷.破译创新的前端——构建创新的解释型维度（中译本）[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P43-90.

[13]克里斯·弗里曼，阿克·苏特.工业创新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P5-42.

[14]OECD. The Measure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Activities. Paris,PartⅡ, 1981.

[15]Rosenberg, N. (1982). Inside the black box. CambridgeBooks, volume 29(16), 192-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