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相结合的“三角测量法”——国际研究回顾与综述

“Triangulation”一词源于中古拉丁语的“triangulare”，原意是“做三角”。在航海和土地测量等领域，它指的是一种以三角形原理为基础的测量及定位方法，在国内一般被译为“三角测量”。在这一概念被引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讨论之后（详见下文），它的涵义逐渐发生了改变。在量的研究领域，“Triangulation”被用来表示采用不同的测量方法来测量同一研究对象，以检验测量工具的效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参照国内有关学者（如陈向明）选用“相关检测法”这一译法。但是，在这一概念被引入质的研究领域之后，把“Triangulation”继续视为是效度检测方法的观点受到了很多质的研究者的批评（详见本文第三节）。比如，德国学者傅利科（U. Flick）认为，在质的研究领域，“Triangulation”不再适合作为检验效度的工具，其更主要的作用在于通过采用多元的研究手段来拓宽研究者的观察视野，提高研究与分析的广度，深度以及维度。这样一来，三角测量法便不再只是一种辅助性的研究工具，而被视为是一种新型的多元研究策略。

鉴于“Triangulation”一词在其涵义上的这一发展，笔者视具体语境的需要，在文中分别采用了“多元结合”及“多元结合法”的译法，希望以此摆脱“三角测量”一词所带有的强烈的工具性语义色彩，突出其作为多元方法研究策略的涵义，以更贴切地表达它目前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含义。考虑到突然使用全新的概念可能会妨碍学界的交流，所以本文在以下作为概念上的过渡采用了两者并用的表述方式。“Triangulation”这一从“三角测量”到“相关检测法”再到“多元结合（法）”的译法演变同时也是三角测量法这一研究方案本身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不断发展的写照。这一点将在下面的分析中得到进一步的说明。

1959年，美国心理学家坎贝尔（D. Campbell）和费思科（D. Fiske）在《用多元特质—多元方法矩阵来做趋同性和区别性效度检验》一文里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三角测量法作为效度检测方法的思想。在这篇在国际范围内被广泛引用的文章里，坎贝尔和费思科指出，测量工具会在某种程度上“塑造”它的测量对象，从而影响测量的结果，造成测量的效度问题。要检验测量的效度，即检验测量工具在多大的程度上测量了它所应当测量的研究对象的特质，就需要找到一种有效的方法来确定和区分同时存在于测量结果中的测量工具的“干扰性”因素和它本应测量的研究对象的特质。

坎贝尔和费思科所提出的检验方法即是目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著名的“多元特质—多元方法矩阵”（Multitrait-Multimethod Matrix），即：用多种不同的测量方法（multimethod）来分别测量研究对象的多种不同的特质（multitrait）。然后在所得到的测量结果之间建立相关系数矩阵，并通过矩阵中的相关系数来判断测量的效度。

具体来看，这一多元特质—多元方法矩阵含有四类不同的相关系数区域，分别帮助研究者做出不同的效度判断：

（Monotrait-monomethod）

指的是用同一方法分两次测量同一种特质，若两次测量的结果之间，具有很高的相关性，可视为是测量信度的证明。

（Monotrait-heteromethod）

指的是用不同的方法来测量同一个特质，若两个测量的结果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可视为是“趋同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的证明。

（Heterotrait-monomethod）

指的是用相同的方法来测量不同的特质，若两个测量的结果之间，具有较低的相关性，可视为是“区别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的证明。

（Heterotrait-heteromethod）

指的是用不同的方法来测量不同的特质。从理论上来说，在这两种测量的结果之间，应该具有最低的甚至是零相关性。假如该区的相关系数值很高，那就说明测量具有严重的效度问题。

从这一分析中不难看出，坎贝尔和费思科所提出的多元方法测量方案在检验测量效度方面的优势是单一测量方法所不可比拟的。因此，为了更好地检验研究的效度，他们大力推荐在研究中采用三角测量法（多元结合法）。

1966年，维伯（E. Webb）及同事在其《非反应性测量》一书中接受了上述思想，认为测量工具和测量过程会影响测量的结果，造成测量的效度问题。因此，他们主张用不同的、互相独立的测量方法来测量研究对象，并尽可能用不同的收集数据的方法来收集研究所需的资料。他们指出，如果一个研究假设可以经受的住一系列互补性测量方法的检验，那么研究者就可以更加确信他们研究的效度。倘若研究者想要取得“最令人信服的证据”，那就需要在研究中采用三角测量法（多元结合法）。

这一首先发生在量的研究领域的讨论，在1970年被从事质性研究的著名学者邓辛（N. Denzin）引入了质的研究领域。

邓辛指出，三角测量法（多元结合法）有四种不同的形式，包括研究资料、研究者、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多元结合。在他此后的著作中，邓辛对三角测量法（多元结合法）的这四种形式又做出了进一步的系统阐述。

具体来看：

（Data Triangulation）

指结合使用来自不同渠道，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和调查对象处所收集的资料。这类似于“扎根理论”的奠基者格拉泽（B. Glaser）和斯特劳斯（A. Strauss）所提出的“理论抽样”。两者都强调要有目的地在不同时间、地点和调查对象处收集尽可能丰富的研究资料。因此，邓辛认为，“理论抽样”可以被视为是研究资料多元结合的一个典范。

（Investigator Triangulation）

指结合使用多个研究者（如观察者）来观察和分析同一个或同一组研究对象。邓辛认为，使用多个研究人员，可以避免单个研究者对研究的单方面观察和理解，从而保证研究取得更高的信度。

（Theory Triangulation）

指从不同的研究假设，观察角度和分析理论出发来观察和解释所研究的社会现象。邓辛建议可采用以下6个步骤来结合多元的研究理论：第一步，收集各种有可能用来解释所研究现象的理论（如互动主义，现象学，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等等）；第二步，开始自己的实证调查，收集所需的数据和资料；第三步，将上述相关理论用来解释调查资料；第四步，将不能用来解释所获得资料的研究理论筛选出去；第五步，将能用来解释所获得资料的各种理论组成一个解释理论框架；第六步，针对所研究和解释的现象，将上述解释理论框架融合为一个系统性解释理论。

（Methodological Triangulation）

指结合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这里又可以分为两种子类型：

（1）方法内的结合（Within-Method Triangulation）：这一方法结合主要适用于多维度（multidimensional）的研究对象。指采用同一类研究方法的不同测量量度来测量同一个问题，比如同一个调查问卷中采用不同的测量量度（scales）。不过，邓辛认为，使用同一种方法的不同测量方案并不能有效地避免单一方法本身固有的缺陷。因而，他更主张采用方法间的结合。

（2）方法间的结合（Between-Method, or Across-Method Triangulation）：指结合不同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同一个问题。这种方法间的结合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形式。从邓辛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它既包括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在其研究范式之内的方法结合，如质性研究领域的参与式观察和访谈相结合。也包括质的研究方法和量的研究方法跨研究范式的相互结合，例如开放式访谈和标准化调查问卷相结合。邓辛认为，每种单一的研究方法都有其特定的优点和缺点，结合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可以均衡它们之间的优缺点。

邓辛在最初提出三角测量法（多元结合法）时，强调的是它作为效度检验方法的功能。这一点，在他对三角测量法（多元结合法）的下述陈述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总而言之，三角测量（多元结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可以通过以一个方法来对抗另一种方法以取得研究结果的效度最大化”。

邓辛对三角测量法（多元结合法）的论述，在质的研究领域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同时也受到了一些质性研究者的批评。对邓辛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他对三角测量法（多元结合法）作用的理解，即把三角测量法（多元结合法）视为检测效度的方法。批评者认为，邓辛这一理解的出发点是，研究客体是一个独立于研究者和研究方法之外且不受它们影响的客观现实。因为只有在这一前提下，研究者对同一现象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下所进行的测量，才能够用来检验测量的效度。而这一理解显然有悖于质性研究中所强调的社会现实的建构性特点，忽略了研究者及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的“塑造性”影响。邓辛在后来的论述中采纳了别人对他的这些批评，并更正了自己的观点。本文在下面通过回顾研究界的这一讨论来再现三角测量法（多元结合法）这一研究方案的发展历程。

席沃尔曼（D. Silverman）指出，若承认社会现象和社会行动的独一无二性，那就不可能会有对同一研究问题（行为，经验等）的第二次观察。倘若不同的研究方法所调查和测量的，不再是同一问题或者同一问题的同一方面，而是完全不同的问题或者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那调查的结果自然而然地会有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某一研究方法所取得的研究结果不再适合作为另一种研究方法所取得结果的衡量标准。

对于邓辛提出的“研究资料的多元结合”，帕顿（M. Patton）指出，对不同资料的比较分析很少会得出一个单一的完全一致的结果。重要的是，研究者不应忽视这些区别，而应努力理解和解释这些区别。因为不同的资料可以揭示研究问题的不同方面，帮助研究者取得对研究问题的多方面了解。德国学者库科艾斯-施汤尔（E. Koeckeis-Stangl）也指出：“与其谈论检验效度，不如把我们的检验过程看成是一种对多种观察角度的多元结合（mehrperspektivische Triangulation）。从一开始我们就应该做好准备，分析所得出的结果可能并不是一个单一一致的图画，而更可能是一个万花筒般的图景（ein kaleidoskopartiges Bild）”。

对于邓辛提出的“研究者的多元结合”，林肯（Y. Lincoln）和古巴（E. Guba）指出，“两个调查者很少会用完全相同的方式观察同一个问题，因此不能“期望以一个调查者来证实另外一个调查者”。不过，他们并不反对研究者的结合，主张应该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使用多个研究者，因为这有助于发现单个研究者所不能发现的问题，从而扩展研究的解释性基础。

对于邓辛提出的“研究理论的多元结合”和“研究方法的多元结合”，费尔丁（N. Fielding）和费尔丁（G. Fielding）提出了以下批评：“研究理论的多元结合不一定会减少偏见，研究方法的多元结合也不一定能提高研究的效度。理论一般来说是在完全不同的传统之下形成的，因此，理论的结合可以帮助人们获得更完整的图画，但不会是更‘客观的’图画。同样地，不同的方法是在不同的理论传统之下产生的，因此，方法的结合可以增加分析的广度和深度，但不能增加其准确性。”不过，与其他批评者一样，费尔丁和费尔丁的批评针对的只是使用三角测量法（多元结合法）的目的，即三角测量法（多元结合法）作为效度检测工具，而不是针对三角测量法（多元结合法）本身，正如他们所说：“我们有理由使用三角测量法（多元结合法），但并不是出于邓辛所说的那个理由。我们应该审慎而有目的地结合各种理论和方法，以增加我们分析的广度或深度，但并不是为了追求‘客观的’真理”。

鉴于以上对三角测量法（多元结合法）的批评，德国学者傅利科（U. Flick）建议将三角测量法（多元结合法）当作检验研究效度的一种替代性方法（alternative to validation），而不再将其当成检验效度的工具；使用三角测量法（多元结合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分析的广度、深度和维度。

邓辛在他以后论述中，接受了上述学者对三角测量法（多元结合法）的批评，强调“不存在独立于观察之外的经验世界。两种理论永远不会就研究的现象取得完全一致的结果。每种方法揭示的都是社会世界的一个不同的侧面。每个观察者看到的都是不同的质”。他同时也指出，使用三角测量法（多元结合法）的目的不再是为了检验研究的效度，而是为了取得对研究现象的深入理解：“三角测量法（多元结合法）不是检验效度的工具和策略，而是检验效度的一个替代性方法。因此，在同一项研究中结合使用不同的方法、经验性资料、观察角度以及观察者，最好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增加调查研究之严谨性、广度、复杂度、丰富性和深度的策略。”

如上所述，在同一研究中结合使用质的方法和量的方法属于是三角测量法（多元结合法）的一种特殊形式，即方法间的结合（Across-method Triangulation）。下面分析想要表明的观点是，三角测量法（多元结合法）是结合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的一种理想的综合性研究模式。目前国际研究界所提出的几种方法间的结合模式实际上都可以被视为是三角测量法（多元结合法）在结合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方面的不同衍生形式。

有关国际研究界所提出的各种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相结合的模式，中国学者陈向明、美国学者迈尔斯和惠泊曼（M. B. Miles & A. M. Huberman）以及德国学者梅英（Ph. Mayring）都曾做出过概括性的归纳总结。例如，陈向明参照马克斯威尔（J. Maxwell）的分类方法，区分了整体式结合和分解式结合两大类别。其中，整体式结合又可分为顺序设计、平行设计和分叉设计三种不同的形式，而分解式结合则分别包括了混合式设计、整合式设计和内含式设计三种不同类型。本文作者通过对国际上相关论述的综合分析发现，目前国际研究界所提出的方法间的结合模式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代表性模式（见图1）：

探索式结合模式是指，在开始量的研究之前，先通过质的研究来取得对研究对象的初步了解，以便于提出研究假设。然后通过量的研究来验证研究假设。在该模式中，质的研究处于研究过程中的“边缘地位”，仅仅被视为是量的研究的准备阶段。质的研究所获得的认识只有在经过量的研究的检验之后才被赋予“科学”的地位。有些量的研究者甚至在调查报告中都不提及质的研究的过程（图1中以虚线形式表明）。

在推广式结合模式中，研究过程被分为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两个独立的阶段。在质的研究阶段进行个案调查并提出分析结果。在量的研究阶段，个案调查的分析结果被放入大样本进行检验，以获得研究结果的推广度。

在深入式结合模式中，先在大样本范围内进行量的研究，并分析量的研究的调查结果。然后在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选出典型的案例进行个案研究或小样本访谈，以取得对量的研究结果的深入理解和解释。

交叉式结合模式是以上结合模式的混合使用模式。第一种交叉模式是先通过质的研究取得对研究问题的了解，然后设计量的研究的调查工具，并在大样本范围内开展调查。最后再通过质的研究对量的研究的结果做出深入解释。

第二种交叉模式是先进行量的研究的调查，然后根据量的研究的结果确定重要的或典型的问题，并通过质的研究（观察或访谈）对其进行深入调查。在随后进行的量的研究（实验）阶段，质的研究的结果可以在实验环境下得到进一步的考察和验证。

以上四种模式严格来说可以被视为是阶段式结合模式。在阶段式结合模式中，研究过程被分为不同的阶段，前一阶段的研究是后一阶段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而后者是前者的深入和发展。与阶段式结合模式不同的是，在并列式结合模式中，研究者（一个或多个）同时采用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来研究同一个社会现象，并分别单独分析其调查结果。只是在最后撰写研究报告时才比较、分析、汇总两类研究的结果。

多元结合模式是三角测量法（多元结合法）结合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的研究模式。鉴于三角测量法（多元结合法）对研究的多元性要求（包括研究资料，研究者，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多元结合模式表现出循环式设计的特点。视具体研究问题的需要，多元结合模式对两种研究方法的结合，既可以采取阶段式结合模式，也可以采取并列式结合模式，既可以采取探索式结合模式，也可以采取推广式结合模式。由此来看，以上5种方法结合模式或多或少都可以看成是多元结合模式在具体研究项目中的不同衍生形式。

以上讨论的主要是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在方法层面的结合设计。许多学者有关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相结合的讨论往往便止于这一分析层面。这样一来就忽略了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相结合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也是十分棘手的问题，即：如何结合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各自得出的调查结果呢？特别是当两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果相互矛盾时，如何处理这一矛盾呢？大体上来说，我们可以区分以下三种不同的研究结果的结合模式：

如果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对同一研究问题所获得的认识趋同或一致。这样，不同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果可以用来互相证实，增加这一研究结果的信度。

如果不同的研究方法所测量或观察的是不同的问题或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那他们得出的结果可以互相补充，以获得对研究问题的更加全面的认识。

不同的研究方法所获得的结果不同或者完全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可以检查是否是研究人员在方法操作上有错误；另一方面也可以考虑是否是所运用的解释理论不合适，并进而寻找能够解释这一互异研究结果的其他解释理论，或者是在现有实证资料的基础上自己发展一个全新的解释理论。无可否认，这也正是三角测量法（多元结合法）的一个优势所在。正如傅利科（U. Flick）所指出的那样，三角测量法（多元结合法）应该重视不同研究方法所得出的不同的研究结果，因为不同的或相互矛盾的研究结果会促使研究者引入新的观察角度或自己发展新的理论来解释这些矛盾。凯勒和艾茨贝格（Kelle & Erzberger）也指出，科学哲学和科学历史方面的研究均表明，科学上的新发现常常是建立在与现有理论相矛盾的实证资料基础之上。

综上所述，三角测量法（多元结合法）作为一种多元的研究策略，不拘泥于某一种单一的研究方法或研究范式，而是主张结合利用各种研究方法的认知优势，以取得对社会现象的多角度多层次的深入理解。因此，与单一的研究方法相比，三角测量法（多元结合法）具有明显的认知优势。

这一认知优势主要表现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三角测量法（多元结合法）可以综合平衡单一研究方法的优缺点，因而有可能减少测量中的误差或观察中的扭曲；第二，三角测量法（多元结合法）结合多元的理论和资料，因而可以取得对研究问题的更加详尽的认识；第三，三角测量法（多元结合法）主张从多角度观察问题，因而更有可能获得对研究问题的整体性了解；第四，三角测量法（多元结合法）有助于解决量的研究和质的研究分别在发展研究假设（context of discovery）和验证研究假设（context of justification）方面的弱点，实现整体性的社会科学研究；第五，对处于不断变革中的现代社会，三角测量法（多元结合法）更能满足社会现象复杂多面性对社会研究方法所提出的要求。

鉴于三角测量法（多元结合法）以上这些认知优势，本文作者相信在未来的社会实证研究中，三角测量法（多元结合法）将会进一步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