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斌:论嘉征《乐府广序》

清代的乐府诗批评，由于是乐府诗批评史上最为繁荣昌盛的一个时期，所以，其不仅批评的形式应有尽有，而且也多所创获与突破，如“笺释类批评”即为其一。“笺释类批评”因顾有孝《乐府英华》而肇其始，并于清代初、中期之际乃蔚为壮观，其中最具代表性者，即为朱嘉徵的《乐府广序》。《乐府广序》虽然是清圣祖康熙时期的一部重要乐府诗总集，但其却更是乐府诗批评史上的一部“标杆式”著作，因之，其批评史意义之重要，也就不言而喻。而尤值注意的是，朱嘉徵于《乐府广序》中进行“笺释类批评”时，不仅将顾有孝《乐府英华》的“笺评”一改为“笺释”，而且还首创了集“谨按”、“集考”、“集评”、“序曰”等于一体的“综合笺释”，使得“笺释类批评”的形式更为丰富多彩。这种具有“综合型”特点的“笺释类批评”，因对乐府诗本事之勾勒，题旨之剖析，艺术之探骊等，都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而在当时及其后的乐府诗批评中，产生了较为深刻之影响。

一、朱嘉徵与《乐府广序》

朱嘉徵，生卒年不详，字岷左，别号止溪圃人、止溪先生等，今浙江绍兴人。明崇祯壬午（公元1642年）举人。入清后，曾任徽州府推官。有《止溪诗钞》1卷、《止溪文钞》1卷、《乐府广序》30卷、《诗集广序》10卷等行世。前二“钞”又合称为《止溪诗文钞》，有光绪十三年《海昌六先生集》刻本；后二“广序”，有清远堂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续修四库全书》本。《续修四库全书》本卷首附许三礼、黄宗羲序（或“叙”）各一篇，以及朱家徵《乐府广序题辞》一文，其中，许三礼序文的落款为“康熙十有五年丙辰”，康熙十五年即公元1767年，则《乐府广序》的印行当始于是年。

《乐府广序》一书，清远堂刻本的全称为《汉魏乐府诗集广序》，是朱嘉徵批评乐府诗的一份重要成果。此书将所收汉、魏乐府，依郭茂倩《乐府诗集》之分类，乃增删为10类，即“相和”（12卷）、“杂曲”（2卷）、“鼓吹”（2卷）、“横吹”（1卷）、“雅舞”（2卷）、“杂舞”（2卷）、“郊祀乐章”（1卷）、“庙祀乐章”（2卷）、“歌诗”（4卷）、“琴曲（2卷）。但二书的差异性也是较为明显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分类编排上，《乐府广序》颠倒了《乐府诗集》以“郊庙歌辞”为首的次序；二为《乐府广序》重点突出了“相和歌辞”的地位；三即《乐府广序》新增的“歌诗”一类，既弥补了《乐府诗集》收诗之不足，又扩大了汉、魏乐府的疆域。此三者之存在，是朱嘉徵创新意识表现在乐府诗批评中的一种具体反映。而还值一提的是，《乐府广序》卷二十五、卷二十六所辑录之“歌诗”，分别将汉武帝“乃立乐府”之前的刘邦《大风歌》、项羽《垓下歌》等收录者，所体现的乃为朱嘉徵对“前乐府”之重视，[①]而此，又是与受左克明《古乐府》的影响密切相关的（《乐府广序》有多处引录与参校过《古乐府》，且均予注明，如卷六《怨歌行》等即为其例）。

对于“相和”等10类汉魏乐府，《乐府广序》又着眼于“六义”的角度，将其分为“风”、“雅”、“变雅”、“颂”四大类，具体为：相和歌辞、杂曲歌辞为“风”，鼓吹歌辞、横吹歌辞、汉雅舞辞为“雅”，魏雅舞辞、汉魏杂舞歌辞为“变雅”，郊祀乐辞、庙祀乐辞为“颂”。这实际上是对《诗经》体例的仿效。从乐府诗批评史的角度言，最早将乐府诗进行此种分类者，乃首推郑樵《通志·乐略》，朱嘉徵《乐府广序》则以其为基础，首次进行了大踏步的推进，即其将《乐略》中的两类（“风雅之声”为一类，“祀飨之声”为一类）细分为四类，使“风”、“雅”、变雅”、“颂”各自相对独立。朱嘉微此举，在乐府诗批评史上堪称独树一帜，因而其批评史的意义之大，也就自不待言。虽然如此，但《乐府广序》之此举也不无问题，如四部馆臣为之撰写的“题要”就曾批评道：“（朱氏）盖刻意读经，唯恐一毫之不似。然三代之乐制，至汉尽亡，乐府之于《三百篇》，犹阡陌之于井田，郡县之于封建也……嘉徵必摹拟刻画，一一以风雅颂分配之，牵强支离，固其所矣。”[②]

而尤值注意的是，朱嘉徵于《乐府广序》中，除了选收汉、魏乐府与对其进行“笺释类批评”外，还于其中首次增加了“集考”、“集评”与“序曰”，而其中的“序曰”又为关键。朱嘉徵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欲从“六义”的角度诠释汉、魏乐府，这是颇值称道的。对此，许三礼《序》乃有记载：

予以政事之暇，观止溪（朱家徵）先生之《广序》，而爽然于诗乐之源流也。其以相和三调为风，鼓吹、横吹为雅，郊祀、庙飨为颂，亦断断无可议者。复取其声辞而紬绎之，颇仿卜序以广其义焉。乐府自汉魏六代以历三唐，业次第以行世。其诗集余方辨定，为之授简……今所序一遵六义之教，则大义著矣。[③]

既说“以相和三调为风，鼓吹、横吹为雅，郊祀、庙飨为颂，亦断断无可议者”，又说“今所序一遵六义之教，则大义著矣”，则朱嘉徵之于《乐府广序》的编撰宗旨，即已甚明。而许三礼以“断断无可议者”进行称美者，即足见此种分类的价值之大。又，黄宗羲《乐府广序叙》于此亦有所载。是文有云：

元末有刘履者，为《选诗补注》，仿朱子之法，以赋比兴论诗，颇于诸家称杰出，然不及乐府于风雅颂无当焉。夫六义而存纬去经，不亦恧乎？海昌朱止溪先生有慨于此，取汉魏六朝有唐之乐府及诗，分为三集，其相和、清商、五调、杂曲、新曲为风，其燕射、古吹、横吹、舞曲为雅，其郊祀、庙祀、明堂、封禅、雩蜡为颂，诗附其后。而以赋比兴三者纬之，上下千年，俨然三百篇之馀，以比文中子续经之作，盖庶几焉。由先生之著述而论之，六义之教复可兴，然而终不可用之于乐。[④]

其中的“夫六义而存纬去经”、“而以赋比兴三者纬之”、“俨然三百篇之馀”、“六义之教复可兴”云云，所指即与许三礼《序》所言之“今所序一遵六义之教”甚为扣合，表明黄宗羲对于《乐府广序》的“一遵六义”等，也是非常之推许的。又，朱嘉徵《乐府广序题辞》一文有云：

余乃喟然太息曰：四始阙则六诗亡，乐府何以称焉，浏览郭茂倩《乐府诗集》，编次一遵《宋书》及《元嘉伎录》，复辑以杂曲、琴曲、新曲，盖其勤哉。然风雅颂之所卒未能正也。夫六义存则诗存，六义亡则诗亡，诗亡而乐亡，可胜悼哉……余诵相和伎暨杂曲，两汉以后风俗形焉。乐书所谓周房中之遗声，其风之正变乎雅……若夫郊祀庙享之歌，所以美盛大德之形容，颂也。……尝旁搜左氏《乐府》、梅氏《乐苑》，吴兢之《乐录》[⑤]、郗昂之《解题》、沈建之《广题》。又何殊胶柱而鼓焉……各删正著论，分次之成三十卷，且诗诂非古也，仿卜序略标美刺，义加广焉。[⑥]

《题辞》中的“夫六义存则诗存，六义亡则诗亡，诗亡而乐亡”云云，虽为朱嘉徵就“四始阙则六诗亡，乐府何以称焉”之所言，其实为朱嘉徵依以编撰《乐府广序》的一份重要依据，这从其批评郭茂倩《乐府诗集》“然风雅颂之所卒未能正也”云云，便略可获知。正因此，朱嘉徵即在广泛参考了左克明《古乐府》、梅鼎祚《古乐苑》，以及郗昂《乐府解题》、沈建《乐府广题》等乐府专书后，重新编撰了这部“成三十卷”的《乐府广序》，并于书中“仿卜序略标美刺”，使其“义加广焉”。由是而观，可知重视乐府诗的“美刺”，即为朱嘉徵以“六义”而“序”汉、魏乐府的内核所在。

但将许、黄、朱三序与康熙十五年清远堂刻本《乐府广序》合勘，其间则乃疑窦丛丛，颇具令人无可适从之憾。如许序认为，朱嘉徵之所编撰者，乃为“乐府自汉魏六代以历三唐”一种，“余方辨定”之“其诗集”一种，共二书，但黄《叙》却明言朱嘉徵是“取汉魏六朝有唐之乐府及诗，分为三集”的，若其所“及”之“诗”为一集，则“汉魏六朝有唐之乐府”就应为两集，也即“汉魏六朝”乐府为一集，“有唐”乐府为一集。但如此，则又与朱序所言不符。其云：“谨撰《乐府》，首汉魏六朝迄唐为三集，别集诗歌，从汉《艺文志》，并异郭本。”如果“汉魏六朝迄唐”之乐府“为三集”，则连同“别集诗歌”就成了四集；若“三集”包括“诗歌”在内，则“别集”之“别”就没有着落了。由是而观，可知许、黄、朱三家序（“叙”）之所言，是确实存在着疑窦的。而此，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则是，现所存见的康熙十五年清远堂刻本，实际上只有二书，即一为《乐府广序》，一为附于其后的《诗集广序》，而且，无论是《乐府广序》抑或《诗集广序》，其中所收录者，均无许序所言之“六代以历三唐”之乐府，亦无黄叙所言之“六朝有唐之乐府及诗”。此则表明，许三礼与黄宗羲在写序（“叙”）的当时之所见者，与现所存见的《乐府广序》（含所附之《诗集广序》）所收皆为汉、魏乐府与诗的实况，乃大相迳庭。而问题之三则是，清远堂刻本《乐府广序》的分类，乃将所收汉、魏乐府分为“风”、“雅”、“变雅”、“颂”四类的实况，与黄序所言之“其相和、清商、五调、杂曲、新曲为风，燕射、古吹、横吹、舞曲为雅，郊祀、庙祀、明堂、封禅、雩蜡为颂”者，亦颇具区别。

对于上述三个方面的疑窦，朱序竟然无只字相及，其中原因何在？揣度之，极有可能是朱嘉徵在当时给许三礼、黄宗羲写序（“叙”）所看者，乃为“首汉魏六朝迄唐为三集，别集诗歌”的全部稿本，而后来朱嘉徵在清远堂所刻印者，实际上只是“汉魏乐府”与“汉魏诗”这两种“广序”，即将其中的“六朝有唐之乐府”（或者“六代以历三唐”之乐府）乃全部删除。而那些被删除的“六朝有唐之乐府”，即为朱嘉徵原计划“三集”中的第“二集”。若此种解释不误，即表明朱嘉徵之于乐府诗的认识，乃是由最初的“古”、“今”并重，逐渐转变为后来的只重“古”而不重“今”的。如此，即构成了朱嘉徵乐府认识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乐府广序》的序本意

《乐府广序》共收录汉、魏两朝乐府诗约350首，每卷的收诗数量各不相同，多者有30首，少者则仅为1首，也有不少只有诗题而无诗本文者，如卷一开首的《相和六引》（题下有注曰“阙”），即为其例。其中的“广序”，主要由两类组成，一为“总序”，一即“小序”，且均以“序曰”的形式标明。“总序”凡9篇，均置于卷首，且篇幅较长，具体为：卷一《汉风总序》、卷八《魏风总序》、卷十三《汉风总序》、卷十五《汉雅·鼓吹曲辞总序》、卷十七《汉雅·横吹曲辞总序》、卷十八《汉雅·舞曲总序》、卷二十二《汉颂总序》、卷二十五《汉歌诗总序》、卷二十九《汉琴曲总序》。仅从这9篇“总序”的题目言，可知其是至少应缺《魏雅总序》与《魏颂总序》2篇的，而且，卷一既有《汉风总序》，卷十三又安排一篇《汉风总序》，乃明显重复，其中原因何在，不得而知。

就现所存见的上述9篇“总序”而言，其与郭茂倩《乐府诗集》附于每类乐府辞前的12篇“序文”，虽然在形式上颇为相似，但所论述的内容却各不相同。[⑦]《乐府广序》中的9篇“总序”，要而言之，主要是对所序之对象进行史的勾勒，以及对一代或一个时期乐府诗特点的阐释，如卷一《汉风总序》之所序者，首先对“相和调”的起源进行了考察，继之对相和诸曲（辞）的发生发展作了简要描述，最后则将其与“风”相关联以进行具体把握。所序内容环环相扣，极具特点。为便于认识，兹抄引《魏风总序》之后部分文字如次，以供参考。其云：

若夫闵时悼乱，歌以述志，武帝有焉。文帝慕通达，天资獧薄，其才则洋洋清绮。明帝作法逾奢，而声情妍雅。子建比兴绮丽，力追风雅之正，即《怨诗》亦非楚声也。《宋书·传论》曰：“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以情纬物，以文被质”者，良是。余本郭氏《乐府》，次相和三调，及铙歌、太庙颂、鞞舞、俞舞诸曲，大雅宏达，同乎汉京，以视两晋南北朝，遂成绝调。而刘彦和乃云：“魏乐府虽三调之正，声实郑曲也。”岂为达论哉。余辑魏乐府合于两汉，而论著于简端云。[⑧]

此所引录者，就其文字量而言，仅为《魏风总序》全文的五分之一。在这段引文中，朱嘉徵首先着眼于“风雅”（《乐府广序》无《魏雅总序》）的角度，对以“三祖”（魏武帝、魏文帝、魏明帝）与“陈王”曹植为代表的“魏风”乐府进行了评价，并引沈约《宋书·传论》之所载为据，以证其评价的准确性。继之，则自述编撰“魏风”乐府者，乃是“本郭氏《乐府》”以为，并认为刘勰《文心雕龙·乐府》之“魏乐府虽三调之正，声实郑曲也”的认识，其实是并非为“达论”的。其言下之意，是说“三祖”与“陈王”的曲辞（乐府诗），虽然各有其特点，但曲调却没有汉乐府那样雅正，所以乃借刘勰《文心雕龙·乐府》中的“声实郑曲”以名之。正因此，故其于“总序”的安排上，只有“魏风”而无“魏雅”。换言之，朱嘉徵在《乐府广序》之《魏风总序》中认为，近“风”而远“雅”，即为曹魏乐府诗的真面目之所在。

所谓“小序”，是指为朱嘉徵置于每首乐府诗之后的“序曰”，这实际上是仿《诗序》之例，以便于读者弄清楚各篇乐府诗之意旨。据粗略统计，《乐府广序》30卷之“小序”，总共有336条。其具体为：卷一8条、卷二1条、卷三4条、卷四4条、卷五15条、卷六4条、卷七1条、卷八14条、卷九14条、卷十11条、卷十一25条、卷十二4条、卷十三30条、卷十四27条、卷十五18条、卷十六24条、卷十七2条、卷十八1条、卷十九1条、卷二十5条、卷二十一5条、卷二十二23条、卷二十三16条、卷二十四1条、卷二十五11条、卷二十六18条、卷二十七15条、卷二十八7条、卷二十九24条、卷三十3条。[⑨]需加说明的是，朱嘉徵在《乐府广序》中对于“小序”的撰写，并没有将其进行严格的规定与规范，而是随意性较强，即任意为之者较多。合勘这些“小序”可知，其主要存在着三种情况：一是组诗无论多少首，每首均有“小序”，如卷二十九之《胡笳十八拍》即有18篇“小序”；二是组诗以1首论，即一题数首者，只为之撰写1条“小序”，如卷十九的《昭武舞歌四首》便只有1条“小序”；三是有的乐府诗“小序”阙如，即朱嘉徵没有为之撰写“小序”，如卷二十九之《采芝操》即为其例。所以，《乐府广序》中336条“小序”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其所收录的乐府诗也为336首，因为朱嘉徵并没有为每首乐府诗均撰写“小序”。

从上引许三礼、黄宗羲之序（“叙”）文可知，朱嘉微编撰《乐府广序》的宗旨，主要在于从“诗六义”的角度阐释乐府诗，而其中数以百计的“小序”，即担当起了这种阐释的载体。其所序内容，要而言之，主要为以下诸端：

（一）揭示风雅颂。这是《乐府广序》之“小序”内容的核心所在。在“题解类批评”中注重乐府诗的“六义”，元代左克明《古乐府》已初现端倪，但朱嘉徵《乐府广序》中的“笺释类批评”，不仅将其作为分类之标准，而且还在卷首的《题辞》中，指出汉、魏乐府与《诗经》、“六义”是紧密关联的，因之，其于风、雅、颂进行揭示者，也自然就成为了“小序”在内容上的首选。如《陌上桑》之“序曰”为：“《陌上桑》歌‘日出东南隅’，妇人以礼自防也。汉游女之正，但令不可求而止，《陌上桑》之情亦正，唯言罗敷自有夫而止，皆正风也。风调自然名俊，子建独领此一派，士衡《日出东南隅行》颇合调，乐以诗声别之，亦犹《周南》之于郑卫。……古辞用直叙，风义悠然绝胜。”（卷一）朱家徵认为，《陌上桑》不仅属于“正风”，而且“风义悠然绝胜”。又如《箜篌引》的“小序”为：“《箜篌引》歌置酒燕乐也。声中伐木，小雅时兼国风，视此。晋乐《野田黄雀行》亦用之，余考声非瑟调也。瑟调本辞：高树多悲风，本集明甚。或疑第四解非燕歌，汉世好会，率吟挽歌，其流风矣。”（卷八）《箜篌引》既具“国风”特点，亦兼“小雅”优长。又如《东都五诗》之末有“序曰”云：“《五诗》，歌明堂、辟雍、灵台、宝鼎、白雉，汉中兴颂也。大雅弘达，尚乎《西京。《通志》：同《郊祀十九章》，列于正声，盖颂体也。”（卷二十二）“汉中兴颂也”五字，已将此诗之所写说得甚为明白。这三例“小序”，分别对《陌上桑》等三诗之风、雅、颂进行了较为具体之阐述，于读者对汉魏乐府中的风、雅、颂之认识而言，应是极具引领性作用的。

（二）明美刺所在。“美刺”既是《诗经》的一种传统功能，又为其精神之所在，朱嘉徵在《乐府广序题辞》中既明言欲“仿卜序略标美刺”，所反映的则是其对乐府诗“美刺”作用的高度重视。正因此，朱嘉徵于《乐府广序》的“小序”中，即多有关涉于“美刺”者，而在“美”与“刺”方面，又以明“刺”之所在而新人耳目，令人首肯。如《东光》（卷一）、《相逢行》（卷四）、《上留田行》（卷五）、《白头吟》（卷六）、《从军行》（卷九）、《苦寒行》（卷十）、《艳歌何尝行》（卷十二）、《前缓声歌》（卷十三）、《幽歌》（卷二十六）、《董逃歌》（卷二十七）、《于忽操》（卷二十九）等，其“序曰”中所言之“刺”，即皆属如此。请看卷一《鸡鸣》之“序曰”：

《鸡鸣》，刺时也。国奢者教礼，首善系乎京师。或曰，初平中，五侯僣侈，太后委政于莽，专威福，奏遣红阳侯立，平阿侯仁，迫令，民用作歌。夫盛极必衰，国势类然，风俗坏而人心随之柔，柔之以弓矢，小刑用刀剧，大刑用甲兵也。协，协之以礼乐，辨等威，制度数也。《鸡鸣》与尺布之谣，同为讽时之作。文帝能受直言，此则讽言微婉，亦见君子处薄俗，志畏而言谨矣。[⑩]

在“序”文之开首，朱嘉徵即以“刺时也”三字，和盘托出了其于《鸡鸣》一诗“刺”的认识。继之，则用“或曰”的形式，将“初平中，五侯僣侈，太后委政于莽”的一段历史事实，进行了简要的勾勒与交待，并再次标明“讽时之作”云云，以意在加深读者对“刺时也”的印象。由是而观，可知这段“序曰”文字，主要是在“刺时”之“时”上下功夫的。按郭茂倩《乐府诗集》于此诗题解云：“《乐府解题》曰‘……初言天下方太平，荡子何所之，次言黄金为门，白玉为堂，置酒作倡乐为乐，终言桃伤而李仆，喻兄弟当相为表里。兄弟三人近侍，荣耀道路，与《相逢狭路间行》同。若梁刘孝威《鸡鸣篇》，但咏鸡而已。’又有《鸡鸣高树巅》、《晨鸡高树鸣》，皆出于此。”[11]其中无只字涉及“太后委政于莽”的史实。如此，则朱嘉徵认为《鸡鸣》所刺之“时”为“初平中”者，显然是较郭说更具针对性的。

（三）释比兴之用。比兴虽然属于表现技法的范畴，但却是“六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之，其亦成为了《乐府广序》“序曰”所笺释的具体对象。据其之所笺释又可知，汉、魏乐府中的比兴之用，乃存在着三种情况，一为只用比，二是只用兴，三即比兴合用。为便于认识，这里各举一例。卷二十八《乐府》之“序曰”云：“《乐府》，歌胶漆嫉谗间也。比意深长，与《采葛》风旨则一。”其中“比意深长”四字，已明言《乐府》一诗所用为“比”。卷十四《五游篇》之“序曰”云：“……‘九州不足步’，亦与《虾□》同兴。”所言“九州不足步”五字，为《五游篇》的第一句，这实际上是用以代指《五游篇》的。《虾□》为曹植乐府名篇，在朱嘉徵看来，此二诗所用者乃皆为“兴”。又卷十四《两头纤纤诗》之“序曰”云：“《两头纤纤诗》，悲时易逝，念将老也。每句中自寓比兴，合读之，呼应见法，中亦寓伤时惜阴之感，使人不忘起舞。”既言“每句中自寓比兴”，则《两头纤纤诗》系“比兴”合用亦甚明。

除了上述三方面的主要内容外，《乐府广序》中的“序曰”还肩负着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是对前人之作如郭茂倩《乐府诗集》等有关问题的批评，一为对所收乐府诗艺术特点的品鉴，而合勘此二者，即正可见出其“广序”之“广”的范围所在。对于前者，卷十三《艳歌》、卷二十三《安世房中歌·安其所》、卷二十四《太庙颂》之“序曰”等，乃皆为其例，而后者则有《艳歌行》（卷五）、《短歌行》（卷九）、《古五杂组诗》（卷十三）、《樊惠渠歌》（卷二十七）等之“序曰”。二者相比，后者又尤值注意，这是因为，在乐府诗的“笺释类批评”中，注重对乐府诗艺术进行品鉴者，朱嘉徵《乐府广序》之所作所为，几乎无可与之相比者。

三、《乐府广序》集考一瞥

在“笺释类批评”的乐府诗专书中，以“集考”的形式对乐府诗进行笺释、注音与考辨等，是朱嘉徵表现在《乐府广序》中的又一重要创获。一般而言，在《乐府广序》之前的“题解类批评”中，其所重点批评者，主要是集中在对乐府诗“四本”（“本事”、“本题”、“本义” 、“本辞”）之勾勒与阐释，而《乐府广序》除了这一传统的题解内容外，不仅增加了数以百计的“序曰”（“小序”），而且还首次设置了“集考”、“谨按”、“集评”等批评样式，并使之各司其职而又各具特点，其中，又以“集考”与“谨按”最具代表性。《乐府广序》中的“集考”，一般来说，以对难字注音、语词校正、史实考辨等为主，而“谨按”，则重在质疑、辨误、订正等方面，因之，此二者皆被安排在“序曰”之前，即其皆为“序曰”藉之以立论的依据。所以，“集考”与“谨按”之于《乐府广序》而言，其所起到的作用也是相当重要的。

据笔者的手工统计，《乐府广序》中的“集考”共有144条，“谨按”则为26条，这一数量表明，朱嘉徵对于乐府诗的“集考”乃是相当重视的。《乐府广序》之“集考”具体为：卷一4条、卷二1条、卷三2、卷四2条、卷五8条、卷六1条、卷七1条、卷八3条、卷九3条、卷十1条、卷十一7条、卷十二无、卷十三12条、卷十四4条、卷十五16条、卷十六21条、卷十七无、卷十八无、卷十九无、卷二十1条、卷二十一无、卷二十二25条、卷二十三11条、卷二十四3条、卷二十五6条、卷二十六4条、卷二十七6条、卷二十八无、卷二十九2条、卷三十无。在这144条“集考”中，其“考”之内容虽然较为丰富，但更多的却是属于“考”而“校”的范畴，“考”是对史实的考辨，“校”则为对异文的校勘，且大都因各卷乐府诗的内容而定。如卷一的4条“集考”，除《陌上桑》之“集考”系对“古《陌上桑》有二”进行考辨外，馀3条则皆为注音、释词与校勘，语简意明，极有助于读者参考与认识。

“集考”之于史实的考辨，乃为其大端，且多具精准之特点，如卷十六的21条“集考”，即大都如此。《乐府广序》卷十六所收录之乐府诗，全为“魏雅一·鼓吹曲辞”，凡24首（另有附见《吴雅》1首，阙辞，故实际上仍为24首），“集考”则有21条，其比例之大，为其它各卷次所少见。而这21条“集考”，就其所“集考”的对象言，乃均为对汉、魏史实的考辨，如第一首《楚之平》即为其例。《楚之平》有题解云：“晋《乐志》曰：汉朱鹭为《楚之平》，言魏也。《乐录》为《初之平》。”此完全是据《乐府诗集》卷十八之题解而为。之后是《楚之平》本文，再后为笺释：“《乐府》，[12]曲凡三十句。今按：曲同。”接下来便是朱嘉徵所撰“集考”的全文：

灵帝光和五年，太常刘焉，见王室多故，建议置牧伯，州任之重，自此始。六年，大将军何进谋宦官，召四方猛将，引兵向京师。召董卓，即时就道废帝，立陈留王，是为献帝。初平元年，关东州郡，起兵讨卓，推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绍屯河内，袁术屯鲁阳，操屯酸枣，众合数万。时豪杰多归心袁绍，鲍信独谓操曰：夫略不世出，能拨乱反正者，君也，殆天之所启乎？建元元年，操在许谋迎天子……因时以从人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四方虽有逆节，其何能为？操乃引兵诣雒阳。[13]

朱嘉徵于《楚之平》的“集考”中，之所以撮抄了这一大段与东汉末年历史有关的文字，其意旨在表明，诗题《楚之平》，应以作《初之平》为是。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因为此诗30句之所写，与“楚之平”乃毫无关系，而与汉献帝“初平元年，关东州郡，起兵讨卓”之史实，乃颇为扣合，所以，朱嘉徵认为，《古今乐录》作《初之平》者，是可据信的。仅就这条“集考”言，朱嘉徵不仅善于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而且还精通汉、魏历史，并能以史证诗，从中获得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实堪称道。

再看卷二十二的25条“集考”。卷二十二为“汉颂一”，共收诗31首（其中《天马》为一题二曲），其中有整10首为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无，具体为：《封禅颂》4首、《东都诗》5首、《论功歌》1首。在这31首乐府诗中，共有“集考”25条，其比例之大与卷十六大致相当。25条“集考”就其内容言，大致可分为两类：一为如上引《楚之平》“集考”那样，即引史实以辩正某一相关问题；一为对字、词的笺释与解读，这里仅就后者略举三例，以窥一斑。一例为《郊庙乐章·西颢五》之“集考”。其云：“西方，少昊也。沆砀，白气貌。不荣而实曰秀，叶末曰頴。四貉，四裔也。沆，胡乱反。砀，音荡。废，合韵，音发。辟，读僻。”这条“集考”，集释词、注音、反切、音韵等于一体，言简意赅，颇具特点。一例为《郊庙乐章·赤蛟十九》之“集考”。其云：“黄华盖，言上有黄气状若盖。晻，乌感反。濭，音霭，云气。百君，百神也。轙，音仪，仆人严驾待发。票，匹遥反，轻举意也。”与《西颢五》之“集考”几乎无异。一例为《封禅颂四首》其一之“集考”，其云：“《说文》：渗，漉，水下流貌。遍，《史记》作濡。布，《史记》作尃，古布字。汜，普也。《史记》无我字。侯，何也。”这条“集考”，主要表现在释词与校勘两个方面，且一引《说文》，一依《史记》，皆属言之有据。

上述三例“集考”，从方法论的角度言，其实际上就是对乐府诗所进行的校注，因之，与校注密切相关的的训诂学、音韵学、注释学、校勘学等即皆寓其中，也就甚为清楚。而将校注引入“笺释类批评”者，朱嘉徵则为乐府诗批评史上的第一人。

（本文原载《阅江学刊》2017年1期）

[①] 关于“前乐府”，可具体参见拙作《“前乐府”及其在先秦的创作》，载《西华大学学报》2013年2期，第29—33页。
[②]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194，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69页。
[③] 许三礼：《序》，《乐府广序》卷首，《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58—359页。
[④]黄宗羲：《乐府广序叙》，《乐府广序》卷首，《续修四库全书》本，第360—361页。
[⑤]朱嘉徵《乐府广序题辞》此处的“尝旁搜左氏《乐府》、梅氏《乐苑》，吴兢之《乐录》”之所云，其中的“左氏《乐府》”指左克明《古乐府》，“梅氏《乐苑》”指梅鼎祚《古乐苑》，而“吴兢之《乐录》”，则应为“智匠之《乐录》”之误，因为“《乐录》”即《古今乐录》，其作者为陈朝智匠而非唐人吴兢。类此之误者，在《乐府广序》的题解与笺注中乃甚多，如卷一《相和六引》的题解，即为其例。
[⑥]朱嘉徵：《乐府广序题辞》，《乐府广序》卷首，《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62—363页。
[⑦]关于郭茂倩《乐府诗集》之12篇“总序”的具体情报况，可参见拙作《郭茂倩与<乐府诗集>的乐府批评》一文，载《聊城大学学报》2014年1期，第1—10页。
[⑧]朱嘉徵：《魏风总序》，《乐府广序》卷8，《续修四库全书》本，第387页。
[⑨]以上关于《乐府广序》之“小序”的具体数据，为笔者对《续修四库全书》本《乐府广序》手工检索之所获，其中或有不确者，但可供参考，特此说明之。
[⑩]朱嘉徵：《乐府广序》卷1，《续修四库全书》本，第368页。
[11]郭茂倩：《乐府诗集》卷29，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06页。
[12] 《乐府广序》中言“《乐府》”者，凡二书，即郭茂倩《乐府诗集》与左克明《古乐府》，此处之“《乐府》”，所指为《乐府诗集》。
[13]朱嘉徵：《乐府广序》卷16，《续修四库全书》本，第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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