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面對滔滔流逝的河水，兩千多年前，孔子发出了如此的感慨。他想到了什么呢？与奔流不息的流水最為接近的聯想，或許就是時間的流逝吧。流逝的時間是歷史。去年泰安政府請愚去作大汶口文化小鎮的指導，愚去了當年孔子站在的大汶口古河道邊，正值水漲之時，河水還是在嘩嘩的流逝，愚就遙想，當年孔子在那一刻，想到的就是對歷史的感慨。是的，歷史就像是一條奔腾不息的大河。不過，面對大河，無論是遠眺還是近觀，人們關注的往往是壯觀的"驚濤駭浪"，而不會去留意那"卷起千堆雪"之后的微波細瀾，歷史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几千年的中國歷史，生生不息，如微瀾般出現而又瞬間消失的芸芸眾生如泡沬般，不知凡几，哪怕在各種族譜上再是記錄下來，倘如一一計算的話，恐怕也不下几十亿吧，然而能在《中國通史》二十四史中，留下芳名的，大概也只是其中的几百萬分之一，或甚是几千萬分之一吧？即使有幸被載入史冊，那些小人物，也僅僅是巨浪般人物的陪衬，并不被人們所特別注目，並且會由漠視而被遺忘。像那惊天動地的錢江潮，总是要比平靜流淌的河水更具特色，奪人耳目。其實，壯觀的驚濤駭浪，正是由微瀾小人物成就的，我們作為蘇姓文化的歷史觀潮者，看小人物也是歷史的一部分。有時候，他們中的一些人，所發揮的作用，是巨浪般的人物所無法企及的。李定，就是這樣一個人物，愚作為蘇氏的后裔子孫并無詆毀他人之意。其實，這個人物在當時并不是微瀾的小人物，但也絕不是驚濤駭浪的大人物。不過大多數人還是把他忘了的，但當我們提到"熙寧三舍人"被貶，在蘇頌的為官生涯上，這位"小李子"算是北宋時代曾与蘇頌、蘇軾、蘇轍、蘇舜欽等人生中，有相關聯的一位"特殊"小人物，加上"特殊"二字是對李定的尊重，因為歷史在記載王安石、蘇頌、蘇軾、蘇轍、蘇舜欽等人物的同時，也將這位王安石的"忠實粉絲"盡管人們不喜歡他，但還是將他記錄了下來。蘇姓門中的"四位學士"被遭貶，都与這位"小李子"有相關（有的直接相關，有的間接相關），蘇頌首拒李定升遷而遭貶至少是個引子，后雖維護了趙匡胤制定的"組織程序原則"，但也弄得趙頊皇上灰頭土臉，忍無可忍，王安石也為了提拔這個"忠粉"很沒面子。微觀看蘇頌"輸了"，但歷史宏觀的記錄卻是蘇頌"贏了"。蘇頌是不會去和"小李子結樑子"的，這位"小李子"會不會從此与姓蘇的在心理上結上"樑子"過不去，則就有些不大好說，但無論如何蘇門中的几位大人物，是不會去与"小李子"計較的。在他們接受人生教育的"三觀"中，還沒有將"對事"同等于"對人"，混同一談。
其實，以力阻李定不當御史為明確標志，簡單地將蘇頌划入變法反對派的陣營，愚今讀史是覺得有失公允的。蘇頌對王安石本人從未有過任何恩怨，蘇頌還替王安石還洗刷了一次不白之冤。今有必要摘錄一段《宋史》321卷《呂誨傳》予以說明，史載："王安石執政，時多謂得人。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著作佐郎章辟光上言岐王顥宜遷居外邸，皇太后怒，帝令治其離間之罪。安石謂無罪。誨請下辟光吏，不從，遂上疏劾安石曰：'辟光之謀，本安石及吕惠卿所導。'⋯⋯帝方注倚安石，還其章。誨求去⋯⋯乃出誨知鄧州。蘇頌當制，公亮謂之曰：'辟光治平四年上書時，安石在金陵，惠卿監杭州酒稅，安得而教之？'故制詞云：'黨小人交譖之言，肆㒺上無根之語。'制出，帝以咎頌，以公亮之言告，乃知辟光治平時自言他亊，非此也。"從這件事上可以充分看出，蘇頌也是与蘇軾一樣的大器，在對待王安石變法的問題上，從來對事不對人。蘇頌与王安石之間的分歧，并未摻雜任何個人私憤，同僚為朝，文人相重，只是為了同一目標的政見角度不同，且對王安石有一定的提醒作用，屬於正常的議政。
可自從王安石變法以來，宰相的位置一直是新舊黨人的制高點，哪一派佔據了這個位置，就意味着掌握了左右政局的主動權。那么，蘇頌又是怎樣登上這個制高點的呢？此中有諸多複雜的因素，但有一點須說明，蘇頌從來也沒有"覬覦"過這個制高點，他無論在哪個崗位上都是謹守本份，盡上本職之能。為了說明蘇頌坐上宰相職位的這個問題，我們就有必要簡約探究一下，王安石罷相之后的政局形勢了。
公元 1076年12月（熙寧九年），王安石罷相，他是在改革派的內訌之中下台的。王安石的下台，標志着變法已告一段落。与此同時，反對變法的吳充任相。他本來還是打算對新法採取一定的更張，"騎牆"老手王珪（此人曾以詩謀之名，謀害过蘇軾后未得逞）王珪手段圓滑，從中掣肘，使吳充未能有所作為。這時段的政局屬於新舊黨人的相持階段。
四年后，公元1080年（元豐三年），。此后，宰相輪流做，明年到我家，蔡確、章惇、張璪、安燾、蒲宗孟、，在王珪的引拔下，相繼執政。舊黨執政吕公著、孫固等人陸陸續續都被罷斥，。
這樣又過了五年，公元1085年（元豐八年）宋神宗駕崩，10歲的孩童哲宗繼位，由兩宮皇太后、皇后垂簾聽政。由於她們對變法早有成見，因此，在主政后，首先將舊黨首領司馬光召為執政，繼而拜相。司馬光之后，又有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文彥博等對新法持異議者相繼進入政府，形成了煥然一新的"元祐之治"。
蘇頌是在"元祐之治"的末期，接替這些人為相的。其實，從蘇頌執政任相到罷政、掌朝政整三年，其中為相九個月。對于蘇頌掌朝三年的作為，在位時就有言其"明哲保身"之議。盡管這種議論在北宋當時并非貶義特指，，這畢竟不是一個褒詞。那么，對于蘇頌是否是"明哲保身"？愚以為史書要活讀，我們縱觀一部蘇姓文化的歷史它是活的，從蘇武、三蘇⋯⋯故蘇頌也是活的，他離我們很近。
其一，從蘇頌當年自絕蔭恩的個性与為人看，他剛正不阿，進入官場后從不趨炎附勢，附庸上司。變法期間，當時身任參知政事的呂惠卿正是炙手可熱之際，蘇頌与呂惠卿同屬泉州老鄉，至少在鄉音生長環境上有認同感，于是呂惠卿透過話頭說，蘇頌是同鄉中的前輩，倘如他有意肯來我处，當個參知政事是一點沒有問題的。此話信息傳到了蘇頌這里，他只是輕輕地一笑了之。我們試想一下：倘若蘇頌借老鄉此機，趁勢往上一貼，去求呂惠卿，恐怕早在熙寧年間就巳位至執政，也不必為一大帮子蘇氏族人的養家糊口發愁。從蘇頌敢于犯顏直諫看，他并不懂得"明哲保身"，不然的話，他以家族百口之累，就不會在變法期間直言青苗法于民不便，封還李定除官詞頭，拂王安石之意，倒逆宋神宗龍鱗，何必呢？他更不會為一個不相識的知州犯法分子去"犯顏"辨出情罪重輕。
其二，，當時是舊黨人士一統天下，以司馬光為首的的舊黨人士，對于新法不問青紅皂白，一律廢罷。，一概貶黜。尤對䕓確的貶謫更是不留余地，元?黨人的這些做法，多出于意氣用事，蘇頌是何等的理性之人，一看巳失去了當年王安石辨論變法利弊時，所表現出的心平氣和与堂堂正氣。這種過火的行為，頗失人心，，結冤甚深，勢必為日后的黨爭埋下更大的禍根。因此，，便以牙還牙，嚴厲打擊，無情地驅除舊黨人士，甚至重演了東漢"黨錮"一幕，立下了"元?黨人碑"，形成了殘酷的新舊黨爭。朝野內外，士大夫们把心思与精力都內耗在了黨爭之上。愚以為倘若北宋的消亡，說它百分之五十亡于黨争，是不過分的，還有什麼比中國人的內爭內耗為更還有什麼比中國人的內爭內耗為更結棍的呢？的呢？元?期間頭腦比較清醒的，范純仁算一個，他對一概廢罷新法就表示異議，《宋宰輔編年錄》九中載，規勸司馬光"此事當熟講而后行。"可惜司馬光不接受。蘇頌也是頭腦煞靈清的。故他在任相期間，"論議持平，務循故事，避遠權寵，不立黨援，進退人材，弗專主己，理有未當，亦不苟從。"詳見《蘇公墓志銘》。可見蘇頌為政的穩重与穩健，堅持原則不讓步，固執己見持允中，他從不根據自己的好惡來任免官員。倘若，元祐黨人都能像范純仁那樣淸醒，像蘇頌那樣清醒，不立黨援，務實清靜，或許黨爭的軒然大波就不會被再度掀起，我們蘇門可敬可愛的蘇軾，也不會被再度禍端遭牽外貶。當然，這是筆者的想當然。在從政的道路上，特定的時期，特定的環境，在策略上講究一下道家的清靜無為，倒比儒家講究的銳意進取更為適之。有時候，從對歷史的貢獻來說，無為正是大有為。倒不是說蘇頌要"明哲保身"。因為，蘇頌深黯中國哲學的最高境界，他屢屢在被動中主動地把握了，"無可無不可"。愚言此話是有依據的，因為，蘇頌自有他判斷的先見之明，故他最終能在紛繁複雜的黨爭中躲過一劫。
宋哲宗親政後，、蔡抃、曾布等人當政，政局又一次翻覆，舊黨人士盡被斥逐贬責，几乎無人幸免，。這主要是宋哲宗對蘇頌的看重，這位敢于向我老爸頂撞說不的人，我倒要看看清楚。據《宋史》340卷載《蘇頌傳》如下："方頌執政時，見哲宗年幼，諸臣太纷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耶？'每大臣奏事，但取決于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筆者注：可見蘇頌身為臣子度的把握之精准，對太后与哲宗的平視尊重，在原則問題上決非以個人意志獨斷專行，故深得仁后与哲宗之心）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小皇上此言無欺，從中我們可看出，哲宗之所以能為蘇頌說話，歸根結蒂從蘇頌的為政上說，识大體啊！是蘇頌在行為上的"君子坦蕩蕩"為他自己畫下了一個完善的句號。我想此時蘇頌的先父蘇紳在天之靈定會有知，而當年指點蘇頌的杜衍先賢在天之靈也定會有慰。還是歸納到這句話：萬法皆空，因果不空啊！魯迅先生曾說："有的人死了仍舊活着，有的人活着巳經死了。"從這意義上說，蘇頌的《墓志銘》是他活着的時候，自己用行為镌寫的。
2017、11、15
愚生：苏晋云
敬上于雁栖湖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