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纯粹的学者 | 怀念任东来教授

01

将学术融入生命

任东来先生是我所见过的最有激情、最具天赋、最为敏锐的学者，他对一切新鲜的学术资讯都抱有浓厚的兴趣，能以极快的速度把握其核心内容，然后简明扼要地表达出来；其思想之活跃、思维之敏捷、思路之清晰，常常令我钦佩不已。他对学术问题，似乎有与生俱来的热情、领悟力与理解力，学术完全成为其生命的一部分。

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对于学术问题，任东来先生不仅是“好之者”，而且是典型的“乐之者”，是真正以学术为志业、以学术为乐的人。

他出身大学教师家庭，从小就显示出读书、写作的天赋，小学时作文常被当做范文在班上宣读；在宁波读中学期间，就办了当地图书馆的借书证，经常借阅课外书籍。1978年进入大学后，班上不少同学是“饱学之士”，或通古代文史，或懂近代学问，或精马列经典；他自谦是白丁一个，只好恶补苦读、埋头追赶。“大学高年级时，一套出自美国名记者威廉·曼切斯特的《光荣与梦想》，给我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原来一个国家可以如此多元而不至于解体，一个社会可以如此多样且可以繁荣发展，一个民族可以如此混杂却不至于四分五裂。由此，这样的感慨便引导我走上了美国研究的学术道路。”

此后，、杨生茂、冯承柏等老一辈先生的指点，他的学术视野日渐宽广、学术兴趣日趋浓厚，在史与国际关系理论两个领域，取得了不俗的研究成绩，也体会到了学术世界里的无限乐趣。2000年前后，，：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还自己动手、指导学生翻译了这个领域的一系列著作，、《风暴眼：、《反对有理：、《最民主的部门：。完成每一部著作，几乎都是一次愉快的学术之旅。

任东来先生很享受读书、写作带来的乐趣，在学术日益组织化、团队化的时代，他不属于任何研究基地、重点学科，也不是任何类型的杰出人才、学术带头人，甚至连培养对象都算不上。但他以一己之力，完全凭自己的兴趣，在史、国际关系理论、，都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这其中，也离不开他敏锐的学术洞察力。

任东来先生具有捕捉学术热点的超凡直觉与能力，他几次学术转型，都能占领甚至是引领学术前沿。研究生期间，他的学术训练集中于美国外交史与史，。工作以后，他的学术兴趣扩展到当代的、，写作了中美最惠国待遇问题由来、，后者被誉为国际关系研究中采用比较分析方法的范例。这些论文敏锐地捕捉到了1990年代中的热点，从历史与比较的角度澄清了当时知识界的一些误解。与此同时，他还率先将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霸权稳定论”以及与之相应的国际制度理论，准确地介绍给国内学界，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此外，他还在国内较早地介绍、。这些，无不体现了他敏锐的学术洞察力。

当然，任东来先生最精彩的学术转型当数从美国外交与国际关系，。大约在2000年前后，，并从此迷上了这一全新的学术天地。

2004年初，，大受学界欢迎，很快再版，并被制作成有声读物，广为传布。教授称，“本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向读者展示了一部形象的美国宪法史。这幅历史图画在细节的刻画上栩栩如生，而评论则从大处着眼，要言不烦，对于相关制度演进的过程及其历史和现实的意蕴给予了深刻的揭示。”

但是，，这一领域还只有留美的教授、王希教授等不多的几位开拓者，，远不如今天这般热切。但是，任东来先生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极有学术潜力、乃至学术市场的领域，值得全心投入。时间证明，他的预感是对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众多媒体记者追思、缅怀先生的一个契因。

，任东来先生从未停止探索的脚步，司法审查、堕胎权等重大问题，都曾留下他的研究印迹。但最令人惊讶的还是他对持枪权问题的关注，，他立即意识到，美国宪法争议与“文化战争”出现新动向，随即与自己指导的学生就持枪权问题的宪法解释展开研究。2010年，，持枪权是一种不受各级政府侵犯的个人宪法权利，印证了他的直觉与学术眼光。实际上早在2002年，在讨论《武装美国》这部有争议的获奖著作时，他就察觉到，持枪权与堕胎权一样，是美国“文化战争”、。

在其厚重的学术人生中，除了浓厚的学术兴趣、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外，任东来先生还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

，、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他曾谈到，中国人讲宪法已近百年，却不知晓宪法的本义在于限制政府、约束官员和保护公民。在他看来，，，；美国的经验表明，，，而取决于制度、文化和人。因此，，关注的重点不是纸上的宪法条文，。”在李剑鸣教授看来，“任东来教授的现实关怀，。他经常以快速的反应、灵动的文笔和不俗的见解写作时评，发表在许多报纸和刊物上，让人领略了一个史家看待当前世界的方式。”

02

“功夫在诗外”

任东来先生口才出众，讲话节奏分明，抑扬顿挫，不时爽朗大笑，兴之所至，甚至会拍大腿。听他讲话，可以说是一种享受，作为弟子，我们都很乐意跟他聊天，但是必须给他提供新鲜信息，激起他的谈话欲望。

谈话，是他表达学术观点的重要形式，也是指导学生的一种方式。读书期间，只要他在国内，我几乎每周都有机会听他讲故事、发议论，有时是在课堂上，有时是在他办公室，有时候是在饭桌上。或是因为一篇文章、一本书，或是因为某个人、某件事，只要与美国历史相关，他都能信手拈来，谈上半小时。

他讲话极有条理，思路清晰、重点突出，绝不绕弯子，让人一听就懂。他的办公室永远向学生敞开着，没课的时候，他一般都在，我们如果想过去找他，事先打个电话说一声就行。不管是不是他自己指导的学生，只要是请教问题、或是与读书写作相关的事，他都乐意回答，愿意帮忙。

任东来先生讲课、写作，都有一定的故事性和趣味性，他也曾经跟我们讲，历史应该是一门有趣的学问，好的历史学家都是讲故事的高手，。他希望“熔学术著述的准确性和通俗读物的可读性于一体。既要有基本制度的介绍，又要有人物的活动；既要有宏观历史的观照，又要有具体的情节，甚至是悬念”。

为此，他和陈伟老师确定了三个写作原则：“第一，以案说法，法在案中；第二，以事说理，理在事中；第三，词章并茂，雅俗共赏。当然，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的主题，那就是，从纸面上的宪法文本，，是一个漫长的进程。美国的法治建设，不仅仅有赖于那些法律精英：法官、律师、立法者和执法者，而且还离不开无数的芸芸众生、那些被压迫者、被歧视者、甚至是罪犯为自己宪法权利的苦苦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一部美国的宪法史，正是这些勇敢的小人物不懈地争取自己权利和寻求社会正义的历史”。

，已经成为中国读者了解美国宪法的必读书籍。但是，任东来先生的故事还没讲完。他沿着案例之路，追根溯源，。作为后续姊妹篇，：，只不过更具有系统性，，，详略得当，要言不烦。

与他在史领域的研究成果相比，，并没有太高的学术深度。他自己也说，“我基本没有办法做出像史研究中那样原创性成果，我只能在国内的学术参照系中做得最好，同时尽可能争取更多的读者，让他们分享美国的法治经验。”于是，他放弃学术的深度，转而追求学术的广度与社会价值，结果大获成功，广受欢迎。

学术的深度与广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要有深度，必须有一定广度。任东来先生多次用老农种树的故事来比喻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个故事是他从比较法学家沈宗灵老先生那里听来的。“先生告诉我，在乡下劳动时，他特别注意到老乡种树的经过。根据树的大小，农民先大概画一个圈，挖一个坑，然后，把树放进去试一试。不够深的话，继续往下挖，这时候往往会发现，原来的口子太小，深不下去；然后，再加大口子，这样才能够继续深入，几经反复，一个树坑才挖好，能够与要种的树完美契合。从农民的种树中，他悟出了做学问中‘博与约’的关系，没有一定的博，就不可能达到相当的约。这是一个不断自我意识、自我调整的过程”。

任东来先生自己就是一个知识广博、见闻丰富的人，他经常对我们讲，读书、写作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各方面的知识、理论都要涉猎；做学问，就像学作诗一样，“功夫在诗外”。他主张多选修其他专业课程、多听名师讲座。1986-1987年，他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学习期间，、“国际关系”、“比较现代化”等新课程，而不是自己原本已经十分了解的和美国外交方面的课程。

在日后指导学生的过程中，他也一再鼓励自己的学生选修其他专业、甚至是其他学科的课程，多吸收、借鉴其他领域的研究成功与研究手段。就我个人而言，在硕士研究生阶段，除了修读任老师和历史系其他老师的课程外，还到法学院选修和旁听了几门课程，深刻感受到历史学与法学的不同视角和研究路径。针对同一个宪法条款，两者的思考方式截然不同：如果说历史学以线性推导为主，强调前因后果，法学则以平面扩散见长，注重理论层次。

任东来先生的本行和研究领域虽然集中于美国历史，但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却在中国。他一直强调，学习外国历史，必须以中国历史为参照。他曾推荐我们阅读李剑鸣老师的文章《本土资源与外国史研究》，认为“这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外国史研究者，为什么要了解中国的历史”。

在他给学生所开列的书单里，有三本书中国历史方面的书是必读的：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第一册）、。其中，《古史辨》对他的影响最大，顾先生在《古史辨·自序》中提出，学问“只当问真与不真，不当问用与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任东来先生因此坚定了自己作为学者的职业目标：“为学术而学术”！学问的“真”求出来了，自然会有人去“用”，但这“用”是别人的事，而不是学者的责任。

求真就必须从史实出发，不讲空话；必须沉下心来，甘愿坐冷板凳、坚守书斋，追求《桃花源记》中“武陵人”的境界：“缘溪行，忘路之远近”。我们都是学术河流里的渔人，但是能发现“桃花源”的人却是凤毛麟角。我想，在学术世界里，任东来先生也许找到了自己的“桃花源”。

03

爱写作也爱生活

任东来先生是一个待人真诚、热情、心无城府的人，从来不愿以恶意揣测别人。他对学生，批评时严厉，指导、帮助时却竭尽全力、毫无保留。学生的每一封邮件，他都会及时回复；学生给他的每一篇文章，他都会逐句修改，提出具体建议，反复多次，直到他认为合适，才会推荐发表。

刚进师门时，我的第一篇习作，被他修改了不下五遍。后来在他指导下翻译英文著作时，他也是仔细对照，每行必改。他常常对我们讲，文章不厌千遍改，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修改文章是学术训练的一个重要环节，与上课、读书同等重要。对于实在是改不下去、自己又不满意的文章，可以先放一放，以后发现新材料、有了新想法，再补充完善。

他对自己的文章也是如此，1984年读硕士时，他曾写一篇关于美国历史上联邦法令废止权问题的习作，一直搁在书橱里，直到2001年才修改发表，距离该文最初完成时间整整17年！

2002年前后，任东来先生开始在报纸上开设国际评论专栏，以生动的笔调、敏锐的眼光、独特的视角，介绍、分析世界时事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意义。他将写评论视为学者服务社会的一种形式。他也希望我们勤写作、多练笔，“对书本的知识和现实的世界永远保持探索的欲望，随时把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记下来，持之以恒，一定会有收获。不论你们以后做什么，观察和写作能力永远是有用的”。

任东来先生非常强调书评的作用和价值，他常说，学者的本职工作就是读书，书读多了必有感想，把感想记下了，就是书评。但是写好书评并不容易，必须有学术史上的整体把握，必须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指明不足；惟其如此，方能裨益学界，推动学术进步。他不但指导学生写书评，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写作了大量颇有学术分量的书评，其中不乏有情有理的佳作，比如，他为《战后世界历史长编》所写的“墓志铭”——《纪念一项延续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学术事业》。

任东来先生学术视野宽广，学术交流广泛，多次担任国内美国史专业毕业生的论文评阅人或答辩委员，提出了不少中肯的修改意见。他还作为一些重要杂志的匿名评审人，评阅青年学者的论文，提供修改意见，指导、鼓励他们完善研究。在这些学生和后辈面前，他没有一点架子。无论是谁，只要是跟他讨论学术问题，他都会热情回应，甚至掩饰不住兴奋之情。他是少有的对学术问题充满激情、永远好奇的学者。

也许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激情、这份好奇心，使他一直朝气蓬勃。在我的印象中，他似乎永远是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与我们之间并无时代隔阂。他几乎是学校最早使用电脑写作的历史学教授，也几乎是最习惯于用电子邮件跟学生联络的历史学教授。从他那儿，我不仅学到了写作、修改文章的方法，甚至学到了使用Word的一些技巧，比如修订文档、制作目录和索引等。修改学生的论文、译作，需要占用大量的休息时间，但他从不抱怨，也不马虎，有时候甚至会跟我们调侃一番。

在生活上，任东来先生也是个乐观开朗、极易相处的人，对新鲜事物同样充满好奇，并且乐于跟别人分享自己的快乐。记得2004年刚买车时，他开车带学生去郊游、野餐，在邮件中通知我们，“专车运送（附赠人身保险），要带‘特殊’朋友，请赶快报名，除了准备好心情和好胃口外，不需要带任何东西。”读书期间，只要有新生入学或是毕业生答辩，他必定请全体学生吃饭，学校附近的中西餐厅，几乎都留下了我们的欢声笑语。

任东来先生常对我们说，学美国史有个好处，能长寿。对此，我深信不疑，因为他的话太有根据了，美国史研究领域的几位老前辈，均得享高寿。1913年出生的刘绪贻先生、1915年出生的黄绍湘先生，已是百岁老人，至今康健；，杨生茂先生去世时93岁（1917年生），1920年代出生的曹德谦、邓蜀生先生也已年届九旬。任东来先生跟上面的每一位老先生，几乎都有私交，从那些充满温情的回忆文章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重师恩、念旧情的人。我知道，数十年后的某一天，我也会写下回忆恩师的文字。但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一天竟然如此之快，让我猝不及防、来不及反应，不敢回忆，也不愿回忆。本以为“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谁知一年之内，阴阳相隔，永不得见，岂不痛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