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水流域漕运

2022-05-03 11:06:30

漕运，就是官方在皇城与产粮地之间，利用水路押运公粮及贡品的过程。

　　漕运，始于秦汉，制度于隋唐。

　　山南漕运是指：唐朝山南道襄州商州至今湖北地段的漕运路线。（后为山南东道、西道、等）

　　唐代延续隋代的做法，把秦代行政隶属京畿、汉代隶属京兆的南大门“上洛”“商”（今商洛市）地域，作为军事第一的建制，转换为以经济第一的“商州”漕运、铸币机制的转运终端，把隶属关系由京城划归至山南道的漕运另一终端，即今日湖北“襄州”管辖（后属汉水流域的“梁州”等）。

　　终极：最终；末了；最后。最后的终点。

　　漕运终极码头：官方指定的水运终点站。

　　陕西商洛市丹水流域，在《商州考古》载：6000年前的人渔猎很发达。发现的鱼钩和今天现代的一样精美。只不过是骨质的；渔网鱼坠和现代的一样，不过是石头的。那是就有船了，连饮水的壶都是船型的。因为6000年前的船，就等于当今的飞机。在唐朝山南道襄州商州至今湖北地段的漕运路线，在山南道“丹霸道是沟通丹江与灞水的通道。唐中宗景龙年间,为把汉江下游的物产运抵长安,崔湜建议:“山南可引丹水通漕至商州,自商巉山出石门,北抵蓝田,可通挽道。”“中宗以湜充使,开大昌关,役徒数万,死者十五。”禁旧道不得过,而新道“每经夏潦,摧压踣陷,行旅艰辛,僵仆相继”。丹、灞两水源头仅隔一个相距几公里的分水岭,是汉江与渭河支流最相接近的地带,此处山势较低。丹江古时通航条件较好,清代大水时可通航至商州,石门至长安可利用灞河水道。崔湜建议疏凿的只是丹、灞部分水道,以及丹江和灞水之间的陆路交通。证明丹江可通航到商县,河流水量较今日丰富得多。”

一张码头的“发现照”与两城池的关联

（作者所发现洛源驿站码头最早文章的照片被放在百度、搜狐、搜搜百科）

　　我在做“洛源驿站初探”时拍了一幅现存的古代“洛源驿站码头”遗址的照片，被放在搜搜、百度等词条里作为名片的标记。所以这张洛源古码头所摄的照片竟成为“发现照”的作品了。

　　作为码头，也实在平凡和太俗了。但这张照片却是记载和发现了唐代的官办终极码头转运站。揭示了初唐、中唐、以及明宋、清代官办漕运转运仓库地点名称。还反映出古上洛迁城的诱因之一。

　　紫荆文化在山南道漕运最早的终极码头附近，是离古上洛50里的新州城附近。为什麽古上洛没有在紫荆文化较近的州城而在相距50里的寒川佛诞公园下的孝义古城，是因为，春秋时期方国建城的特点，以自然条件的三边环水，一边出路的地形所决定的。而上雒（鄀）本地人叫“雒”“洛”的发音。和下鄀“商密”的地形如出一辙。都是三边环丹水，一边靠山，都“如同一舟”。《古上洛》“加之此地此城被江河水包围，站在商於路和跨江进城的“高桥 ”前望此上洛城，在河床水满时成一岛，如同漂在水上的巨舟。所以古志载此城在洛水之上而得名。”

（百度此图由本作者提供）

　　“上雒，在雒水之上”。与史记：“鄀，在鄀水之上”当地发音相同，都发“洛”音。

　　《水经注疏》“古商密。。。南乡县北。兴宁未，太守王靡之改筑今城。城北半据在水中，左右夹涧深长。及春夏水涨，望若孤洲矣”

　　那么两城相同，地点在雒（当地人“鄀”的发音）水一上一下的两个鄀国之地。史记载：“鄀国在鄀水之上”。

保靖县四方城（此图来源网络）

　　一上三处“方国”（商密无图片）城的特点一致，说明春秋年代“方国”建城的特点。是先军路线，以军事为第一要务的天然条件优先的城池。

　　而商州城，是由于在秦、汉开始，大批的贡船停靠在离旱路和转运最近的地方，就是州城这片丹水淤地船靠岸集中的码头。而不在古上洛城停靠，因为古上洛三边环水，在旱路的丹水南岸，古上洛城军事防卫极佳，但运输极为不便，驿站、亭就设在州城，久之，因漕运而搬迁。直至唐公元710年崔湜丹霸路的终极码头，就应设州城在南门。

　　什么时间终极码头由州城迁至洛源驿站，就是距崔湜丹霸路七十年后，即唐德宗公元780年宰相杨炎洛源码头事件前后。说明水已退至该地。

商州南门码头本图片来自《商州往事》

为什麽说这两个码头是唐代此道的终极码头？

　　这是因为唐代近300年丹水流量的变化而形成的。

　　首先，在1963年的时候，该商州城南门有河堤和简易的码头，停有两条四米左右长的小船。平时床河水面窄至7-80米宽时，水有半人1.2米深，而如今2014年相差51年后，河床缩减10倍多，在水面7-80米宽时水约0.1米深。

　　那么，在唐代漕运《三省边防备览》卷5《水道》称：丹江“为汉、唐时荆、扬漕运关中之一道”。《旧唐书》唐中宗景龙年间（707～710年）“授湜襄州刺史（辖商州，国伟注）。未几,入为尚书左丞。韦庶人临朝,复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睿宗即位,出为华州刺史,俄又拜太子詹事。初,湜景龙中献策开南山新路,以通商州水陆之运,役...”

　　说明公元6-710年间终极码头在商州州城南门。

　　“《金石萃编》卷71《大唐朝议大夫光禄少卿虢县开国子□□姚府君神道之碑》记载：唐玄宗开元初年（712年-715年），姚彝“乃拜邓州（豫、鄂、陕中间—福凸注）刺史，并检校商州运漕”。丹江流经邓州境注入汉江，姚彝以邓州刺史身份兼管商州漕运事务，说明当时丹江沿流的商州、邓州、均州间有频繁的漕运活动。”

　　说明（712年-715年）终极码头仍在商州州城南门。

　　“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年）四月，杨炎因附从元载，被贬为道州司马〔2〕，路出武关，在商州以南丹江岸边的洛源驿，路逢道州司户参军李全方“挽运入秦”〔3〕。道州在湘江上游，说明江南一带的贡赋，有一部分是通过湘江进入长江，再转入汉水、丹江，然后通过蓝田•武关道陆转至长安。”

　　杨炎在商州州城不停留，却在离州城50里的“洛源驿站”码头地停留，与参军李全方押漕运“挽运入秦”也在洛源驿站码头地停留说明，相隔70年后，朝廷的终极码头已设在洛源驿站码头上岸和下船了。洛源驿站也是洛源码头的代名词了。并且在复职后将李全方兼“洛源钱监”，说明此地作为运、铸钱料的终点站和铸币地。

　　“[唐]裴庭裕：《东观奏记》——卢甚：京兆府参军卢甚升进士第，入官，甚孤贫，有文学。京兆尹遣巡舘驿，左补阙崔瑄婚姻回，与甚长亭相遇，争厅。甚以官虽卑，乃公行，略不让瑄。瑄责其不逊，遂相诋诃。甚来，下御史台按问，吏云：「当服白衫。」甚曰：「非国恤，不素服。」上闻之，以甚言涉大不敬，除籍为民，投之岭表。行至洛源驿，赐死。”

　　说明：卢甚没有在州城停留，而是停留在州城50里的洛源驿，是因为这里是码头转运驿站，是水陆转运节点的歇息处被赐死。

　　从《旧唐书》“建中元年九月，户部侍郎韩洄上言：‘...今商州有红崖冶出铜益多，又有洛源监，久废不理。请增工凿山以取铜，兴洛源钱监，置十炉铸之，岁计出钱七万二千贯，度工用转送之费，贯计钱九百，则利浮本也。...”

　　说明：洛源铸币钱官地设在商州洛源，是因为有朝廷官运码头在此，便于漕运以及本地铜料、铸币辅料的运输集结和调动，以及到达铸币秘密铸炉场地近便。

　　到了“明朝中后期（1368年1月23日－1644年4月25日）关陇商人利用丹江航道便捷的特点，向襄阳、汉口运输物资。《天下水陆路程》卷之五第十记载：“汉口换船，至小江口又换小船，仅装七、八石，五日至湖村起陆。路皆由山中而去，至蓝田始平无山”。《徐霞客游记》卷一下《游太华山记》记载，商州道上，“马骡商货，不让潼关道中。溪下板船可胜五石舟。（丹）水自商州西至此（龙驹寨），经武关之南，历湖村至小江口（今湖北丹江口市）入汉（江）者也。遂觅舟……过武关……出蜀西楼（又名梳洗楼）……三十里过湖村，东南去均州，上太和，盖一百三十里云。

　　《徐霞客游记》原文：

　　初五日行二十里，出石门，山始开。又七里，折而东南，入隔凡峪。西南二十里，即洛南县峪。东南三里，越岭，行峪中。十里、出山，则洛水自西而东，即河南所渡之上流也。渡洛复上岭，曰田家原。五里，下峪中，有水自南来入洛。溯之入，十五里，为景村。山复开，始见稻畦。过此仍溯流入南峪，南行五里，至草(chao)树沟。山空日暮，借宿山家。

　　自岳庙至木柸，俱西南行，过华阳川则东南矣。华阳而南，溪渐大，山渐开，然对面之峰峥峥高峻挺拔也。下秦岭，至杨氏城。两崖忽开忽合，一时互见，又不比木柸峪中，两崖壁立，有回曲无开合也。

　　初六日越岭两重，凡二十五里，饭坞底岔。其西行道，即向洛南者。又东南十里，入商州界，去洛南七十余里矣。又二十五里，上仓龙岭。蜿蜒行岭上，两溪屈曲夹之。五里，下岭，两溪适合。随溪行老君峪中，十里，暮雨忽至，投宿于峪口。

　　初七日行五里，出峪。大溪自西注于东，循之行十里，龙驹寨。寨东去武关九十里，西向商州，即陕省间道偏僻之捷路，马骡商货，不让潼关道中意即不比潼关道中少。溪下板船，可胜五石舟。水自商州西至此，经武关之南，历胡村。至小江口入汉者也。遂趋觅舟。甫定，雨大注，终日不休，舟不行。

　　初八日舟子以贩盐故，久乃行，雨后，怒溪如奔马，两山夹之，曲折萦回，轰雷入地之险，与建溪无异。已而雨复至。午抵影石滩，雨大作，遂泊于小影石滩。

　　初九日行四十里，过龙关。五十里，北一溪来注，则武关之流也。其地北去武关四十里，盖商州南境矣。时浮云已尽，丽日乘空，山岚重叠竞秀。怒流送舟，两岸浓桃艳李，泛光欲舞，出坐船头，不觉欲仙也。又八十里，日才下午，榜人摇船的人以所带盐化迁柴竹，屡止不进。夜宿于山涯之下。

　　初十日五十里，下莲滩。大浪扑入舟中，倾囊倒箧，无不沾濡。二十里，过百姓滩，有峰突立溪右，崖为水所摧，岌岌欲堕。出蜀西楼，山峡少开，已入南阳淅川境，为秦、豫界。三十里，过胡村。四十里，抵石庙湾，登涯投店。东南去均州，上太和，盖一百三十里云。”

　　至此、全面记述了徐霞客、由入商州到出商州的全部历程。

　　另从明代在龙驹寨建立多处船帮会馆、马帮会馆来看，明代中后期丹江航运甚为活跃。”

　　而“据《续修商县志》卷8《交通志》记载，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关中西安、凤翔二府遭饥荒，将襄阳仓存米20万石由汉江转丹江运至商州，再陆转西安减价粜出济民。此次灾粮运输，是由学士德珠、楚都抚丁思孔、襄镇殷化行等经办。为使灾粮能及时运抵关中，曾做了一番“造舟浚流”的准备工作。于该年农历二月六日自襄阳装船启行，三月梢到达龙驹寨，立即起陆转运。四月初抵西安府开粜。此时适逢新麦登场，粮价骤平，逃荒的饥民纷纷回归，灾粮运输停止。

　　此次漕运灾粮，自襄阳府城溯汉江而上，经谷城、光化至均州的小江口（今丹江口市），计水程280里。入小江口经河南内乡县西南境至淅川县城（老城）160里。又105里至淅川县属的荆紫关镇；又115里入陕西省商南县境的徐家店；又110里至竹林关；又110里至龙驹寨。自襄阳至龙驹寨水路共计880余里。由龙驹寨至西安城，陆程计460里。

　　襄阳至小江口利用民船，大者可载百数十石。入小江口后概用扒河船，间用鳅子船，载重量由20石递减至徐家店后，每船仅载8～9石。因不断由大船换小船，运费酌量付给，襄阳至龙驹寨，总计每石水脚银5钱。”

　　说明：从777年至1693年的中的800-900年后，大船高水位已退至百里外的龙驹寨码头。朝廷的转运站设在龙驹寨。

　　“另外，清乾隆年间，陕西省铸局亦利用丹江水道，在汉口采购铸钱原料铅块，经襄阳府水运至龙驹寨，再陆转各铸地。《续修商县志》记载知州罗文思对此事的禀奏稿，反映出当时丹江水运中官铅与船行、船户的矛盾情况及其对策：“敬禀者陕西鼓铸钱文，每年委员赴楚采买铅点，自汉口运至襄阳，挽鳅船载至龙驹寨，雇骡运省，向来官铅、客货两无阻碍。近年襄阳船户、行家，借运铅名色，将船藏匿数十里外，勒增客商船价。铅船每只装铅八十四块，官价八两上下；货船须至十六七两不等，客民阴受其累，而铅运仍难迅速。查陕省每年赴楚采买白铅约二十九万斤，黑铅约四万五千五百斤，点锡约一万四千斤以上，三项共约三十五万斤。铅点每块约三十余斤不等，共约一千一百四十三块，每船一只装铅八十四块，止需船一百四十四只。历年官船运载到寨，迟早不等，雇脚驮运，自正月起直至八九月间，始得完成。卑职即现在之情形详筹熟虑，襄阳船只每月至寨约有二百号，若每船带铅十块，一月可运二千块，不过六月，全数运完。至运铅船价，仍照每只装载八十四块，官价八两上下之数，每块给价银一钱。如此变通，既不亏于船户，又不累于客商，而于铅运更得迅速，官民两便。可否仰恳大人移咨湖广抚宪转襄阳县，责令船行、客户人等，一体遵行。如行户舞弊，不带及带不足数，办铅委员原有家人在寨收铅，即同过载，行查报卑州移关襄阳县究治，自无贻误”

　　说明：自洛源铸钱料运输的码头转移至龙驹寨了。

那处是山南漕运最终极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