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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辈的记忆:亲历油田会战,推荐给油田的孩子们

2021-11-12 12:54:22


关福喜,曾是冷湖油矿主任地质师,原江苏石油勘探局研究院副院长,江苏油田第一批教授级高工,,参加了江苏油田会战,本文讲述了老一辈的石油人当时是如何吃苦、如何为油田奋斗一生的,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


江苏油田  会战  真武

镇江  勘探

指挥部 青海 石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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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关福喜





老一辈的石油人当时是如何吃苦、如何为油田奋斗一生的,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但他们为油田所做的一切值得我们每一个石油人学习。下来就是一个老石油人为油田所奋斗的回忆录江苏油田会战前夕回忆。

接到调令

 

1973年,青海省冷湖。国庆节刚过不久,我正在与油田开发研究室的同志一起讨论冷湖油田南区注水方案,油矿党委副书记白好武同志出现在办公室门口。他向我招手示意,叫我跟着他到书记办公室。刚坐下,他就开门见山地说:“接到局里通知,要你速到局里报到。听说是石油部借调,另有任务。”

到局后,才知道是石油部要我们青海局派一些骨干力量去江苏省作考察,为将来石油部派遣勘探开发队伍作先行探路。经局领导集体研究后,确定了八人名单:

  • 杨巨谟:局钻井副总工程师;

  • 沈福权:局调度长(调度室主任),钻井主任工程师;

  • 闵宏祥:局调度室副主任,原冷湖油矿副矿长,主任工程师;

  • 罗益策:钻井处主任地质师;

  • 赵俊魁:采油主任工程师;

  • 吴仲英:器材处副处长;

  • 赵锡武:运输处(汽车)工程师;

  • 关福喜:冷湖油矿主任地质师。

那时,革命样板戏正盛行,“智取威虎山”这出戏在油田几乎家喻户晓。剧中,“坐山雕”手下有八大金刚。刚好这次我们借调的人数也是八个,于是有些爱开玩笑的熟人戏称我们八个人为“八大金刚” 。

到达北京

 

八人中,由沈福权负责带队。从冷湖坐汽车经甘肃敦煌到柳园,改乘火车直达北京。到北京后,由局主任陈鸿桢用面包车接我们到部规划研究院招待所住下。次日,部规划研究院副院长俞平召集我们八个人开会,介绍了石油部的意图及对我们的要求。接下来,就布置我们在规划研究院熟悉江苏地区的地质资料,并等待石油部的命令。当时在北京的新疆石油局总地质师张恺也参与了我们的工作,并起着帮助指导的作用。

由于沿海地区的气候、地质条件和工作环境,与西北地区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在熟悉资料并等待命令期间,俞平院长又派我们八人到渤海湾的三家油田(大港、辽河、胜利)作一番考察。

初到江苏


1974年3月左右,接到往江苏出发的命令。此前,由于工作需要,我一人已提前到达江苏。这是因奉唐克部长的指令,由当时的规划研究院副院长阎敦实指派我和规划研究院的庞增福同志到金湖卞塘的东45井(地矿部五普的钻井)了解所取岩心的情况。

在江苏,我们八人被安排在江苏石油勘探指挥部。这是江苏省政府领导下的机构,指挥部设在镇江市。

指挥部机关内部,,设生产组、政工组和后勤组。由原无锡地委书记马健任指挥,另有几位地市级干部任副指挥。下设2个普查大队(五普、六普)、2个物探大队(四物、六物)、1个试采大队、1个运输大队及1个地质研究队。指挥部的行政人员,。而技术人员在我们到达之前,主要来自地矿部系统。2个普查大队及2个物探大队是地矿部整建制的勘探队伍,只有试采大队及地质研究队有少部分人员来自石油系统。

我们八人,除赵锡武被派至运输大队、吴仲英被安排在后勤组外,其余六人都安排在生产组。生产组是指挥部的技术核心,组长张连奎是位老革命,。 

虽然生产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但相处都很融洽。尤其是组长张连奎完全是一种老八路、老干部的作风,气量大,能关心人;以前他曾担任过地矿部第三普查大队的领导,虽不是技术专业的内行,但也并非是完全外行。

鱼蟹之乡

 

从“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的沙漠戈壁一下来到江苏鱼米之乡,无论工作环境还是生活条件都发生了彻底变化。首先在生活上,吃的方面,新鲜蔬菜、鸡鸭鱼虾应有尽有。当时,在苏北鱼虾蟹等水产品非常便宜,大闸蟹只有0.25元1斤。在泰州市委招待所食堂里,我还曾吃到过每份一元钱的鲥鱼(很大一块)。可惜这种鱼在40年后的今天,市场上基本已经绝迹了。

(鲥鱼为溯河产卵的洄游性鱼类,因每年定时初夏时候入江,其他时间不出现,因此得名。产于中国长江下游,以当涂至采石一带横江鲥鱼味道最佳,素誉为江南水中珍品,古为纳贡之物,为中国珍稀名贵经济鱼类,鲥鱼与河豚、刀鱼齐名,素称“长江三鲜”。继扬子鳄、中华鲟、白鱀豚、胭脂鱼之后,长江鲥鱼也遭遇种群危机。)江苏的气候,四季分明,不像柴达木那样一年四季离不开棉衣 。

工作环境方面:主要工作区域在长江以北的苏北平原。苏北平原河网水系发达,有些区域小河成网格状,与大城市的马路布局差不多。农民到自己的地里干活,都必须坐自家的小船。河道里的船一般是柴油机作动力的挂浆水泥船,吨位大小不同,小的约2.5吨,大的也只有10多吨。只有在大运河及及较大的河道中(如盐邵河)才能见到较大的铁驳船或浩荡的船队。

水清地绿

 

那时候,苏北的绿化非常好,河的两边都有树。主要河道(如大运河、盐邵河)两岸的河堤上,各种高大的绿树,像屏障一样与河一起伸向远方。坐在行驶的船中,有着一种诗情画意的感觉。河水很清,几乎没有污染,水中鱼也不少。不时见到一些零星小船在撒网捕鱼,或捞河床底部的小蛤蜊和螺蛳。邵伯至兴化的盐邵河两边岸上,常能见到像大蟒蛇一样粗的草绳,堆盘缠在岸边。据说螃蟹非常害怕烧焦的草绳,渔民把这些草绳烧焦后,横放在河床底部,可以迫使螃蟹沿草绳走向渔民设好的陷阱。

当地的农民非常纯朴、老实,但经济状况都不是很好。当时还实行人民公社制,除了吃穿基本能得到保证外,基本上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在地里干活,一天一个“工”,得10个工分,分值大概在一角钱左右;给国营单位(例如为勘探队等国营企业)打工的人,挣的工分要高一些,因为他为集体增加了收入。苏北平原的农田一般都是高产田,土地利用得也很充分。在一年四季中,房前屋后、田边地角,基本上没有闲置的土地。经常有毛豆、向日葵,蚕豆、油菜等农作物。

目标是石油

 

从西北的荒漠来到这样美丽的地方,我们这些“青海人”当然非常高兴。不过我们的目标是石油,石油部派我们来,是为石油勘探开发“打前站”的。如果没有石油,一切都失去意义。

我们到来以前,苏北已发现一些零星的出油点。在1973年前后,位于苏北戴南镇的苏20井,以及祝庄地区的东7井,见到了一些工业油流,但不成气候。前者含水很高,后者岩心致密。地质情况也比较复杂,达不到工业开采的要求。直到1974年初秋才出现了转机:在江都真武镇,六普大队4007钻井队所钻的苏58井取得了厚度较大的含油岩心(油砂)。虽经钻井泥浆的冲刷,但岩心内部的含油情况仍然很明显。不久我和小队的技术员先后到指挥部作了汇报。

意见分歧

 

在讨论该井下一步措施时,指挥部里出现了分歧。指挥部的参谋核心是生产部,生产部对该井的下一步措施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要是来自地矿部的技术骨干,认为这类油气显示可以暂时不管,继续按原设计钻进,达到设计深度(尚需钻进1000多米)后再作研究;另一种意见主要是来自钻井队现场的技术人员及青海来的生产组成员,觉得应该及时试油。

当时地矿部的井队较侧重于获取探井的地质资料,井队不配备裸眼井中途测试方面的设备。所以我们“青海帮”主张提前完井下套管试油,以免在长时间的继续钻探中,泥浆浸泡,污染油层,最终影响试油结果,得出错误的试油结论。讨论的时候,争论剧烈,以至指挥部的第一把手马健无法作出决策。最后马健决定:先不作结论,把情况上报燃化部(石油部),请部派高级专家来江苏共同商讨决策。

最后决策


,部生产大组实际上就是勘探开发司)副组长程守礼与正在北京的原新疆石油管理局总地质师张恺来江苏。指挥部接到电报后,马健就派我带车从镇江去南京火车站接他们两位。接到他们后,因为他们两位是我的熟人,所以一路上谈话比较随便。在路上我把事情的前前后后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一遍。因为我是井场上的目击者,见到所取岩心的实际情况与测、录井资料,同时我又是提前完井最积极主张者,所以我极力向他们宣传我的观点。从后面的结果看,可能我的建议对他们起到了先入为主的作用。

他们两位到南京以后,先要我陪同他们去拜会江苏省燃化局局长徐以达(这可是部长的指示),当天晚上住南京大王边招待所。次日一早我和他们两位就同燃化局局长徐以达一同去现场察看,并会见省指挥部的领导。最终尘埃落定:决定下套管试油,在相距该井50米处另钻一井,继续完成该井未完成的勘探任务,这就是后来的苏61井。

真武油田第一口试油井


苏58井下套管后,指挥部派我驻守井队,负责协调各个环节的地质工作。工程方面负责人员由试采大队派遣郭仁炳协助(他受试采大队主任工程师俞传兰指挥),由4007钻井队进行试油。

苏58井的试油不仅指挥部重视,江苏省的有关部门也相当重视,省燃化局局长徐以达虽然年龄较大,却一直守候在试油现场,并且就夜宿在井队的值班帐篷内等待试油结果,不失昔日老干部的传统作风。

总算不负众望,苏58井试油结果:定深抽汲,深度400米,日产量为56立方米。以后用油嘴控制自喷,日产油达15吨。这在当时不产油的江苏,是个天大的喜讯。喜讯传开,江苏各界振奋。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经常有地方领导及各方面的人士前来参观。

接待各界参观


在苏58井关井测压期间,,问我能否开井放喷,让省领导看一看;我当时显得很为难,提出该井正在测原始地层压力,一开井不仅要浪费灌在井筒防原油凝固的3立方米柴油,而且会影响资料的准确性。听到这一情况,:不要开井,取资料要紧,不要影响资料的准确性;看来很通情达理。

会战初期,江苏油田当时的产量在全国各油田中基本排不上号,但是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来油田参观的人络驿不绝。仅我负责接待讲解的,除省内一些机关团体外,还有、副省长等高级。其中印象较深的有解放军著名将领廖汉生、东海舰队司令员梅家村。前者是在油田基本上已经投产的时候,后者则是在会战刚开始不久,苏61井正在试油,尚没有真字号油井投产的时候。

那时石油部的会战队伍刚上,会战指挥机关临时设在邵伯盐邵河边的板房内。此时我们被石油部派来的八人,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江苏省石油勘探指挥部生产组成员,又是石油会战指挥部的人。那时我已奉命从真武回到扬州江苏省石油勘探指挥部的新驻地(江苏省石油勘探指挥部1975年元月从镇江搬到扬州)。

一天,我接到江苏省石油勘探指挥部领导王政同志通知,要我次日早晨在指挥部门口的路边等候,陪东海舰队司令员去真武现场参观。我准时在路边等候,不久,有两辆小车一前一后开来,后面那辆车在我面前停下,里面有一位中年人招手示意我上车。在车上中年人对我说,梅司令员就在前面的车上。那位中年人我至今也不知道是何人,估计是扬州地区接待方面的领导干部。

两辆小车到达真武苏58井井区。下车后,我一边走,一边向梅司令员及其随从人员介绍苏58井的地质与生产情况。此时,的在苏58井边上,已经有了苏61井(两井相距约50米),而且正在进行抽汲作业。抽汲中,钢丝绳带出了大量泥浆、油沫,突然一阵风吹来,我们这一行人刚好处在风向的下方。梅司令的白色便服上沾满了随风吹来的油星。

作为参观向导的我顿时觉得很抱歉,而梅司令却坦然一笑,说:“没什么,正好带回去留个记念” 。路过邵伯石油部会战指挥部时,指挥部准备设宴接待,被梅司令贴身警卫婉言谢绝了。那时扬州至真武的简易公路才修通,路况并不太好,但这次参观只用了一个上午,中午就回到了扬州。路过江苏省石油勘探指挥部门口(即目前的华东石油医院)时我下了车,他们就直接走了。

“石油会战“启动


1974年年末当苏58井出油的讯息上报至石油部(当时的名称可能是燃化部)后,部组织了以秦峰为首的13人考察团,来江苏作石油会战前的考察。13人中包括我们青海来打前站的5人——沈福权、罗益策、闵宏祥、赵俊魁和我,另外有原新疆石油局总地质师张恺和部研究院的有关技术人员,以及石油部机关的劳资、调度的领导。考察团在考察前,及考察后,,受到热情的接待。

继后在1975年4月,胜利油田派出以地质处为主的先遣队伍和我们先前到达江苏的同志汇合。1975年5月在北京成立江苏石油会战指挥部,开始从胜利、四川、青海、新疆、长庆等油田调来大批会战队伍,开始了江苏的石油会战。我们青海来的八个人,按专业与职务情况,安排在不同的单位。

石油人很艰辛


石油勘探向来很艰苦。人称苏北平原是鱼米之乡,气候宜人,物产丰富;与全国其他油区相比,自然环境是最好的。从胜利、四川、青海、新疆、长庆等油田来到江苏,应该有一种进入人间天堂的感觉。

但真正开展工作时,困难重重。大批石油队伍的到来,首先没有住处。房子来不及盖,石油人就在河堤或田野高地,用芦苇与竹子搭起连片的芦席棚。我所在的试采一处机关住所,也是在河堤上,用芦苇与竹子搭起连片的芦席棚。而野外施工队住的,则是在井位旁边稻田上,就地搭建的芦席棚。从外表看,芦席棚成带成片,甚是壮观;但里面内部,地都是不太干的泥地,支床用的长条凳腿或行军床腿,如不加处理就会陷入其中,所以凳腿下面必须垫上砖头或木板。下雨的时候芦席棚内倒是淋不着,但是一跨出房门就是稀软的烂泥地,出屋行走必须穿上高筒雨靴。

会战初期正好遇到霉雨季节,搬运物件是桩艰巨的任务。虽然从水运码头到井场一般都铺了碎石,而其余地方只能趟泥巴路了。除了睡觉以外,高筒雨靴得经常穿着。至于野外施工人员则更艰苦劳累,除了日晒雨淋、走路艰难外,还要遭蚊虫和蛇的骚扰。芦席棚内老鼠和蛇也是长客。

芦席棚前后通风,在夏天倒也不觉得热。但是天热太干燥了也不行,容易着火。芦席棚只要一着火,就象在锅炉内烧纸片一样快,根本来不及抢救东西,人能逃脱就算万幸了。在我住芦席棚期间,曾看到对岸钻井处的芦席棚着火,百余米长的一排芦席棚在10分钟内就全部烧完;处在河对岸的我们,都感到热浪滚滚,我们只能隔河防守,不断用脸盆往这边已被烤热的芦席棚上泼水。

得来不易的硕果

 

会战队伍来江苏以后,在原地矿部工作的基础上,在真武构造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先后在真6、真12、真20井上获得高产,尤其在真20井上取得了日产千吨的高产记录。

苏北地区,构造断裂发育、油层变化大,地质条件复杂。在一些高产井的旁边不远处,就有可能是空井。但江苏所处位置特殊,位于急需石油的沿海地区,其经济意义非同一般,这就决定了再困难也要加强江苏石油的勘探开发。

经过近40年来,几代石油人的不懈努力,现在已建成了一定规模的石油基地,正不断地为我国的油气生产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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