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庄说商丘＂之二:商朝的建立——厨师宰相伊尹

      “俺家在商丘，要知商丘事！”

       在这个系列里，著名作家蒋庄将全方位解读商丘古城的人文历史，厘清一些困扰人们的谜团。比如： 

    ——“商”是怎么产生的？

    ——“玄鸟”是一只什么样的鸟？

    ——“商丘”为什么曾经称作“商邱”？

    ——什么是“一网打尽”、“网开一面”？

    ——什么是“一言九鼎”、“问鼎中原”？

       契所生活的时代，实行的是部落首领禅让制。当时部落首领舜就是受于上任尧的禅让。契聪明多智，品性宽厚，仁慈平和，曾经是舜的主要助手之一。《史记?殷本纪》说他“百姓以平”，大家都认为他为人公平、公正、公道，在方国间和人民中具有很高的威信。

        舜年迈时，曾经广泛征求各方国首领的意见，选贤任能，寻找自己的接班人，契就是其中的几个候选人之一。当时，有许多人推荐治水有功的禹来继任，但禹谦虚地推让说，自己能力有限，部族内其他优秀人物还有很多，比如稷、契、皋陶等人，都具有担任这一职务的能力。《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禹拜稽首，让于稷、契与皋陶”。最后，还是舜拍板决定，由禹接任。但对契的功绩，舜还是给予了充分肯定，“舜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驯，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宽。”就是让契担任司徒一职，主要的工作任务就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和谐因素进行化解，比如人与人之间不亲睦，以及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这五者如何相处等，进行教化，推行五教，宽厚待人。

       契在自己的本职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功业著于百姓”。“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赐姓子氏”。至此，无论是作为部族还是作为封地，“

       商”才真正被写入史籍。

       契传十四代，至成汤。

        这个时期的商部落，因受水患侵袭和周边部落的骚扰，生活居住环境极不稳定，经常四处迁徙，其中大规模的迁徙就有八次。直到约公元前1617年，成汤才在先王的故地毫（今商丘）定居下来，商部落成为夏王朝的一个附属国。夏朝的首任国王叫启，是禹的儿子。禹去世前，也曾想继续沿用禅让的办法，任用东夷的首领伯益为继承人。但启却不想让王权旁落，遂于约公元前2070年，杀伯益而自立，第一次实现了原始部落联盟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型。夏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从原始社会进入私有制社会。统治权由“禅让制”改为“”，也意味着从“公天下”而进入绵延四千多年之久的“家天下”。

        在夏朝存续的四百多年间，尽管也曾经出现过“少康中兴”的辉煌阶段，但总体来看，由于统治机制、统治体系还不完善，各方国都拥有一定的军事、外交权力，，因此，王朝政府的统治力和控制力明显不足，经常出现王命难以实施的情况。特别是到了最后一王夏桀时，这种现象最为突出，夏室与方国部落开始离心离德，关系逐渐破裂。

       此时，商部落在成汤的带领下，在夏朝东方正如初升的太阳，蒸蒸日上，迅速崛起。

       成汤敏锐地察觉到了夏王朝出现的各种内外矛盾，认为这是上天即将抛弃夏朝的先兆。而天下混乱的局面，也迫切需要一个明德君主来拯救黎民。于是，他表面上不动声色，、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着手，不断扩充自己的实力。

，他摒弃夏朝的严苛残暴政策，仁义治国，宽以待民，赢得了各方国和人民的支持和信任；在经济方面，他鼓励农耕，大力发展农业和畜牧业，使综合国力大大增加；在军事外交方面，他采取远交近攻的方略，萝卜加大棒，一边打一边拉。通过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成汤声誉日隆，商部落成为夏朝系统内部最有号召力的方国。同时，他还礼贤下士，注重人才，、军事谋略家伊尹为相。最后，他在伊尹的辅佐之下，及时抓住有利的战略机遇，十一

战而无敌于天下，最后鸣条之战一举灭夏，于前1600年，在南亳（今商丘）建立商朝。成汤立商，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按照当时的制度和社会习惯，遵循的是“王自天定”的定律，国君这一职务都是一脉相传的，老百姓意见再大，你可以要求废了现任国君，但其继任者也必需得是原国君血亲范围之内的人。而成汤却不信这个邪，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他振臂一挥，应者如云，、武力改变王权的实践，为以后历代的朝代更迭提供了先例，被称为“成汤革命”，即“革天之命”。《易·革·彖辞》上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至今，在商丘的虞城县境内，还遗有一座“伊尹墓”，见证着成汤立商的辉煌时刻。（4）

       文化不分国界，文明不分种族。作为文化和文明产生的生理机能，智力的形成和智慧的迸发，在时间和空间上不存在太大的本质差别。从进化论的角度探究人类智力和智慧的发展进程，也许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但只要打开人类文明进步的册页，就会发现许多数千年以前产生的人类思想的光芒，至今依然在照耀着我们的心灵，甚至当我们解读这些古人的大智慧时，会产生激烈的情感动荡。

        这是许多人站在位于虞城县境内的伊尹墓前所生发的第一感觉。

伊尹作为先商时期我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行政，，用他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诠释了高起点人类思想的无限延续，演绎了从草根到巨椽的崛起过程。

        伊尹名挚，又名阿衡（《史记?殷本纪》），生时不详，卒于约前1549年。他是一个弃婴，自小不知生父生母是谁，由有莘女从野外的桑林里拣到后，交给一个厨师抚养。

        伊尹的身份是奴隶，处于社会的最低层，没有人身自由，没有自主财产，没有支配时间，没有自享空间，甚至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精神和肉体。起早贪黑是常有的、忍饥挨饿是常有的、挨打受骂是常有的、朝不保夕是常有的。孩童时代没有了大人们的呵护，他的精神世界是孤独的，他的启蒙教育也只有在责骂之中、棍棒之下、锅碗之间。如果那时也有忆苦思甜的话，他的苦大仇深起码是我们无法想像的。最后，他用忍耐和坚韧完成了对于他本人、对于后世文明也许是最重要的步骤，——在他的许多同龄人无法忍受饥饿、伤病、劳累的折磨而相继夭折的时候，他用他的顽强经受了重重严峻的考验，使他的生命没有过早地消失。这个生命实体保存的本身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按照常人的推想，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伊尹不可能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环境可以影响人的生存状态，却无法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态度。只要有积极向上的生命诉求，任何环境都只能是生命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生命循环中的一个侧面，生命体验中的一种经历，不能对生命过程的总体趋势发生根本作用。当然，伊尹也从来没有想到过通过硬性扩张的方式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自身觉悟还没有达到我们可以想像的高度。不能战胜，就只能加入。怨天尤人、自暴自弃只能是自己选择灭亡。伊尹所能做到的就是随遇而安，就是埋头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是踏踏实实当好厨房的杂役，从杂役而助手，从助手而厨师，从厨师而大师。仅用十年时间，他就完成了人生起始阶段的三级跳，形成了人生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双重积累，成为那个领域的绝对权威和有莘国最有名气的烹饪师。这个过程当然是艰难的。无数次的虚心求教、无数次的琢磨切磋、无数次的苦思冥想、无数次的探索实验。终于，他用自己的执着和创新，超越了前人所有的遗留成果，到达了前人从没涉足过的境界，把烹饪这一雕虫小技提升到了前无古人的崭新高度，并且第一次从实践中提练出了理论精华，形成了影响后世的理论体系。

        伊尹关于烹饪学的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从原料的特性、产地、选用，到火候的掌握、调料的搭配，都具体而实用。如对原材料的产地上，肉之美者、鱼之美者、菜之美者、和之美者、饭之美者、水之美者、果之美者，他都是了如指掌、如数家珍。

       在烹饪的技巧上，他明确指出：食水的动物气味腥，食肉的动物气味臊，食草的动物气味膻。这三类动物气味各异，怎样才做出佳肴美味呢？主要依靠水、火、味的调节，消除腥味、去掉膻味、离却臊味。第一条要正确掌握火候，宜猛则猛，宜温则温；第二条要正确运用水的规律，转臭为香；第三条要正确选用调味料，即甘、酸、苦、辛、咸等五味，它们的组合是非常微妙的。只有根据鼎中水的变化，掌握火候，把握调料的搁放先后次序和量的多寡，才能获得久而不败、熟而不烂、甜而不过头、酸而不强烈、咸而不涩嘴、辛而不刺激、淡而不寡味，肥而不腻口的美味佳肴。（见《吕氏春秋?本味篇》）

       正是由于伊尹率先把知与行进行完美的融合，在烹饪实践和理论上做出的突出贡献，使他成为我国烹饪界公任的鼻祖。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每年都要举办规模浩大、隆重权威的“伊尹杯”全国烹饪大赛，虞城作为伊尹的安厝之地也成为许多人心中的食都。在2002年中国烹饪之圣伊尹祭祀活动上，组委会宣读的《 伊尹三千年祭 》中说：“我圣说汤王又放太甲，三世一腔社稷心；辨五味得平天下，千古绝论鉴后人。不以小技而薄志，决以丹心施烹饪。商丘市旺，亳都再兴。”诚哉斯言！（5）

       艺无止境，学有专长。这样理想的境界伊尹切实领略到了。但是，他的目标显然还不仅仅是这些，他还强烈追求着领略与领悟之间的不同。如果局限于相对狭窄的技艺空间，就无法真正使技术升华为艺术。只有跳出就烹饪而烹饪的圈子，领悟到世间万物的共通之处，在精神领域内完成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跨越，才能纳天地于一体，容四海于一盂，使眼前豁然开朗，呈现一片崭新景象。

       随着阅历的积累、经验的增加、技艺的精道，伊尹的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地方。他是个聪明勤奋而具有心计的人，虽然祖祖辈辈当奴隶，地位卑贱，但经常注意研究历代英明君王的施政之道,能够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对当时的社会进行深刻的观察分析。在一个不眠的夜晚，也许只是电光石火的一刹那，他的智慧灵光得到了迸发，领悟到了“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真谛，使他完成了从人才到天才的必然迈进。他要把自己对厨艺、对国家、对社会的认知和感悟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去。

当然，掌控国家和社会不是一个厨师所能做到的，他必须靠近最高的统治阶层，才能有希望把自己的理念在更大范围内的推广。这种目的的实现，需要一个人的信心和勇气，更需要有识人之君和施行平台。

        其时，正值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从鼎盛期走向衰落期。以商部落为首的各个方国逐渐崛起，对夏王朝的统治形成了巨大威胁。伊尹在对于夏朝统治者的施政方法以及周边附属国家的综合判断中，把目光注意到了地处亳地（今河南商丘）、以仁爱治国著称的商汤。

       他开始捕捉每一个可资利用的机遇。

       机会终于来了。商汤为了笼络有莘国，提出了纳有莘女为妻的要求。有莘王爽快地答应了。在研究陪嫁人选时，伊尹自告奋勇，请求以厨师和侍从的身份前往商国。商汤也久闻伊尹的大名，知道他的烹饪手艺。为了接近商王，在以后几天的做饭时，伊尹估意把饭做的不是太咸了，就是太淡了，以期引起商汤的注意。果然，商汤非常纳闷，就把伊尹叫来，询问他原由。于是伊尹以此为由头，“以滋味说汤”，阐述了自己治国兴邦的独特思想。

       伊尹认为，做菜既不能太咸,也不能太淡,要调好作料才行；治国如同做菜,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松弛懈怠,只有恰到好处,才能把事情办好。“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五味调和，君臣佐使”。而要想品尝到人间至味，就需要有充分的物质作为保障。只有坐拥天下，延及四海，才能得到各种原料。

       如果仅仅是在商这样一个小国，根本无法满足物质的筹备。“君之国小，不足以具之；为天子然后可具。”“非先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强为，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己，己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则至味具。故审近所以知远也，成己所以成人也！”作为一代人君，必须要有雄霸天下的气魄，才能审时度势，趁机而为。要成为天子，不能单纯依靠武力和强势手段，而是要敬业修德，施行仁道，赢得天下士人的拥护。

        同时伊尹又从天下大势谈起，分析了夏王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的现实，得出了天道更迭的总体趋势。

        伊尹这番庖厨之论，蕴含着深刻的战略指导思想和丰富的人生哲理。那就是要依据客观实际，灵活选择不同的策略，以达到战略目标。这番话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隆中对”，而伊尹“借汤说汤”的理论升华，又比千年之后诸葛亮的“不出茅庐而三分天下”高出了一个层次。

       商汤听后茅塞顿开，深感相见恨晚，激发了他的万丈豪情。他不以伊尹出身低贱为顾虑，立即举行隆重的任命仪式，拜伊尹为“阿衡”，即“尹”，统领一切军国要务。同时，韬光养晦，内敛锐气，以待时机。在内政外交上，他采取伊尹所制定的策略，仁义治国，安抚人心，理顺各种社会关系。如“网开三面”的故事，就充分说明了他对伊尹思路的认可和实施。有一次汤王外出打猎时，手下人先四面张网，并祈祷道“愿天下四方的禽兽都进我的网”，汤王却觉得一网打尽的做法有点过分，就让手下去掉三面网，改祈祷辞为“禽兽们，往左、往右都有活路，那些命中注定该死的就进网来吧。”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从而在夏桀虐政淫荒的特定时代，树立了汤王仁德的形象，促使各国、各部落归心于商。

        伊尹说汤的故事，成为历来为君为臣的重要依据和标准。这其中既有伊尹对时事入木三分、高屋建瓴的科学判断，也表现了汤王“用人不分贵贱”的远见卓识和容纳贤能的博大胸怀。（6）

        商汤与伊尹的大政方针确定后，接下来就要围绕战略指导思想制订具体的实施措施。而商作为夏的附属国，方圆只有七十里大小，要想与强大的夏朝当面对决，无疑于以卵击石，根本没有任何胜算。对于这种形势的判断，伊尹心里非常清楚，并有针对性地研究制定了战略方案和目标，即循序渐进、由外而内、各个击破、总体打击。

       首先，利用商为夏方伯，有征伐诸侯的特殊权力，，结交或兼并夏王朝的属国，剪灭其羽翼，扩展自己的实力。其时，居于夏商之间的葛、韦、顾、昆吾都是夏的属国。因而，第一步必需兼并四国，使夏处于正面受敌的地位。

        葛国位于商的西部，相距不过数十里，成为商汤的首个打击对象。在具体战术运用上，伊尹寻找机会，牢牢抓住葛伯不仁不义的把柄，以义伐不义，一举灭掉了葛国。然后，又分别以相似的方法，灭掉了韦（今滑县）、顾（今范县）、昆吾（今许昌）三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从而使商国占有了以亳邑为中心的周边数百里的大片地区，人口和物资实力大大增强，在与夏王朝的军事力量对比中初步扭转了劣势，完成了对夏王朝的战略包围。

        其他附属国见夏桀已经无力庇护，加上伊尹的不断斡旋，大都产生了去夏适汤的念头。而在夏朝内部，人们也分别从桀和汤的作为上看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统治者形象，越来越对商汤产生了向往之情。《书?大传》记载：“夏人饮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归于亳（为何不投奔亳地）？盍归于亳？亳亦大矣！”

       面对这样的一片大好局面，伊尹的头脑却非常冷静，认为仅仅凭借一时的局部胜利，还不能完全动摇对手的强势地位，必须继续施压，才能切实看清对方的反应、威信和调度能力。

        他建议汤王先从小的试探开始，在岁末没有按常规向夏朝进贡。夏王大怒，下令调集九夷之师伐汤。各诸侯国惧于余威，纷纷响应。伊尹即劝汤王“

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桀也见好就收，原谅了汤王，没有采取进一步的军事措施。这种有罪不伐的软弱行为，使各诸侯国大失所望，夏王朝的威信大大削弱。第二年，商汤又不供贡职，桀再怒，发出号召再次征讨。但这一次九夷之师却不听号令，按兵不动。对此，伊尹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与夏桀一决死战。商汤即在宗庙前举行出兵誓师大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汤誓》，历数夏桀破坏生产、残酷盘剥压迫民众的罪行，打出了上应天命、救民于水火的旗号，激发了全体将士的战斗热情。

       由商国主动发难而产生的商夏对决开始了。

       此时的夏朝已经是徒有其表，国大空虚。国内民不守疆，周边邻不援朝，甚至有许多地方奋而倒戈，投向了商国。商汤选良车70乘，勇士6000人，采取战略大迂回，出其不意，长途突袭，很快逼近了夏都，双方在鸣条（今洛阳附近）展开了残酷的大决战。商军在商汤“讨伐暴君，为民除害”的号召下，势如破竹，不可阻挡；夏兵将则不愿为夏桀卖命，失去了战斗力，一触即溃。夏桀大败，乘一只小船逃到南巢(今安徽省巢县)，最后故于此地。

        随着夏王朝的覆灭，商朝于南亳（今商丘）正式建国。

        纵观伊尹助商立国的过程，处处充满着盈天的大智慧，闪耀着他长期以来深思熟虑而形成的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光芒。第一，判断形势的客观性。汉代军事家诸葛亮在总结前人的军事经验时说，为军者要知天象、晓地理、察人文。这些理论，伊尹早在实践中就已经运用纯熟，俯仰天地，洞察乾坤，是他之所以能够顺时而动的首要战略法则。第二，把握时机的准确性。机会总是留给提前有准备的人。这种准备包括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心理的成熟程度、谋略的领会程度、局面的掌控程度，都决定着当机会来临时，能不能准确的及时抓住。作为天才的军事家，不仅善于创造机会，关键在于懂得如何寻找机会、运用机会。第三，战略推演的渐进性。知行合一、处事沉稳的伊尹，把战略防御、战略对峙、，毫不拖泥带水，一改以往军队多于突击冒进的常规打法，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其效果是显著的。第四，争取人心的持续性。自始至终，伊尹都把“以义伐不义”战争理念作为极力推广的主要环节，贯穿于的全过程，成为商汤救民于水火、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攻心为上，攻城为次，未出师而占了道义上的先机。

        上述这些通过“伐谋”、“伐交”、“伐兵”，最终取得战争速胜的做法，对于后世战争过程的把控、军事理论的构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7）

       伊尹的智慧不仅在于打天下上，主要还在于治天下。新兴的商朝，面临的是残暴的夏桀留下的烂摊子。对此，伊尹又从国家政例和制度建设入手，制定完善各项法律、政策、措施，，使商代前期的国家机器、，商王朝的统治也逐渐步入正轨。

       一是明确了君臣之间的关系准则。在漫长的夏朝统治时期，、政府机构官员与王朝决策层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由于在立国之初，，确定了以血统为中心的王位继承顺序，剥夺了其他部落首领接受禅让的可能性，受到大多数武装派系的抵制和质疑。作为妥协和补偿，夏启在对于放宽各方国的自主权方面作出了大的让步，允许他们拥有各自独立的军事武装和外交权限，各方国之间甚至可以相互征伐，。，，许多地方政府在实力得到扩充之后，拥兵自重，

       尾大不掉。而王朝内部的各级机构官员，大都希望依附于某个有实力的部落首领，。这就使君臣之间产生了严重的错位，中央政府许多政策的制订要受制于各方面势力的掣肘，不能形成上下通畅的政策贯彻渠道。商朝建立之后，伊尹即从明确君臣之间新的关系入手，着手解决权力划分问题。他提出了“五味调和，，就是烹饪美食要用多种调味品，但不能完全平均使用，必须要有主有次，才能使味道和谐；一个国家也是一样，，以主为骨，以次为肉，形成国家的基本框架。在这种关系中，要以君为主，以臣为辅，主次分明，职权各异，按照各自的职责权限来行政做事。比如各方国可以有自己的军队，但人员数量和武器装备方面要受到一定限制，要与自己国家的大小、爵位的高低相适应；各方国之间可以相互发生外交关系，但不得擅自与王朝系统之外的国家交通往来，

。，、王与候之间、君与臣之间、官与民之间的关系和界限。二是制定了君王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对于君臣之间的这种关系，尽管君王的权力得到了放大，处于主导作用，但他并不是就可以任意作为，而是要受到各种力量的制约。如果君不能为君，则臣也不能为臣。对此，伊尹先后作《咸有一德》，作《伊训》，作《肆命》，作《徂后》，具体阐述了为君之道，要求君主首先自律，方能律人。君主由于所处地位和掌握权力的特殊性，所犯下的再小的过错，对于天下百姓来说都是致命的。关于君王容易犯下的错误，伊尹经过认真分析，总结出了“三风十愆”，包括治国、治政、治军和生活作风的各个方面。对于这些错误，伊尹一语道破了其严重

的违害性：“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以臣的身份而为君制定道德行为规范，伊尹是我国第一例，。三是确定了“宽以治民”的总体治国方略。伊尹认为，正确调和社会关系，需要运用多方面的手段。既不能太严，也不能太宽，“过则为灾”。而是，充分照顾各方面的利益，使各阶层和谐共生。他建议汤王要吸取夏桀灭亡的教训，注意体察民情，宽以治民，仁以治国，轻征薄敛，鼓励生产，安定民心，并常用“明德则天下存，失德则天下亡”的道理教育商王。在实际工作中，他非常重视农业生产水利建设，民以食为本，衣食无忧则盗而不盗。同时，大力发展丝绸纺织和青铜冶炼技术，“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绣”（《管子》）。特别是青铜的发明和利用，使商朝在农业机械和军队武器装备方面，走在了各国的前列，综合国力和战斗能力大大增强。

        四是“铸金钱，制礼乐，定献令，迁九鼎于商都。”伊尹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深切感觉到，一个国家的形成和稳定，不仅要依靠国家机器和强制手段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认同和自律。因此，他从几个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探索和变革。铸金钱，即统一货币，济领域对全国的控制和调节，也改变了过去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便于人们进行物资交换和经济交流；制礼乐，即制定国家礼仪、国乐，使整个国家达到文明有序、知义明礼的状态；定献令，即制定国家法律法规，奖励好人，惩治坏人，维护国家政令通畅，众民安居乐业。当时天下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为了从观念上增加全体人民的国家感，，伊尹以九州的名称，在商都铸造了九个大鼎，象征国家的最高权力。现在常用的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均源于此。商丘市还把“一言九鼎”作为城市精神。（8）由于商汤与伊尹的密切合作，，经济繁荣，社会文明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商朝的势力也迅速得到了扩张，一跃成为黄河流域的主要统治者。《诗?商颂?殷武》记载当时天下万方归心的情形是：“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

       商汤死后，伊尹又先后辅佐汤的子孙外丙、仲壬、太甲、沃丁继任商王，，为商王朝以后600余年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一身而辅五世，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独一无二的。沃丁八年（前1549年），伊尹逝世，据说终年100余岁。沃丁以天子之礼安葬伊尹，殷墟甲骨文中就有多处记录祭祀伊尹的卜辞。

       由于伊尹显赫的人生功绩，使他长期以来都得到了人们的敬重和推崇，尊他为天下第一贤相，把他的地位提升到“元圣人”的高度，即圣人之先。《论语》曰：“大贤唯有伊尹”，孟子称“伊尹，圣之任者也”（《孟子?万章》）。站在伊尹墓前回望三千多年的历史，回望这位起于草根的平民智者，让人不禁思绪万千，、高超的治国艺术、博大的人生抱负、深远的文明影响，产生出越来越多的仰慕之情。

      。勇气源于无私，源于天下为公的大智慧。伊尹在辅佐商王的过程中，不以个人的功过得失为念，而是把国家的兴盛、君主的德行、人民的福祉作为自己行动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代民请愿，为国筹谋，做出了许多为一般人所不敢为、不能为的事情。前文所说的以臣而为君制定行为规范的举动，只是其中一例，到了商朝第四任天子太甲时，伊尹又有了更加惊世骇俗的壮举。据《史记?殷本记》记载，太甲继位之后，思想放纵，不明政理，亲小人而远贤臣，残忍暴虐，废弛法度，造成国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重大危机，朝野上下怨言四起。面对这种情况，伊尹站在商王朝长远利益角度考虑，认为“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果断采取强制手段，将太甲流放到商汤的葬地桐宫，让他面祖思过（后来这种方法成为皇帝惩罚亲族兄弟过错的一种常用手段）。而伊尹亲自临政，代行处理国家事务。在伊尹的教诲下，三年之后，太甲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得到了国

民的谅解，伊尹就重新把他迎回去继续当政。太甲吸取以往的教训，修德爱民，后来的政绩还相当不错。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伊尹放太甲”事件。

        。遥想在当时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下，做出这样的举动，伊尹需要承受的种种压力可想而知。甚至当时就有人认为伊尹有取而代之的想法。但伊尹光明磊落、胸怀坦荡，。臣以其贤而诲君，而放君，而立君，，在中国历史上，伊尹所为观止矣。即便以诸葛亮这样的贤才，尽管有刘备托孤时“若嗣子可辅，则辅；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叮嘱，面对懦弱的刘禅，他也不敢用自己的历史声誉作担保而冒然行事。仅此一项，。

        高超的治国艺术。伊尹不但善于从实践中提练理论，而且还善于用理论来指导实践。从烹饪的水、火、味的运用中，他领悟到了法律秩序的重要性；从五味调和的关系中，他领悟到了正确处理社会各阶层矛盾的重要性；从夏朝由盛而衰的过程中，他领悟到了宽以待民、民心所向的重要性。因此，他在施政的各个环节中，都能非常注意法与德的协调统一，综合统筹军国诸事。比如，，他从不有亲有疏、有远有近，而是尽量做到一碗水端平。特别是对于原夏王朝的旧势力和民众来说，伊尹察觉到了他们亡国之初的失落心情，对他们更是在方方面面上予以关心照顾，使他们真切感受到了商朝政府的安抚，生活安稳，精神舒畅。“汤立为天子，夏民大悦，如得慈亲，朝不易位，农不去畴，商不变肆，亲邦如夏，尽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享商”（《吕氏春秋?慎大》）。

       对于处在社会最低层的奴隶，伊尹更是深知他们的疾苦，相继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革除对他们的歧视制度，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相对得到了应有的保障，并且一些有功绩、有才识的奴隶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改变身份。而对于那些违法乱纪的贵族和官僚，则罚为奴隶。这样的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使得人人都有希望通过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激情和活力。同时，，把君主置于国家首脑和国家象征的地位，由行政具体处理日常事务，君主行使问责职权。决策权力与执行权力的相对分离，扩大了民主，提高了效率，增加了制衡。这种科学有效的制度至今成为国家管理和企业经营的主要运作方式。（9）

       博大的人生抱负。伊尹尽管起于草根，地位低贱，但他从小就抱有经国济民的远大理想，并对自己的人生道路进行了多方位的设计和规划，提出了“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两个最高和最低的奋斗目标。

        首先，他把“良相”作为最高目标，要用他过人的才识和长期积累而形成的宏伟构想，在实践中阐述他仁义、宽厚、协调的治国理念，在更高的层次上为国家的稳定、黎民的幸福而服务。其次，他也深深地懂道，要达到自己的理想境界，并不是仅靠个人的美好愿望就能实现，时也、运也、命也，没有机遇、难遇明君，就会使前进过程中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变数。一个人必须对未来作出多重的预计和设想，才能有充分的回旋余地。假如不能实现为良相的愿望，他也有自己的最低目标，就是要作一个良医，继续用自己的聪明才智造福于民。

       他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虽然在一定范畴内不尽相同，但其目的是一致的，殊路同归。他根据“药食同源”的道理，在当时简陋的条件下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实践。他看到人们医病时吃中草药的叶、根、棵，委难食咽，就发明了用陶器煎制草药汤液的方法。知五味入五脏，以君臣佐使配伍，以寒热温凉调性，把旧有的单味药治病，发展到方剂治病，是伊尹对中医学的极大贡献。《资治通鉴》一书中曾记载：伊尹“作汤液本草，明寒热温凉之性，酸苦辛甘咸淡之味，轻清重浊，阴阳升降，走十二经络表里之宜。今医言药性，皆祖伊尹。”中草药汤液的出现，便于药物配伍应用，为日后中医方剂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使中医中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延续至今。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伊尹的人生追求从来就不仅仅是长期处于庖房之间，而是提前考虑了最高和最低两个行动纲领，体现了他志向远大、行事果敢、留有余地、未进先退的哲人风范。

        深远的文明影响。伊尹对于后世文明的贡献和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是意识形态方面。他的“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理论，率先提出了万物相通、天人合一观点。“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就是说老天爷要用降百祥奖励作善者，降百殃惩罚作恶者。后来的各个朝代都基本对此表示信服，只要天下出现天灾人祸，帝王都是首先检讨自己的德行；他的“宽以待民”、“过则生灾”的理论，率先提出了仁义治国、平衡各方、和谐共生、物极必反的观点，为儒学的产生提供了基础，伊尹因此成为后世儒家推崇的人物，被尊称为“元圣”；他的“天范无名，复生万物，生物不物，莫不以名”（见《伊尹?九主》）的理论，分析了天的本体和运行规律与万物滋生的关系，填补了道学自黄帝至老子这两个划时代的巨匠之

间近3000年的空白，也为老子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找到了注脚，使他的思想越来越为道家所珍视，《汉书?艺文志》载道家古籍，列第一的就是《伊尹》五十一篇。二是在实践创造方面。纵观伊尹的一生所经历的道路，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他可贵的创造与创新。无论是烹饪技艺、中药汤济上的创新实践，还是丝绸纺织、青铜冶炼、甲骨文上的创造升华，都为后世留给了宝贵的文明财富。就这些成果来讲，一个人毕其一生能够完成一项，即可称得上是人才，而伊尹将众多创造集于一身，使人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是一个千年不出的天才。因此，宋时的文学家苏东坡在其所著《伊尹论》中评价他是“以全才而制天下。”三是在华夏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方面。后世在追溯华夏民族的源头时，都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从远古至夏朝，由于生产能力的低下、生产资料的馈乏、生产工具的原始和单一，尚没有哪个部落真正能够从根本上制约其他部落的生存和发展，人们大都是以血缘、姻亲、居住地作为联系和构结的主要形式。即便国家模式形成后，也只能用，从外在关系上组成相对统一的部落联合体。但商朝成立之后，由于伊尹善于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制金钱、纺丝绸、造铜器、律甲骨文，把这些先进的知识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从而在经济流通手段上、人民生活满足上、劳动工具和武器装备上、文化普及交流上，对其他部落产生了强烈的威摄和扼喉作用。因此，商朝迅速成为黄河流域具有绝对权威的统治者，其他部落从自己的现实利益考虑，不得不接受商朝的控制，当时有40多个小部落相继聚拢在商朝周围，形成了华夏民族的主要雏形。这种统一发展的民族进化过程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是伊尹对于中华文明传承和发展的突出贡献。

        云卷云舒，潮起潮落。伊尹墓前的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一岁一枯荣。缅怀追思他非凡的人生和卓越的才能，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从青涩走向成熟的渐进过程。他的源自于草根、辉煌于层巅的智慧光芒，也时常照耀着我们心灵的天空。（10）

由睢阳区委宣传部主办的官方微信“微闻睢阳”（sqwwsy）将为您及时权威发布睢阳区新闻、公益服务。欢迎扫一扫或长按下方二维码进行关注，文、图新闻投稿信箱：sqsyxc@126.com。联系电话：0370-3278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