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杰 | 海量信息供应下的预期判断与选择行为

文/刘少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由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等新媒体技术支持的信息时代，而这个时代最明显的变化之一是信息的海量供应。海量信息供应不仅改变了传统经济生活的基本前提——信息资源匮乏，而且还彻底挑战了传统经济学的核心理论——理性选择理论。西蒙和卡尼曼等人依据信息的有限性和不确定性批判了完全理性选择理论，阐述了有限理性论和不确定状态下的预期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选择行为研究与生活实际的距离。但是，信息时代的海量信息供应既超越了信息有限性，也导致了更加严重的信息不确定性，西蒙的有限理性论和卡尼曼的直觉预期理论也因此遭遇了严峻挑战。与此同时，与西蒙、卡尼曼的研究以及知觉现象学和感性秩序论有深刻联系的感性选择论凸显了它的重要性。本文提出这些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以期学界开展更深入的探讨。

在信息供应不足甚至信息匮乏的状态下，新古典经济学却信心十足地论证了以信息充分获得为前提的理性选择理论。西蒙对此作了明确的概括：“传统经济理论假设有‘经济人’，‘经济人’在‘经济’的过程中也是‘理性’的，他被假设为具有关于其环境相关方面的知识，这种知识如果不是绝对完全的话，也至少是令人难忘地清晰和丰富；他也被假设为具有良好组织和稳定的偏好系统，以及计算上的技能使他能够在可用的替代性行动过程中，计算其中的哪一个会允许他在偏好大小上达到可获得的高点。”

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在信息供应不充分条件下做出信息供应清晰丰富、行动者可以依据充分信息做出效益最大化选择的假定，其关键在于信息有限供应的限制。正是因为信息供应不充分，有限信息在行动者面前表现为信息的相对确定性。甚至还有可能因为难以发现更多的其他信息，进而误认为所获信息就是应获信息的全部。新古典经济学或许就是在此基础之上，认为行动者可以依据有限的且相对确定的信息做出比较明确的判断和计算，效益最大化的目标也就被误认为可以达到。

西蒙批判了传统经济学理性选择或理性预期理论的前提，即假定‘经济人’掌握了清晰而充分的信息，并且通过理性计算而做出选择、实现效益最大化。西蒙对传统经济学知识论或信息论的前提批判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客观方面，即知识或信息的供应是有限的，但传统经济学却认为行动者可以具有“令人难忘地清晰和丰富”的知识；二是主观方面，即行动者处理知识或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但传统经济学却认为行动者能够以稳定的价值倾向去精确地计算和处理不确定的知识和信息，并实现效益最大化追求。

正是基于知识或信息供应的客观有限性和处理知识和信息的主观有限性两个方面的根据，西蒙阐述了有限理性理论。在西蒙看来，被新古典经济学普遍坚持的完全知识或完备信息假定，是脱离实际而应当被替代的。“广义来说，当前面临的任务是将经济人的全局理性替换为另一种理性，这种理性行为和组织（包括人）在其所存在的环境类型中与实际所拥有的对信息的掌握和计算能力相容。”在特定环境中掌握的信息和计算信息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因此，西蒙把他所主张的理性原则称为有限理性。

西蒙认为自己提出的有限理性源于心理学的过程理性，也就是在行为者的认识活动过程中考察人们的选择行为。在西蒙看来，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是实质理性，“当行为在给定条件和约束所施加的限制内适于达成给定目标时，行为实质上是理性的。注意，根据这一定义，行为的理性只在一方面取决于行为者，或者说他的目标。给定这些目标，理性行为就完全由行为发生时所处的环境的特征决定。”简言之，新古典经济学是根据行为者是否实现了他的选择目标来判断他是否是理性的，即只问结果而不问过程的理性。

与新古典经济学“事后诸葛”的实质理性论不同，源于心理学的过程理性或有限理性论，从选择行为的起点就关注其形成、发展与变化，并由此而揭示了人类选择行为的有限性。在西蒙从过程理性角度开展的选择行为研究中，可以发现他不仅关注支配人们选择行为的认识过程怎样从注意开始，通过经验观察和信息处理而展开了追求比较满意目标的选择行为，而且还揭示了选择者心理基础和知识结构的限制，分析了认识能力、信息供应和信息处理的有限性，并且论述了选择行为的不确定性。

进一步说，西蒙在其有限理性说中首先强调了行动者接受信息或处理信息的局限性，亦即主要是从行动者的主观局限性分析了理性选择的有限性，进而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把行动者看成是全智全能的假定。西蒙也曾提到在选择过程中，可以被行动者有效利用的经济信息是稀缺的，他这样批评完全理性选择理论：“在信息非常不完全的复杂局势（也就是，实质上所有现实世界局势）中，行为理论否认没有任何效率会产生，即便是近似的利润或效用的客观最大化。”这就意味着，西蒙已经论及信息供应的客观有限性问题。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西蒙没有明确地分析信息有限或不完全的客观原因。这一点对于本文十分重要，因为在信息化或网络化的新形势下，信息有限性或不完全性的状态乃至这个问题的性质都已发生了根本意义的变化。一般说来，在20世纪70年代，信息有限性和不完全性的客观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信息媒介和信息量的有限性；其二，信息传播途径的局限性；其三，信息传播速度的滞后性。时至今日，信息供应和信息传播都已经发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变化，西蒙据以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信息有限性和不完全性状态及其产生的原因都应当重新审视。

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又被称为新媒体时代，不仅出现了移动通信、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而且还出现了以这些技术为支持的微信、微博、QQ、短信、网站、网络信息公司等难以列举的媒体形式或媒体机构，媒体中介呈现了多元化、多样化和数字化、网络化的变化。多种多样、灵活轻便的媒体中介把无限丰富的信息源源不断地制造和传播开来，数字化的海量信息在移动通信和互联网中飞速传递着，不仅改变了前信息化时代的信息有限甚至信息匮乏状态，而且光速般的信息传递使信息供应的相对确定性转变为难以把握的信息供应的不确定性。

长期与西蒙合作的卡尼曼等人对信息供应不确定状态下的预期行为开展了深入研究，卡尼曼因其阐述的“不确定性状况下的预期理论”而获得了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过，卡尼曼所论述的信息不确定状况，实质是有限信息供应条件下的有限不确定性，它与本文讨论的海量信息供应下的无限不确定性是不同的。这个判断可以从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等人的论述中得出。

在《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启发式和偏差》一文中，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论述了行动者在有限信息的不确定状态下是怎样形成判断或信念的，“许多决策基于不确定事件的可能性的信念，……这些信念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人们如何估计不确定事件的概率或者不确定量值的数值？”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人们在不确定状态下的决策并非都像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的那样是精致的理性选择，而是依据某种未经计算而形成的信念，这些信念是以不确定事件或不确定信息为根据的，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要揭示这些信念形成的根据和过程。

根据大量的经验研究，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给出的答案是：“这些判断，都基于效度有限的数据或资料，其加工依据启发式规则。”启发式（heuristics）规则是未经计算和逻辑分析而做出判断的认识规则或感知过程，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论述了三种启发式：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便利性（availability）和调适（adjustments）与初始化（anchoring）,这些启发式“被用于在不确定状况下进行判断……，这些启发式，是高度经济的，也常常是有效的，但它们也会导致系统的和可预测的错误。”

在2011年出版的《思考，快与慢》中，卡尼曼把面对不确定状态的启发式研究同关于直觉的研究统一了起来，他说：“阿莫斯和我没有对直觉下准确的定义，只简单说明了判断启发法‘很有用，但有时也会导致严重的系统性误差’。……我们没有自问在面对不确定因素时所有的直觉性判断是否都是通过我们研究的启发法而产生的。不过现在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专家们的直觉往往很准确，这种准确性与其说是启发法在起作用，还不如说是长期实践的结果。”这就说明，卡尼曼认为启发法是面对不确定状态的直觉形成的一种途径，而实践则是形成直觉更重要的依据。

卡尼曼指出，具有实践经验并且面对基本有序状态的专家可以凭借直觉做出比较准确的判断，“医生、护士、运动员以及消防队员面对的都是复杂但却基本有序的情景。”因此，他们的直觉判断通常是准确的。同时，卡尼曼还指出，当预测者面对无序性情景时，其直觉判断通常是错误的。“相反，。他们的失败反映了他们尝试预测的事物基本是不可预见的。，他们“作出的预测还不如扔飞盘的猴子预测的准确。”

以上考察说明，卡尼曼认为，不确定条件下的启发式判断和直觉判断，都是建立在一定量的有限信息和有序状态的条件下才是有效的。而本文提出的问题是，在海量信息供应条件下，有限信息供应条件下的有序状态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保守地说，如果行动者在直接面对个别事物或直接接触到的具体场所中，还可以比较清楚地获得关于行动对象相对确定的有限信息，而当行动者面对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的事物时，诸如股票市场的走势，经济形势的变化，，变化莫测的海量信息则把行动者带入一个变动不居的严重不确定状态之中。

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在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支持下的社会生活大规模信息化和网络化，信息供应的来源、流量、速度、形式、途径和变化等方面都呈现了日新月异的提升，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信息供应空前复杂、空前不确定的状态。卡斯特对社会生活的快速而广泛的信息化和网络化变迁，做出了令人深思的概括：“我们对横越人类诸活动与经验领域而浮现之社会结构的探查，得出一个综合性的结论：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

正如卡斯特所概括的那样，迅速崛起的网络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新形态，无论人们怎样称谓这个新社会形态，诸如网络社会、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高风险社会和不确定社会等，都明确地认识到这个社会是一个以海量信息供应引起了快速流动的社会。“我们的社会是环绕着流动而建构起来的：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性互动的流动、影像、声音和象征的流动。流动不仅是社会组织里的一个要素而已：流动是支配了我的经济、。”

海量信息供应下的社会流动，与工业社会以机器运转为根据的流动不同，它是一个不断更新自己、重构自己的流动，并因此而给社会生活注入了种种难以回避的社会风险的广泛社会流动。机器要求固定的位置，厂房是不能随意移动的场所，工业生产线是按照严格规定运转的程序，工业产品是有明确标准的制造物，操作这些过程的技术人员和工人都必须在有严明纪律的组织中行动，凡此种种，都表明工业社会是一个相对确定的社会。

网络化、信息化的社会则不同，它是一个在其深层本质上就一定要不断变化、不断更新的不确定的社会。在网络信息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是信息，信息不仅是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传递的主要内容，亦即信息生产的对象，而且还是增值能力最强的资源，并且是渗透到社会生活各种层面的支配力量。在网络信息社会具有根本地位的信息，其本质特点是更新与变动。信息只有不断地更新变动才能获得旺盛的活力，而当信息不能更新和变动时，它就失去了信息的品质，甚至在不断地重复中转变成人人厌恶的噪音。

正是因为信息的生命与活力在于不断更新与变化，网络信息社会就从根本上是一个充满了流动性、变动性亦即不确定性的社会。并且，网络社会的不确定性远远超越了卡尼曼所论述的有限信息供应下的有限不确定性，而是在海量信息供应下变化莫测的无限不确定性。于是，我们必须面对一个西蒙和卡尼曼都没有提出的问题：在海量信息供应下，行动者面对严重不确定状态时将怎样形成预期判断并做出选择？

面对信息有限性和有限信息的不确定性，西蒙阐述了有限理性理论，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等人则论述了以直觉判断为主要内容的不确定状况下的预期理论。而当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面对海量信息供应的严重不确定时，人们的预期行为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应当做出何种理论概括呢？联系2015年中国股市爆发的大规模股灾，可以对这些问题做些初步的回答。

经历了2015年股灾的人们，至今想起这场天崩地裂的灾难，也许仍旧会感到寒气逼人。自2015年6月12日至7月9日，四周的时间，上证指数从5178点暴跌至3373点，跌幅达35%！暴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人们还不清楚原因来自何处的剧烈动荡之中，蒸发了20多万亿市值，洗劫了1亿多股民，甚至有人估算至少有60万中产阶级在这场暴跌中被劫掠为贫民！仅就财富损失看，恐怕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也不能在四周内就将20万亿财富化为灰烬！

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反思了2015年股灾的成因，有人揭示了操纵股市涨跌的幕后罪恶黑手，有人抨击了执掌股市生杀大权的高官同国外势力的勾结，有人分析了杠杆资金给股市造成的疯狂投机，还有人批评了频繁的政策调整或制度安排给股市造成的剧烈波动。诸多分析，各有见地，但有一点却未见有人探讨，即海量信息供应导致人们预期行为的变化。虽然同资金、权力和制度等因素相比，信息供应和预期行为似乎不是2015年股灾的首要原因，但应当说这是值得深入分析的深层原因。

笔者曾撰文讨论了网络信息化对股市交易行为和交易秩序的影响，与互联网和移动通信大规模发展之前相比，中国股市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是，由信息供应匮乏转变为信息供应过度。通过互联网和移动通信，股民们面对的难题不再是难以获得信息，而是海潮般的信息随时汹涌而至，刚刚接收到的信息还没来及理解清楚又被新的信息覆盖。于是，股市里铺天盖地的各种信息旋风般地飘来飘去，直接影响交易决策的各种信息把股民们折磨得心神不宁，股民在股市交易中的信息匮乏变成了对海量信息的理解匮乏。

海量信息的高度不确定性供应，对股民交易行为具有双刃剑的作用。一方面，股民通过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便捷地获得大量信息，其中各种利好消息不断鼓励着股民买入股票、博取交易收益的欲望，同时又有很多不期而至的利空消息刺激着股民抛出股票、规避风险的心理。并且，无论是利好消息还是利空消息，都难以在较短时间里做出真伪的明确判断。如果信以为真，股民则可以根据接收到的消息作出获利或规避风险的理性选择；如果无法判断其真假，股民则可能难以作出交易决策。

事实上，通过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接收到的大量消息，通常是利好消息与利空消息同时涌来，进而导致股民交易心理发生复杂的不确定的变化。特别是在股价涨跌不定的快速波动中，股民在急速变化的信息漩涡中如同惊弓之鸟，不仅无法进行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选择，而且西蒙论述的有限理性选择也难以进行。因为，海量信息供应虽然具有充分性，但它充分到“信息爆炸”的程度，股民无法依靠海量信息做出清楚计算和效益最大化选择；同时，海量信息又是高度甚至是极端不确定的信息，而这与西蒙有限理性说的成立前提也不相符，因为有限理性是以相对确定的有限信息的分析判断为前提的。

进一步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股民是否可以在股票交易中像卡尼曼论述的不确定状态下的预期判断那样开展选择呢？如前所述，卡尼曼论述的不确定状态，对于行动者来说，首先是信息的不确定性。从卡尼曼开展的经验研究，或者他据之为根据的不确定的信息来看，大部分情况是属于有限的不确定信息。在阐述了大量经验研究的《思考：快与慢》这部著作中，卡尼曼通常是以给出两个以上的可能性选项，分析行动者在不确定状态下的预期判断。例如，

你愿意选择哪一项？

A.  抛硬币决定。如果是正面，你会得到100美元；如果是背面，你就什么也得不到。

B.  肯定会得到43美元。

大量类似上述的问题，虽然使回答者面对了两种以上的不确定性，但终究是有限信息的有限不确定性，或者可以说，是有限信息表现的相对确定性。因为无论两个甚至多个选项，毕竟都是有限的可能性，回答者可以对这些信息做出比较清楚地认识，然后再习惯地不做计算或不加推论地形成直觉判断。并且，卡尼曼认为，只有那些以基于有序状态的直觉判断才可能是符合实际的。因此，卡尼曼关于直觉判断论述的两个前提是：有限信息的相对确定性和直觉判断对象的有序性，而这两个前提在海量信息供应下的股票市场中都是不存在的。当今的股票市场已经是海量信息供应下的严重不确定性状态，所以卡尼曼论述的直觉预期，不仅在2015年的股灾中无法准确形成，而且在平时的股票市场交易中也难以有效实现。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在卡尼曼关于直觉（intuition）的论述中，通常是把直觉与感觉和印象等感性意识活动统一来论述的。卡尼曼指出：“生活中，我们往往跟着印象和感觉走，凭直觉引导行事，而且我们觉得这种直觉和偏好很可靠，这种自信通常也是正当合理的。”卡尼曼把直觉同印象、感觉和意向等心理活动一起归结为系统1，而把计算和推论等逻辑思维或理性思维归结为系统2。“系统1不断为系统2提供印象、直觉、意向和感觉等信息。如果系统2接受了这些信息，则会将意向、直觉等转变为信念，将冲动转化为自主行动。”

卡尼曼论述的系统1和系统2，相当于传统认识论中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不过，也应看到系统1和系统2的划分同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划分还有一些不同。主要区别在于，感性认识是感觉、知觉和表象等形式构成的直接性、形象性和具体性的认识，是认识主体能够自觉的认识活动，而系统1中包含的直觉既有植根于感性的心理过程，也有源于本能和逻辑思维的心理过程，实质上是具有感性、理性和本能多种意识活动综合而成的认识形式。直觉的本质特点是意识活动过程被紧密压缩为形成判断的直接性和非逻辑性。卡尼曼把直觉同感性认识归为一类，其根据正是在于直觉判断的直接性和非逻辑性。

卡尼曼充分地论述了知觉在不确定性状态下认知功能及其局限，揭示了直觉思维的直接性、便捷性和普遍性，这对于突破传统认识论和传统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单纯强调理性认识的局限，无疑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但是，卡尼曼在把直觉同感性认识归为同一个系统1之中时，却过多地强调了直觉的地位与作用，轻视了感觉、知觉和表象等感性认识形式。卡尼曼十分坦白地承认了自己的偏重：“我的主要目标是，在认知心理学最新发展的基础上展示大脑的工作机制，在这些发展中有一些内容比较重要，其中一项就是我们认为瑕瑜互见的直觉思维。”

作为卡尼曼的合作者,特沃斯基也把直觉与感性认识归为同类思维过程,但他没有忽略形象性的感性认识对选择行为的作用。在一篇题为《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的原理比较》的文章中，特沃斯基在批评理性选择的局限性中阐述了感性认识在选择决策中的作用。“描述不变性、程序不变性以及前后关系的独立性，在理性模型的应用中被常规假定。尽管这些假设区别于规范性基准，它们并不是被有效描述的。证据表明，人们通常难以将优先权完美地排序，其选择序列实际上是在估价过程中构建而成，而不仅仅是描述。甚而，人们的选择依赖于对问题的描述、援引方式和上下文的关系。”

特沃斯基所指的描述、援引方式和上下文关系，强调了人们从感性事物的外在形象、整体联系和前后影响开展观察与判断，意在批评新古典经济学过高估计注重抽象推论和数学计算作用的理性选择假设，肯定非逻辑、非计算的感性认识在形成判断、支配选择中的作用。遗憾的是，虽然特沃斯基提出了感性选择问题并使用了感性选择概念，但他对感性选择的本质特点、表现形式与形成机制没有做出充分论述。

关于感性选择问题，可以从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和哈耶克的感性秩序理论中得到更多的有益启发。梅洛·庞蒂所论的知觉perception也可以翻译为感性，而特沃斯基的感性选择perceptual choice也可以翻译为知觉选择。从心理学和认识论角度看，感觉、知觉和表象是感性认识或感性意识的三种形式，其中知觉是具有整体性和综合性的形象性认识，形成了对某个事物的知觉，就意味着在感性层面形成了对某个事物的整体性和综合性的认识。

知觉现象学正是从知觉的这种整体性、综合性以及对事物感性认识的整体形象出发，认为知觉是第一性的，在人的认识活动中具有根本地位。梅洛·庞蒂说：“被知觉的世界是所有理性、所有价值及所有存在总要预先设定的前提。这样的构想并非是对理性的破坏，而是使他们降至地面的尝试。”很明确，梅洛·庞蒂不仅认为知觉是理性认识和价值判断的前提，而且认为知觉到的事物还是最具体的存在，是所有存在的基础。承认知觉的根本地位，并不是对理性的否定，而是使人们的认识活动脚踏实地地立足于现实世界。

尤为重要的是，梅洛·庞蒂还认为，承认知觉的第一性不仅可以使人的认识脚踏实地，而且还能使人们友善地同他人诚恳相处，形成立足道德基础之上的人际关系。“正如对某物的知觉向我打开通向存在之门、实现着感觉的无穷方面的矛盾综合一样，对他人的知觉也奠定着道德的基础，通过将我、我的视点及我那不可交流的孤独置放到一个他人及所有他人视野之中，实现了另一个我与共性存在的悖论。”可见，知觉还被认为是社会生存、社会交往和社会整合的基础。

哈耶克关于经济社会生活的感性秩序的论述，在更深入的层面涉及了感性选择问题。在哈耶克看来，理性主义者过高地估计了人类逻辑思维或理性推论的地位与作用，认为可以通过理性设计为经济社会生活建立不可改变的必然秩序，这种从逻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的理性狂妄，是一种必须克服的致命的理性自负。哈耶克认为，真正能持续存在的人类社会秩序，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经过人们的自发行为、逐渐形成和扩展的秩序，稳定而有效支配人们社会实践的智力，是在文化进化中的产物，是通过模仿逐渐积习而成的。

哈耶克认为，通过模仿积习而成、有效支配实践、形成稳定秩序的智力，是介于理性和本能之间的认识活动，也就是感性认识。“正像本能比习俗和传统更久远一样，习俗和传统也比理性更久远：习俗和传统是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无论从逻辑上、心理上还是时间顺序上说都是如此。它们不是出自有时称为无意识的因素，不是出自直觉，也不是出自理性的理解力。”介于本能和理性之间，而不是无意识、直觉和理性的活动，从生活实践上看是习俗和模仿，而从认识或意识的活动层次上看就是感性认识。

虽然梅洛·庞蒂和哈耶克关于知觉和感性的论述不是在海量信息供应的背景下展开的，但是他们的观点同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具有根本的深层联系。他们都不仅反对了理性主义的专断，而且还强调从最广泛的生活实践出发，根据广大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肯定了感性认识和感性活动的根本地位与重要意义。在海量信息供应和严重不确定性状态下，人类处理信息的理性能力和依据理性计算、逻辑推论支配行为的能力，都显得更加弱小。尤其是遇到了2015年股灾那样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剧烈动荡，处于不同角落的个体在瞬间万变的海量信息面前，信息分析和理性计算都已无能为力，唯一可行的是依据自己的知觉，在模仿从众中跟风操作，呈现出大规模的羊群效应。

海量信息供应还从另一个方面强化了行动者对感性认识和感性选择的依赖。在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中飞速传播的海量信息，为当代社会创造了一种新的经验基础——传递经验。传递经验是广大社会成员在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的信息交流中形成的心理体验，虽然它是人们的身体不在其中的缺场经验，但因其形成的便捷性和传递的广泛性，这种经验在网络化或信息化的当代社会已经具有了十分重要的基础地位。不仅在2015年中国股灾中传递经验发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在2016年的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中，这种在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中迅速传递的缺场经验，。

传递经验既是无法依靠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选择论做出清楚判断的经验，也是凭借西蒙的有限理性论和卡尼曼等人的直觉预期论也难以把握的经验。传递经验是在互联网和移动通信被广泛运用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广泛生成的新型经验，其生成速度和波及广度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并且，传递经验不受地理边界的限制，可以跨时空地穿越各种屏障，在难以预料的广阔层面中发生影响、实现社会动员。传递经验不仅是难以计算、不易推论的经验，而且还是促进广大社会成员互动、模仿、形成广泛群体效应或社会联动的经验，因而也是助推人们开展感性选择的经验基础。

笔者并非褒扬感性选择而贬低理性选择，而是认为感性选择是一种普遍存在的选择方式，在传统理性主义者面前，甚至在对传统理性主义做出了批判的一些学者面前，感性选择被轻视甚至忽略了。在当代社会生活网络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快速变化的海量信息供应和传递经验，不仅搅乱了传统理性选择理论的前提，而且也对有限理性论和直觉预期论提出了尖锐挑战。在依靠信息供应有限性和选择对象相对确定性条件下形成的种种选择理论已经无能为力时，同认知心理学、知觉现象学和感性秩序论有深刻联系的感性选择研究，应当引起更多的关注。

本文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