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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语形成时代新考

黑大汉语研究中心 2021-09-10 14:17:52

 殷树林,男,1978年生,群众,研究生,博士,教授,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理事、省语言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省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黑龙江大学汉语研究中心主任。近5年出版论著2部,发表论文11篇,其中CSSCI检索论文7篇;获省社科奖一等奖1项、佳作奖1项;获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项;国家级在研项目2项,省部级在研项目2项。

本文原载于《语言文化研究辑刊》2014年第2辑
发表时间:《琅琊学刊》2017036
所属栏目:语言调查与语言规划

[摘   要]  越语何时为吴语所替换,这是个很难却又不容回避的问题。文章首先对长江下游以南发展的历史作了简要梳理,试图说明该区域的文明主要是自主发展的,生活在该区域的人不属于华夏集团,他们的语言应是不同于华夏语的别种语言。接着从可以反映越语的语言材料本身来看越语与华夏语的关系。从四组材料反映的情况看,越语与华夏语有显著差异,而与今壮语等侗台语族语言关系密切。在此基础上,着重从政治统治和人口变动两方面对越语向吴语的过渡时间作了推测,认为吴语自黄歇受封江东郡开始孕育,秦朝是吴语形成的关键期,至西汉基本形成。

[关键词]  吴  越  越语  吴语

一  引言

我们认为,就目前情况看,语言材料本身是不足以推定吴语形成的时代的。通过语言材料来考察古吴语的情况,我们可以有两种办法:一是利用现代吴语各点的材料构拟古吴语;二是爬梳古籍(包括考古发掘的地下材料),然后将所得相关材料归纳整理。第一种路子是普林斯顿学派提倡并身体力行的。据游汝杰(2002),贝乐德早在1969年就曾根据现代吴语各点的语音构拟了古吴语的音系。[1]普林斯顿学派的另两位学者罗杰瑞、余霭芹也曾用类似的方法分别考察过古闽语的声调和古粤语的部分语音现象。这种不顾汉语实际、完全照搬历史比较法的路子从一开始就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而且,即使他们所构拟的形式有较高的准确性,根据历史比较法的原理,我们也无法推定该形式是何时产生的。也就是说,贝乐德不可能给出他所构拟的古吴语的时代特征。

第二条路子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际上同样行不通。因为我们很难找到充足的反映早期吴语面貌的材料。有些记载是模糊的。比如,《春秋•襄公五年》:“会吴于善稻。”《谷梁传》解释说:“吴谓善,伊;谓稻,缓。号从中国,名从主人。”《经典释文》说:“善稻,吴谓之伊缓。”可见,当时吴国人的语言与华夏语是不一致的。又如,《左传•哀公十二年》:“卫侯会吴于郧……太宰嚭说,乃舍卫侯,卫侯归,效夷言。”卫侯把吴国人的语言称为“夷言”。这一方面反映出卫侯鄙视吴国人,另一方面也可推测出吴国人的语言与华夏语是有较大差异的。可是这种不同反映的究竟是方言之间的差异还是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我们就无从知晓了,因为古人是不区分语言和方言的。[ 2]并且,就是这样的材料我们得到的也不多。

由于这两条路子本身都不足以推定吴语形成的时代,将它们结合起来也无济于事。

历史上,在晋室南迁以前,至少长江下游以南是属于吴语区的。[ 3]关于这一点,鲁国尧(2002)有大量的移民、语言等材料可以证明。因此,我们认为,要考察吴语的形成时代必须将语言材料和长江下游以南这一特定地域范围内的历史事实结合起来才可能得出一个相对准确的结论。

二  春秋战国以前长江下游以南的历史发展

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普遍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安志敏(1987)说:“……因此,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无疑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并且很快地扩展到长江中下游以及更广阔的地带。”近些年来,这种观点越来越受到挑战。童恩正(1994)指出,“这种以中原地区的古文明作为中华民族文明体系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中国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千变万化,加之民族众多,如果设想中国古代只存在一种文明的模式,中国社会发展的轨迹只有一条单一的道路,那显然也是不符合实际的。”苏秉琦(1999)更是直接否定了“黄河流域起源论”,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并且,这种中国文明多源并起的观点受到了考古成果的强有力支持。长江下游以南古文明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0世纪70年代,长江下游的考古工作获得重大突破,在浙江余杭河姆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河姆渡文化。它的年代比中原的仰韶文化还要稍早,而且有自己独特的文化面貌,不同于中原文化。因此,董楚平、金永平(1998)指出,“河姆渡文化证实了中国史前文化的多源性,证实了长江下游是中国原始文化的另一个中心,有它自己独立发展的过程。”

河姆渡文化经过罗家角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发展,形成了著名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约在公元前2800-1900年之间,在时间上与中原的龙山文化大致相当。良渚文化南至杭州湾,北达江苏北部,西到南京附近,中心在太湖平原。江林昌(2001)认为,以下四个方面可以证明良渚文化已进入较高的文明阶段:

1出现了大型礼仪性建筑。

2墓葬的规格大小悬殊。

3玉器的大量使用。

4陶器、玉器上出现了刻画文字。

良渚文化孕育着较高的文明,这应该说已是学界的共识。严文明在“纪念良渚遗址发现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也曾指出:“我们注意到良渚文化中除了没有发现铜器,其他许多因素都不比别的考古学文化低。……至于玉器工业的发达程度,更是别的文化所无法比拟的。我们知道铜石并用时代是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度的一个时代,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也是由野蛮走向文明的过渡时代。良渚文化在这一时代的发展中走在前列,因此会上有人主张已经进入早期文明社会,有人则认为还处于文明社会的门口。这是很可以理解的。”[4]

中原龙山文化发展的直接结果就是约在公元前21世纪产生了中华大地上的第一个国家——夏。而良渚文化的文明程度并不亚于龙山文化,因此,按理说,在良渚文化之后,应该有更高文明程度的国家的产生。然而,事实是,长江下游以南的文化在良渚文化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停滞不前了。也就是说,良渚文化没有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跨过国家的门槛。从商代晚期到周初,这一地域内又出现了马桥文化和湖熟文化。虽然马桥文化和湖熟文化中都出现了小件青铜器,但人们普遍认为这两种文化的发展水平并不比良渚文化高。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目前还不十分清楚。童恩正(1994)侧重于自然环境从6个方面对这个问题做了探讨,可参考。

湖熟文化和马桥文化后来为句吴和于越所继承。[5]

史书上有“百越(百粤)”一词。比如,“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不得尽云少康之后也。”[6]“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7]“百越”是对居住在我国东南和南部地区的人的称呼。商汤时正东有“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正南有“瓯、邓、桂园、损子、产里、百濮、九菌”。有人(陈国强等,1988)认为,这里的“沤深”、“越沤”、“瓯”等就是当时居住在我国东南和南部的一部分越人。

关于“百越”,学术界尚存许多争议,如“百越”究竟是单一民族还是多民族混合体?“百越”的具体地理分布如何?“百越”与“百濮”是何关系?“百越”以后的发展是怎样的……好在这些问题与我们要讨论的关系不大。于越人属于“百越”的一支,在这一点上大家是众口一词的。那句吴人是否“百越”的支系呢?这就有争议了。我们赞同句吴人和于越人同为越族说。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看,至少有以下证据可以支持我们的观点:[8]

1句吴人和于越人精于铸剑。句吴的干将、莫邪和于越的欧冶子都是当时的大师级人物。

2句吴人和于越人都大量使用石石奔 和有段石石奔。

3句吴人和于越人都善于驾舟,习于水战。

4句吴人和于越人都穴居或住“干栏”式房屋。

5句吴人和于越人都大量使用几何印纹陶器和原始瓷器。

6句吴人和于越人都断发文身,雕题黑齿。

7句吴人和于越人的语言是相通的,并且与华夏族的语言是不同的。

可能正是由于这些共同的特征,《越绝书》说“吴越之邦,同风共俗。”“吴越为邻,同俗并土……”“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地户之位,非吴则越。”《吕氏春秋•贵直论•知化》说:“夫吴之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从上述几点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句吴人和于越人是同族,而且他们有鲜明的特点,与华夏族人有别。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长江下游以南从河姆渡文化直到句吴和于越的越族文化有自己的异于中原文化的独立的发展脉络。因此,居住在这一区域内的人不属于华夏集团,他们的语言也应是不同于华夏语的别种语言。当然,如果由此断定这一区域文明的发展完全是在封闭的状态下进行的,那将是错误的。比如,良渚文化的玉器堪于中原的青铜器相媲美,是良渚文化最富魅力的特征。后来,有些玉器在本地区消失了,然而在华夏集团的一些方国里却发现了颇具有良渚文化特征的玉器。学者们大多相信二者之间有渊源关系。更多的是华夏集团文化对长江下游以南文化的影响。鬲是西北文化的特征器物之一,而于越人也使用鬲。尽管越人的鬲与西北文化的鬲有些不同,但学者们仍然相信前者是后者影响的结果。再比如,我们前面已提到,良渚文化的陶器和玉器上出现了文字,但不知何故,这些文字没能继承下来。春秋战国时期,越人开始使用汉字,如后来出土的许多吴越宝剑上就铸有汉字。一些文献记载也可以反映这种影响。如舜曾到长江下游以南巡游,最后客死苍梧。禹不仅娶过涂山氏之女,而且曾在会稽山论功行赏,并葬于此山。这些是传说,未必真实,但多少可以看出华夏集团曾对这一区域产生过影响。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之后,商初伊尹曾令包括越人在内的蛮夷人向王室进贡。周穆王曾伐于越。甚至,据《史记》,句吴和于越这两个国家都是华夏人建立起来的。[ 9]

《史记•吴太伯世家》:“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从《史记》的这段记载,我们了解到太伯和仲雍是因避贤才从西北远奔吴地的,并“自号句吴”。我们前面已提到,这块区域是越人的地盘。那么太伯来之后,华夏文化与当地的越文化势必产生冲突。冲突的结果会不会使越人华夏化,从而越语也就变成了华夏语呢?乍看起来,这种可能性很大。因为太伯等是统治者,一般地说,被统治者总是自觉或被迫接受统治者的文化,如果统治者的文化较高的话;在此情况下,统治者的语言也具有较高的威望和吸引力,易同化被统治者的语言。然而,我们认为事实恰恰相反,冲突的结果是太伯等华夏人同化于当地的越人之中,华夏语也被越语湮没了。理由除前面已提到的,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些:

1太伯和仲雍等是为避贤而远奔他乡的。从岐山到太湖平原,在地理上路途遥远、艰险,且要通过其他部落的控制区,人数不可能很多。因而他们到吴地后,与越人相比势单力薄。

2周克商是由武王完成的,因此周族在武王时才跨过国家的门槛。太伯等是武王的爷爷辈,按照塞维斯、哈维兰等的观点,那时周族应是介于部落与国家之间的邦酋制社会。[10]因此,太伯建立的句吴至多也就是个邦酋制社会。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太伯建立句吴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句吴一直很弱小,与华夏方国联系很少。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吴越还是早期的奴隶制国家。因此作为“统治者”的太伯等的影响力与后来的统治者的影响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3不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太伯等也“文身断发”。可见,他们是融入越人当中的。也正因为他们已融入了当地越人当中,所以越人才可能“义之”。

4《左传•桓公九年》:“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可见,周人是避祖先的讳的。而句吴的统治者是不避讳的(卫聚贤,1937)

由此可见,虽然华夏集团曾对太湖平原的文化有过影响,但这种影响不太大。太湖平原的文化主要是自主发展的。句吴人是越人。句吴人的语言是越语。[11]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于越的情况。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时,与吴王阖庐战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践立,是称越王。”

按照这段记载,与句吴的情况类似,也存在一个文化冲突的问题。我们同样认为华夏文化融于越文化当中,华夏语为越语所取代。下面是我们补充的一些证据:

1少康庶子即无余。《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至少康,恐禹也宗庙祭祀之绝,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无余封于会稽后,未能在会稽实施强有力的统治。一般认为,于越人是在句吴人等的影响下才建立起国家的,也就是说,于越建国还在句吴之后。从无余受封至于越建国,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宁绍平原的越人可能只处于部落或邦酋制社会,不应过高估计作为“统治者”的华夏人的影响力。

2华夏文化融入越文化中,“文身断发”是很好的证明。

3于越人不穿鞋,不戴帽。《韩诗外传》:“越王句践使廉稽献民于荆王,……使者出见廉稽曰‘冠则得以礼见,不冠不得见。’廉稽曰:‘夫越也周室之列封也,不得处于大国,而处江海之陂,与魭鱣鱼鳖为伍,文身剪发而后处焉。今来得上国,必曰“冠得礼见,不冠不得见。”如此,则上国使适越,也将劓墨文身剪发而得以礼见,可乎?’”

4于越人好野音,不好雅乐。《吕氏春秋•遇合》:“客有以吹籁见越王者,羽角宫徵商不谬,越王不善。为野音而反善之。”《越绝书》也有孔子及其弟子向句践献乐并空手而归的记载。而于越人好野音,在《吴越春秋》中多有记载。

5盟誓的仪式不同。《淮南子•齐俗训》:“越人契臂,中国插血,所由各异,其于信一也。”

6谥法不同华夏人。[12]

总之,我们认为宁绍平原的文化主要是自主发展的。于越人非华夏集团。于越人的语言非华夏语。[13]

三  从语言材料看越语

就我们所掌握的材料还不能揭开古越语的神秘面纱,但以下的材料可以帮助我们管窥它的一些情况。

首先是著名的《越人歌》。《越人歌》保存在汉刘向的《说苑》一书中。故事发生在公元前528年。楚令尹子晰参加舟游活动。划船(榜枻)的越人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激,唱道:“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金甚。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秦澶逾渗。惿随河湖。”子晰不知其义,“乃召越译”。歌辞译成楚语是:“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韦庆稳(1981)结合汉语上古音和今壮语方言(包括部分傣语材料)对这首越人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我们把记音的每个字的上古音、古越语的拟音和词义介绍如下:

《越人歌》的6句歌辞直译和意译分别如下:

韦庆稳还从语音、词语和语法三个方面对《越人歌》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越人歌》所反映的越语的语序。越语中定语是放在中心语的后面的。所以上面的“晚今”就是“今晚”,“晚哪”就是“哪个晚上”,“中舟”就是“舟中”,“位哪”就是“哪位”,“中朝”就是“朝中”,“处哪”就是“哪处”。这与现代壮语一致,而与华夏语有别。[14]这一点提示我们:越语是不同于华夏语的另一种语言。

其次是《越绝书》。《越决书》较详细地记录了句吴和于越的历史。我们今天对句吴和于越的了解很大程度上依靠该书提供的信息。尤其可贵的是,该书还保存有几条越语的材料。

1“方舟买航仪尘,谓往如水也。”

这里的“方舟”是汉语,右面的“买航仪尘”是越语记音,意思是“往如水也”。韦庆稳(1982)的拟音和翻译是:

古人解释为“往如江水也”,是用肯定句来意译这个否定句。量词可以单独与名词组合,而不需要数词。“块石头”就等于“石头”。现代壮语如此。看来,越语也有这个特点。

2“越人谓船为须虑。”“朱馀盐官也,越人谓盐为馀。”“习之于夷,夷海也;宿之于莱,莱野也;致之于单,单堵也。” [15]韦庆稳(1982)对这几个字也有拟音和解释:

从韦庆稳的研究结果看,越语与汉语有很大差异,而同今壮语的关系十分密切。有人(林河,1985;张民,1986)还将《越人歌》与侗语进行了比较研究,也认为两者很相似。

另外,作为“盐官”的“朱馀”,和《越人歌》一样,定语也是在中心语的后面。

再次,吴越的人名也透露出非汉语的信息(卫聚贤,1937)。

1按汉语理解不吉祥。

“寿梦”是吴王。“以寿如梦,言寿甚短,为不吉祥语,不宜命为人名。”

“庆忌”是吴公子。“庆”有“庆贺”意,是好字眼;但“忌妒”的“忌”是不吉祥语。“忌妒是不应当庆,人名‘庆忌’是不应当有的。”

“禽处”也是吴王。人们大概都不想与禽兽为伍。说汉语的人大约不会取这样的名字。

2按汉语理解无意义。

据《史记》载,吴王有强鸠夷、馀桥疑吾。这两个名字毫无意义。

3这些人名之所以不吉祥或无意义,很可能是用汉字译越音的缘故。这个推测还可以得到下面的现象的支持:同一个人在同一种古书或不同的古书里有不同的名字。比如,寿梦——乘,诸樊——遏,州于——僚,阖庐——光,州来——札,馀祭——戴吴——句馀,终虆——夫差,夷末——馀末,掩馀——`蓋馀。如此多的异名,当为译音所致。

最后看看吴越的情况。据游汝杰(1982)研究,古台语名词有词头,形成“L1(按:指一类量词)+名”的结构模式。他对吴越的地名作了考察,发现也存在这种结构模式。

地名(限于先秦两汉,出处加括号):句吴、于越(竹书纪年)、于潜、句章、句容(汉书•地理志)、甬勾东(吴越春秋•夫差内传)、句无(国语•越语上)、句余(山海经)、姑苏或姑胥(越绝书•越绝记)、姑熊夷(国语•吴语)、姑蔑或姑妹(逸周书•王会解)、姑末(吴越春秋•句践归外传)、夫椒(左传•襄公元年)、乌程、乌伤、余杭、余暨、余姚、余干、无锡、芜湖(汉书•地理志)等。

甚至有些吴越王的名字也符合这种模式,如勾践、句亶、余善、余祭、余昧、夫差、夫槩、无余、无任、无疆、无诸等。[16]

因为“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所以这种带词头的地名在吴越之外也多所发现(游汝杰,1982)。如,以“个”冠首的地名有:越南的个奔、个多、个内等十八处;广西的个漾、个榜、个陋、个宕;云南的个旧、个马。越南以“古”冠首的地名很多,如古安、古旁古平等,不胜枚举。《越南历史疆域》指出:“古字不作古老解,……安南王城古螺,中国史籍称为螺城,鋫崱《安南志略》(十三世纪)用当时的汉音译为可缕,当地民间称为个螺(ke? Loa)”。由此可见,个、古、可只是译音不同。

在游汝杰的研究之前,徐松石就指出,两广和越南许多“古”字冠首的地名,乃是汉人到达岭南后用汉字所记的壮音。“古”字或被译为歌、姑、过等字,与汉义“古时”无关,倒是同壮义“这个”或“那个”的意思。[17]

总之,上述四类材料显示,越语与华夏语差别较大,而同今壮语等有密切的关系。[18]

四  越语向吴语的转变

以上,我们从历史发展事实和语言材料两方面证明了直到春秋战国时代,长江下游以南的人仍不属于华夏集团,他们的语言也不是汉语。而我们知道,后来长江下游以南变成了吴语区。[19]那么在什么时候、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越语完成了向吴语的转变呢?这就是我们下面要探讨的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地处东南的句吴和于越与华夏集团的联系较以前更频繁。吴王寿梦的四子季札曾于公元前545年聘问过鲁、齐、郑、卫、晋、徐等方国,并且通过他的言行可以看出他对华夏文化有较好的理解。楚庄王曾娶越女。吴人言偃(子游)问学于孔子。齐景公曾把女儿嫁给阖闾的长子终虆(夫差)。庆封叛齐入吴。楚人伍子胥、噽奔吴。句践名臣文种、范蠡也是楚人……这些交往加深了越人与华夏集团之间的相互了解,但我们认为对整个越语当不致有大的影响。

楚文王把国都从丹阳迁到郢。这次迁都对楚的发展壮大具有决定性意义。从此,楚向南、向东迅猛扩张。楚成王元年(公元前671年),楚曾进军江南,征伐越人。当楚国东进时,句吴也逐渐强盛起来,并开始北上,这样楚的势力和句吴的势力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碰撞。在晋的挑拨下,自公元前584年以后,楚吴战争不断,直至句吴灭亡。有人(李新魁,1987)认为吴越曾为楚所统治,楚语由此进入吴越地区。“……因此,可以把战国时的吴、越方言全称为‘吴越语。’”“当时的吴越语已不再属于少数民族语言,而是属于华夏语的一支方言,与楚语比较接近。”“总之,后代所称的吴语,就是古代的吴越语。”对于这个看法,我们有不同意见。前面的语言材料已经证明越语(也就是李先生所说的吴越语)与华夏语有很大差别。李先生的这个看法的一个前提就是“吴越长期作为楚的属国,接受楚的统治”。但这个前提是有问题的。楚虽然南下征伐越人,但楚与于越相距较远,楚人对宁绍平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古书也没有楚人把宁绍平原纳入统治范围的记载。句吴更不可能接受楚的统治。因为楚东进时,句吴已开始强盛了。《左传•宣公八年》:“楚灭舒、蓼及滑汭,盟吴越而还。”这儿用“盟”,可见吴越并未被楚统治。17年后,句吴即开始攻楚。韦昭在给上面这句话作注时说传言吴越弱而臣于楚。李先生或许是受此影响。

吴在夫差时势力最盛。但由于内惑于奸臣,对外又穷兵黩武,吴最终也就是在他手中葬送的。公元前482年,句践乘虚反攻吴。4年后,越又败吴于笠泽。公元前473年,越再败吴,夫差被迫自杀。吴从此灭亡。

越灭吴后,句践致贡于周,周元王派人赐给句践胙,并命为伯。越“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20]这时,整个长江下游以南都由越控制。

越传至无疆时,“越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21]公元前334年,越伐楚。楚大败越师,击杀无疆,并一直追击到浙江。越也就从此衰败了。[22]

当然,越毕竟曾经是一时之霸,虽遭受重创,然实力不可小觑。故楚师不敢过于分散兵力,后撤至广陵、海阳一线,“城广陵”,以加强防御。后,楚乘越乱,再次伐越。历时5年,于公元前306年,攻占越都“吴”,再次控制了大部分的吴国故地,并设立了江东郡。而会稽仍属于越人的势力范围。

此后,楚西面面临秦的强大压力,北面又得时时提防魏的侵扰,已经无力顾及东面和南面了。在这种背景下,楚虽于吴故地设江东郡,但并未很好经营。公元前246年,春申君黄歇“请封于江东,考烈王许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23]可见,此时原来的都城仍是一片废墟。

战国末年,随着秦的兼并战争愈演愈烈,秦也成为其他诸侯的共同敌人。楚越也屏弃前嫌,共御强秦。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蒙武攻破楚国。昌平君战死,项燕自杀。秦人俘获楚王负刍,楚灭。

秦灭楚后,越人畏惧。《越绝书•吴地传》:“秦始皇并楚,百越叛去。”但秦人并未放过越人。灭楚后第二年,秦就派王翦讨伐越人,“降越君,置会稽郡。”[24]

秦始皇为了巩固统治,把会稽的越人迁走,而把那些有罪刑的秦人迁入,并派兵戍守。秦人统治吴越故地后,还采取了一些措施发展该地区的交通。《越绝书•吴地传》:“秦始皇造道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马塘,湛以为陂,治陵水道到钱唐,越地,通浙江。”

我们认为,可能有很多因素促成了越语向吴语的替换,但在这些因素中,有两个因素尤其值得特别关注:一是政治上的统治,二是人口变动。由以上史实,我们知道虽然楚在公元前306年攻占越都“吴”,随后设立了江东郡,但在黄歇受封江东郡以前,楚并未认真经营江东,楚在江东的统治很脆弱。楚对江东的真正意义上的统治当自黄歇受封始。秦灭楚后,很重视对吴越故地的控制。这从秦始皇采取的措施中就可以看出来。再看人口变动。楚攻占越都“吴”、设江东郡后,因为以会稽为中心的西面仍由越人控制,设想有一部分越人向西移出江东郡应是合理的。同时,会有少量楚人东进。而当黄歇受封江东郡后,可能会吸引更多的楚人东进。这样,一方面是越人西移,另一方面是楚人不断东进,因此在江东郡范围内,楚人对越人的比例逐步提高。但我们认为此时越人仍应占有绝对优势,因为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情况看,古书没有任何线索提示这期间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变动。到秦朝时,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百越叛去”;另一方面,秦始皇强行将集中在会稽的越人迁出,并实之以华夏人。这样,在吴越故地,华夏人对越人的比例大幅度提高。在这种背景下,留下的越人大部分就很快地融入华夏人之中。语言替换也就伴随着这个融合过程发生了[25]。

当然,华夏经济(封建制经济)高于越经济(奴隶制经济),华夏文化高于越文化等等这些因素也促动了语言替换的发生。

华夏语在替换越语的过程中,本身也存在一个融合的问题。首先是不同的华夏语随着说它们的主人深入江南后,会因为相互接触而发生融合;其次,华夏语在替换越语的过程中,也会融入越语的部分因素。这种融合的结果就产生了华夏语的一个新的方言——吴语。考虑到融合和替换都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认为以西汉作为吴语基本形成的时代是比较恰当的。

研究两汉方言,材料比以前丰富多了。周祖馍(2001)对这些材料有很好的分析。在这些材料中《方言》是最全面、最直接的,自然也就最重要。《方言》相传为扬雄所作。[26]扬雄是西汉人。因此,学者可以借助《方言》来大致了解西汉的方言分布。我们对《方言》一书(其实只前10卷可利用)中与吴越相关的材料作了统计。结果是这样的:吴楚连用15次(包括7次荆吴和1次吴南楚);吴扬直接连用10次,但“宋卫荆吴”和“荆吴淮汭”应内含“扬”,这样吴扬连用可计12次;吴越连用12次;扬越连用5次;[27]越独用3次;吴独用1次。[28]

从上面统计结果看,吴国故地的语言与华夏语连用是27次,越国故地的语言与华夏语连用5次,两者相加是32次,正好是吴、越独用或连用的两倍。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西汉时原越语已为华夏语——吴语所替换。另外,游汝杰(1986)认为《方言》时代吴国故地的语言已是华夏语(这与我们的看法一致),但越国故地的语言仍是越语。后在《汉语方言导论》里仍坚持其说。我们认为如果不带任何偏见的话,从上述数字看,我们没有理由把越国故地的语言排斥在华夏语之外。我们前面叙述的历史事实也同样支持我们的看法。当然,一则越地受华夏人控制稍后,二则越地较吴地为偏,开始时越地的吴语夹杂较多的越语成分应是可能的。

总之,我们认为自黄歇受封江东郡始,吴语开始孕育,秦朝是吴语形成的关键期,至西汉吴语就基本形成了。

以上,我们主要是从政治统治和人口变动两方面来考察吴语的形成过程的。语言发展史上不乏政治统治和人口变动协同作用推动推动一地语言变化的例子。鲁国尧(2002)就是从这两方面讨论江淮官话的产生过程的。不仅国内,国外也不乏这样的例子(R•L•Trask,2000)。

在英国国王亨利二世1171年征服了爱尔兰以后,英国人开始到爱尔兰定居,但是这些早期的定居者都接受了爱尔兰的文化,使用爱尔兰语。直到1600年,爱尔兰语仍然为爱尔兰社会各阶层广泛使用,英语则仅局限在首都都柏林的一小块区域内使用。此后不久,英国新教徒领袖奥立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再次来到爱尔兰,并且大量的英格兰人(后来是苏格兰人)也开始移居爱尔兰。到了1800年,也仅贝尔法斯特及其周围地区、都柏林、威克斯弗德的一小块地方以英语为主要语言。但是爱尔兰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地位有利于英语扩张,而19世纪40年代的大饥荒更直接加强了这种扩张趋势。

受那次大饥荒影响的主要是说爱尔兰语的居民,他们中的很多人被饿死或被迫移居他处。这样,到1851年仅有几个孤立的地区仍以爱尔兰语为主要语言。也就是在那一年,爱尔兰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在6500000居民中,只有320000人只说爱尔兰语,另有1500000人可以说爱尔兰语和英语两种语言。而191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由于许多人移居他乡,爱尔兰的总人口下降到4400000人,其中大约有600000人会说爱尔兰语。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操双语者。

爱尔兰1921年自治,1937年独立。虽然爱尔兰政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试图挽救本族语,但收效甚微。现在爱尔兰几乎已没有人只会说爱尔兰语,只有大约1100人在家里倾向使用爱尔兰语。

除官话外,与其他现代汉语方言相比,吴语产生得最早,直接的材料又比较匮乏,因而人们似乎不大愿意讨论吴语的形成问题,然而要介绍方言的历史,这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李新魁的观点,现在再看看在汉语方言学方面比较有影响的三本概论性著作的说法。《汉语方言概要》(袁家骅等,1983)说得比较笼统,“总得看来,上古汉语以黄河中游为中心,但今天的吴语、湘语、粤语已开始播种和萌芽了。”从后面介绍吴方言时有“周秦时代的吴越方言”这样的说法看,作者似乎认为吴越的语言就是吴语的前身,但又怀疑《越人歌》所代表的越语不属于汉语系统。《汉语方言学》(李如龙,2001)说:“只从《吴越春秋》和《越绝书》所记载的零星材料以及《说苑》里记载的‘越人歌’,就可以断定,当时的楚语和吴语的主要成分应该是‘百越语’而不是汉语。”“看来古楚语和古吴语的汉化,这个时期(按:指东汉末年之后)的大规模移民是决定性因素。”《现代汉语方言概论》(侯精一,2002)说:“从以上两段记载(按:指《史记•吴太伯世家》和《史记•越句践世家》的第一段及相关的《索引》和《正义》)可知:……并可由此推断当时的古吴越方言当是中原华夏族语言的分支,内部比较一直,而跟当时的百越族所说的越语则差别很大。”“可见,古越、吴两国在春秋时代相互作战、吞并,促使来自中原华夏语言的分支在异地不断发生接触和融合,……而成为吴语的前身和源头‘古吴越语’(或‘古吴语’)。因此,有理由认为古吴语形成于春秋时代的末期,虽然并没有能显示当时古吴语特点的作品流传下来。”

《汉语方言概要》、《现代汉语方言概论》以及李新魁三家的观点比较接近。他们立论的根据也大致相同,主要是《吴越春秋》里记录的伍子胥奔吴的故事。现把故事转录于下:

“伍员奔吴,追者在后。至江,江中有渔父。子胥呼之。渔父欲渡之,因歌曰:‘日月照耀乎濅已驰,与子期乎芦之漪。’子胥即止芦之漪。渔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余心忧悲,月已驰兮,何不渡为?事濅急兮,将奈何?’既渡,渔父视之,有饥色。曰:‘为子取饷。’渔父去后,子胥疑之,乃潜深苇之中。父来,持麦饭、鲍鱼羹、盎浆,求之树下不见,因歌而呼之曰:‘芦中人,岂非穷士乎?’子胥出。饮食毕,解百金之剑以赠,渔父不受。问其姓名,不答。子胥戒渔父曰:‘掩子之盎浆,无令其露。’渔父诺。子胥行数步,渔父覆舟自沉于江。”

由于伍子胥可以跟渔父交流,渔父唱的歌与《楚辞》里的语言十分相似,于是他们就认为吴人的语言与楚人的语言很相近,属于华夏方言。我们认为这里有三点应注意:

1从故事里我们看不出渔父到底是楚人还是吴人。

2就算那个渔父是吴人,生活在一国边境的人是个双语人,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3我们不能肯定这首歌没有经过楚语的转述。一地民歌被他语言(或方言)改造,在历史上是很常见的,甚至有人怀疑《诗经》里的“国风”就是转述过的。

所以,我们认为这条证据不足以说明吴国人的语言与楚国人的语言相近,也就不能说明前者是华夏方言,是吴语的前身。

他们认为吴越人的语言与楚语相近的第二条证据是;伍子胥入吴后,曾乞食于一民间女子,后与吴王畅谈了三日三夜;另外,他的哥哥伍尚奔吴、范蠡入越等等,所有这些都没有存在语言障碍的记载。我们认为,古人记事,不可能面面俱到。前面提到,伊尹曾下令让一些部落向王室进贡。《逸周书•王会解》记载:“臣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剪发文身,请令以鱼皮之鞞、鱼吴鰂之酱,鲛质发、利剑为献。”“正南瓯、邓、桂园、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翡翠、菌霍鸟、短狗为献。”[29]这些边远部落也使用华夏语是很难想象的,但是《逸周书》并没有提到伊尹的命令是否需要翻译。周武王克商前,相传有800诸侯会孟津。实际上未必真有这么多,但与会的诸侯很多是可以肯定的。其中就包括属于巴蜀、西南夷的庸、蜀、羌、髳、微、庐、彭、濮等。可以想象这些诸侯之间会有语言的障碍,但古书上并没有提到他们需要翻译。晋公子重耳糊口四方,曾在戎12年。[30]史书也没有说他是否需要翻译。就是后来张骞出使西域,在匈奴和大宛,史书也没有提到他是否遇到语言障碍。这样的例子很多,不烦多举。

总之,仅以这两条材料来说明吴越人的语言与楚语相近,吴越人的语言属于华夏方言,是吴语的前身,我们认为有些牵强。另外,《汉语方言概要》似乎认为吴越有两种语言,但缺乏论证。《现代汉语方言概论》的上述引文中出现了三个概念:古吴越方言、古吴越语、古吴语。后两个概念似乎内涵相同,但前一个概念不太好理解。

《汉语方言学》很重视大规模移民对一地语言的影响,并认为正是东汉末的移民导致了古吴语(按:指吴人的语言)的汉化。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战国末和秦朝时的人口变动没有导致“古吴语的汉化”呢?

鲁国尧(2002,2003a)对“颜之推迷题”的一半作了深入的破解。他(2002)说:“也就是说,自淮河以南至浙江的居民何时放弃吴语(按:指越语),而改说汉语的吴方言?这个问题不容回避,但是难以回答,有人说是在汉代,我思索过,猜测大概是在秦代稍前,只是猜测而已,容以后专文叙述猜测的‘根据’。”我们希望鲁先生能早日“叙述猜测的‘根据’”,不要为后学之人再设立一个“鲁国尧迷题”。

附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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