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的百年争论——西蒙与阿吉里斯之争

人：理性的还是自我实现的？

赫尔伯特·西蒙

人：理性的还是自我实现的？

赫尔伯特·西蒙

多年来,克里斯·阿吉里斯( Chris Argyris )教授一直提倡对行政实践和形式进行变革,即将转变成有利于人类“自我实现”的适宜环境。阿吉里斯给开的这一剂药方源自于且无异于其他人际关系运动的拥护者们所开的药方——如麦克雷戈(MacGegor)的“Y理论”——但它却是这些理论中影响最大的一种,它建立在关于人类本性的最直率的观点上。特别是在其许多新近的著述中,(AbrahamMaslow)的动机理论;这样他就把自己和一股更广泛的当代变革性反正统文化思潮联系到一起,这股思潮关注的是重构我们所有的社会制度,而不仅仅是重构正式的。

在最近发表于《公共行政评论》(PAR,19"年5/6月号)的一篇文章中,阿吉里斯从他非常关注的自我实现这个角度,表达了对他所称为“理性理论”(rational organizational theory),这是一个令人遗憾和笨拙的术语的批评。从阿吉里斯长长的批评中,我们只能够发现他所假设的两种理论方法之间的区别,以及他是如何衡量它们各自的优点的。阿吉里斯认为他的论文是“对那些以理性人为基础构建其理论的学者的请求,请求他们更严肃地考虑在行为科学研究中所发现的各种变量,而这一行为科学研究的焦点是人在中的实现与发展”。我则认为这些评论是对那些主张大范围地改变社会的倡导者的请求,请求他们向我们提供支持人性(特别是其可变性和可塑性)假设的经验性证据——这些倡导者的倡议就建立在这些人性假设基础上。

阿吉里斯论有限理性

没有必要就阿吉里斯对艾里逊、赛耶特、马奇、斯坦布鲁诺和我自己的理论的描述挑三拣四。他所绘图画的主线使得其主题是可辨认的,我们不必要求这一绘图更有魅力。为了纠正两个更为严重的曲解,我将暂时停一下。任何急切地想知道我的真实想法的读者可以通过翻阅《行政行为》、《》、《自动化的模型》或者《人工科学》亲自寻找答案。

影响和权力

首先,阿吉里斯的批评严重混淆了环境对个人的影响和管理者对个人的影响。这种混淆典型地表现在这个句子中:“所采取的创造这个心理环境的第一个步骤,是管理者(拥有权力的人)限定的目标。”在这个句子中,首先,被拟人化,然后被“拥有权力的人”取代。在这些页码中,环境完全被遗忘了,“管理向下发出了命令”。

当然,在环境中游泳的管理者和其他员工一样,也受到环境的影响。巴纳德(和我)对权力理论进行重新审视的主要目的在于表明:在真正的中,权力(和其他类型的影响一样)的流向是四面八方的,而不仅仅是向下的。是一个社会系统,它存在并适应于一个更大的社会环境中。它是一个人际行为系统,当这个系统中的参与者受到激发并保持住他们的行为模式时,这个系统就会生存下来,反之则会发生变革或者死亡。阿吉里斯没有引用我的文章《论目标的概念》,在这篇文章中,上述问题得到了深入的澄清——因此,我期望他查阅我的代表作,就像我不得不查阅他的代表作一样。

下面的这段话集中代表了阿吉里斯对巴纳德—西蒙权力理论的彻底误读:“中的行为,就其是理性的而言,受到中的权力的统治。因此,人们接受目标和影响机制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接受权力。”第一个句子是对我的观点十是错误的引用——读者可以通过阅读原文来证实这一点。第二个句子要么是毫无意义的,要么是颠倒了真实的因果关系。如同阿吉里斯接下来指出的那样,人们接受(而不是“服从”)权力,是因为有许多这样去做的动机。这些动机的本质是诱因——贡献理论的主题。

阿吉里斯对权力理论的误读导致他得出了一些更为荒诞的看法。在描绘了一幅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的漫画之后,他认为：“正是诸如此类的结构导致了的恶化和无效的决策制定,特别是在重要的决策上。”阿吉里斯和利凯特引用了三整卷的参考资料以作为这一总的断言的“证据”。

他对于影响的讨论也包含着对“是”与“应该”的混淆。《行政行为》第103页中有一段写道:“培训和教导其成员。这种方式可以被称为影响的内在化,因为它将希望采用的决策准则注人成员的神经系统中。”在阿吉里斯的论文中,这一段变了样:“西蒙表明,将所希冀的目标和用来判断这些目标是否满足的标准‘直接注人成员的神经系统’,这是管理者的责任(黑体是我所加)……西蒙如何能够隐含这层意思:某些雇员不会抵制——实际上充满怨恨——对他们的神经系统加以直接的管理?”关于本质的事实判断,就以两种简单的变形,变成了关于神经系统管理的道德尊严的源泉和某种类似于“停止打老婆”的含义,好像我否认人们有时会抵制的和社会的影响。

理性和情感

阿吉里斯批评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我们过分强调了人类行为的理性成分,而忽略了其中与情感和动机有关的部分。这一断言并没有认真评估过文献本身。诱因和贡献的平衡———种动机理论——是巴纳德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一书的七章有三章几乎完全讨论的是动机问题;即使是以有限理性为主题的《行政行为》一书,其中也有两章讨论动机和情感现象,该书其他章节的有关部分也对此有所涉猎。简而言之,“理性人”理论中关于行为的认知部分和情感部分之平衡的讨论,与典型的一般心理学教科书中所讨论的内容并无太大的不同。可能最令阿吉里斯关注的不是对情感的一般性忽视,而是对情感中某些部分的相对忽视——这些部分主要关注“信任”、“坦诚”、“自我实现”等概念,而这也正是他最感兴趣的部分。这一问题将在后文中详细讨论。

最后,阿吉里斯的文章表现了一种对有限理性及相关的满意概念的强烈的双重情感。一方面,它批评这种理论太过关注人的理性。另一方面,它批评了对于有限理性是如何处理与复杂性的关系的一种现实主义的描述与分析(满意理论),并暗示这种分析是造成官僚制弊端一个主要因素。列维通俗的扒粪之作《满意人》被引用来“证明满意概念是如何被官僚使用来为他们的低层次欲望的‘自然性’进行辩解……”

当然,即使是展开想象,列维的书也不包含任何可被称作是符合客观事实的科学证据。阿吉里斯的这段批评是随意的经验主义的危险性的一个主要表现。

,尽管这些预言在其领域中占据中心位置”。他的四个例子是不可信的。第一个例子依赖于一种经验性主张,即管理信息系统已经失败,因为它们被看做对于管理自由的威胁。确定有许多失败之处,但有一个更简单的解释一一这是一个被绝大多数观察者认可的解释。绝大多数信息系统设计得如此简单,以至于不能提供管理者认为与其决策极其相关的信息。第二个“预言”是:人们总是抵制权力。我将立即指出对权力的抵制与权力的需要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个在阿吉里斯所批评的理论中得到广泛讨论的话题。第三个“预言”涉及通过满意理论的假想的使用来使得官僚的低效合理化。如上所述,所引“证据”是一个流行的揭弊之词。第四个“预言”是:接受这些被批判的理论将会使得在中的变化“似乎是没有希望的,如果不说是完全不可能的话”。这一断言将会在后面被详细地驳斥。关于这些例子的最令人吃惊的地方可能是以一种随意的方式宣称各种事情是“事实”。对于那些使用可信的证据标准的更多的也是更好的经验性研究来说,这些漫不经心的段落,通过使用不恰当的例子,显得比任何一篇方法论的论文都更具有雄辩性。

上文给出了一些理由,以解释为什么阅读阿吉里斯对于“理性人理论”的描述时必须小心翼翼,为什么任何想真正了解该理论的人必须查阅原始材料。但是如果这些解释不与更广泛的问题相联系的话,其中的不实之处是不值得加以评论的。我们已经提到了三个这样的问题:理论中的“是”与“应该”的关系;在对人类本性描述中自我实现的重要性;以及人类事务中权力的角色。

对权力和自主的需求

由于麦瑞、麦克勒兰德、阿特金森和其他作者的著作,我们对于人类对成就、归属和权力的需要有了相当程度上的了解。我们也了解到,在这些需要的相对强度方面，存在很大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若要更加均衡地了解中的人类动机，需要认识以它们在形成参与者的情感、思想和行动。

另外,阿吉里斯对于的描述,表现了一种对上述需要中的一种需要的偏爱，即对权力需要的着迷。权力的需要，既可以被那些行使权力的人、也可被那些服从权力的人感受和表达。，描绘了这样一些管理者，对权力有着至高无上的欲求而对成就或归属则几乎没有需要。但是,这种对被异化了的工人的刻画却是在描绘具有交互角色的同一个人——这一次是受到了他对一种权力需要的驱动,即有权力反抗任何一种控制或影响其行为的企图。

因此,阿吉里斯所描绘的的世界就是一个权力导向型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谁控制”是个中心的问题,这个问题使得其他问题,如“取得什么成就”、“谁支持谁”等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正是在这种权力中心的世界里,在参与者中建立坦诚与信任就变得甚为困难,而“自我实现”则变成了无政府的同义词。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女巫式酝酿出来的功能失常的后果不是完全由权力所产生的。一方面,它源于一种互相依赖的体系;另一方面,它源于参与者(包括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对权力的高度需要。在设计中,一个经典的问题是如何在完成的任务(即满足成就和归属的需要)的同时,避免或减缓这些功能失常的后果。人际关系学派倾向于选择降低杈威关系的重要性作为解决问题的路,其代价却是另外一种后果,即忽视了效果。当然,另一条出路,是找到将人类的兴趣从权力需要转向成就和归属需要的方法。一位新的阿克顿勋爵会说:“腐败的不是杈力,而是权力的需要,它使有权的人和无权的人都腐败了。”

从这个角度看,大学校园里最近发生的事——具体地说是学生闹事——就可以更好地被理解。我指的不是学生闹事的原因,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是指其表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种对学生权力和不受成年人权力约束的自由的迷恋,以及一种对新获得的权力应该服务的目标的冷漠。对权力需要的表达最令人不安的后果是,敌对双方彼此间的猜疑与“封锁”陡然的、戏剧性的增长,以尽为了开展权力斗争而宁愿牺牲大学资源和教育目标。当对权力的关注不断增长被看做一个产生猜疑与害怕的愿因变量时,这一场景就一`点都不难理解了。如果我们认为,对权力的关注促成了信任与坦诚的突然下降,这就难以理解了。

在进化理论中,我的建议是相当古典的:出于各种原因,社会制度的不稳定在每一个自我认同的社会群体中创造了权力需要,在这个群体中, “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威胁:这一命题非常适合于我们自己的学生闹事时期。

对权力的全神贯注能够解释阿吉里斯的抱怨,即那些强调有限理J性的理论家对决策过程中的情感元素是不注意的。阿吉里斯的评论是否正确取决于事实。他注意到了在某个特定的研究性学习中存在的情感数据的相对匮乏,并沉思说：

这并不是因为作者说没有发生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发生了—— 事实上,观察者可能已经仔细地注意到了这些事——但是与分析相关的是,他们的问题解决式理论作出了怎样的规定。因此,人们就可以获得对探求活动的清晰的、理解性的描述。但由于这样的理论视角,我们完全没有关于实际行为的信息,也不了解人们是如何感受和回应解决未来相似问题的能力将会产生的影响。

这些关于什么或许能被观察到的“有条件的”场景激起了一些评论。第一,我们注意到,使用“实际行为”这个短语不是为了说明通过“过程”达成的决策,而是人们关于过程的感受。第二,我们注意到,在将来解决问题的能力被假设是依赖于激发出来的感受,而不是在达成的决策。第三,我们注意到,其中有这么一个假设,即这些感受必须是过程的一个重要成分,即使它们是不能被观察的(关于“可能已经……注意到”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的场景:研究者所报告的观察者精确地描述了实际发生的一切;决策过程没有激发强烈的情感;实际上被激发的情感对决策过程没有什么重要的影响。在一个其成员对权力有着压倒性需要而对成就只有微弱需要的中,这看来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而在一个需要平衡被颠倒的中,它却似乎是可信的。

现在,阿吉里斯的断言,即理论或许会使得观察者失去了洞察力,就显示出它的锋利之处。在他所观察的中,权力驱动型行为似乎总是特别得多,而目标驱动型行为则要少得多(人们怀疑,他所描绘的这种公司是如何在业界待下去的)。现象采取理论的形式——不管是在自然科学还是在社会科学中——都不是第一次发生。

但是,当不同的描述强调不同的现象时,我们能够有效地得出的结论是严格对称的:某一种观察或这两种观察都是不完善的,我们需要提高观察的技巧。可能甚至需要第三种观察:即研究复杂现象,有时,审视整个人类生活现实中的某些特定的部分,既是可行的,也是值得期待的。即使是物理学书籍,对热、光、声音、机械和电的讨论也是分章进行的。它们并没有试图去同时把握整个物理世界。

与此同时,我们差不多处于陪审团的位置上,听取每一方当事人就案件的一个方面作出未经证实的证词。他们双方都描述了事实的一部分。他们双方都可能诚实地描述了他们所看到的内容。没有什么更好的理由使我们相信这一方比另一方更有能力把握现实。评论式的研究不能解决问题;这一主题需要经验研究。

自我实现——指的是什么?

让我们暂且搁下权力需要,转向作为一种基本的人的需要的自我实现。要判断马斯洛或阿吉里斯用这个术语表达什么内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清楚的是,他们用它来指一件好事,可能甚至是最好的事,但是其特征远不是清晰的。它虚构了一个关于真实自我的图像,总是在某个内在的地方呈现出来,但通常被层层社会的和心理的包袱压抑和限制。

假定有一个前社会的真实的自我,这是对人性的一个基本的也是非常强劲的假设。它激发了一种卢梭式的自然状态,并指控社会是人类的枷锁。我无须说这只是关于人性理论中的一种,它很难得到经验的支持。

一旦将自我实现看做人类的至善,那么,前面描述的对权力的执迷就会非常简单而且顺理成章地出现。假想是这样的情况,人类只需要自由——首先是从物理的、生理的需要中获得自由,然后是从他人的权威中获得自由——就能获得自我实现。

在我们将自我实现看做至善之前,特别是在我们将权威结构看做主要的敌人之前,我们需要仔细地审视两个假设。一个是前已述及的关于人之本性的卢梭式假设。第二个假设隐含在前一段文字中,即如果我们在一个已经解决了匮乏问题的社会中取消对杈威的约束(即在实际运作中大范围地使用权威的各种制度),则匮乏问题仍然保持被解决的状态。

为了更具体地阐明这一问题,我们举个主要的例证,看看今天的美国,这是一个已经解决了匮乏问题的社会——尽管还没有充分地解决将财富分配给其所有成员这一问题。它通过一种工业体系解决了匮乏问题,该体系在其运作过程中,过度地使用了,大量地使用了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杈威。如果我们现在为了寻求自我实现而取消这些形式,或者将它们重新设计以降低使用正式权威的重要性,那么,这个社会还能保持足以促进自我实现的生产力吗?我自己对这个问题持悲观的回答,但我想拥有比现在更好的证据,以便对这一关键的问题作出决定。

但是,如果我们错误地将自我实现——在其被马斯洛和阿吉里斯所描述的形式上——看做社会变革的主要目标的话,这个问题当然就不是关键的。如果许多人或大多数人不是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而是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下过着好的生活,这种环境既为他们的生活建立了各种游戏规则,同时又能满足他们物理的和生理的需要;如果更像我在《行政行为》中所描绘的那样,人是个社会动物,他通过参与到各种拥有一定的结构并能为其提供观念和价值的社会系统中,发现生活的模式和意义;如果许多自我实现在于带着技巧和目的,在一个写得很好的戏剧中演出——如果这个戏剧中构造的世界就是我们现实中的世界,剧本中构造的人就是现实中的人,那么,在人与之间就没有基本的冲突了。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与或社会不再是不相容的,就像他与其生理的和物理的本性是相容的一样;人是有重量的,所以他必须在地球引力下活动;他有新陈代谢,所以他必须饮食;他对他的同伴作出回应,因此他必须生活在社会系统中;他运用理性,因此他必须有一个足够简单和稳定的环境,因为他的理性是有限的。

马斯洛和阿吉里斯描绘了一个英勇的、浪漫的人的形象,描绘了一个具有无限创造力的物种的形象,只需要给他一面无限大的空白的墙,他就能在上面画出无限美好的图画。美术设计中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无限的自由并不是人类创造力的最好环境。哥特式大教堂不是从无限的自由中创造出来的,而是源于地球引力所施加给石头墙的无情的物理限制,以及哥特式礼拜仪式所固有的严厉的社会限制。当一个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时,即环境的限制与他的有限理性的能力是相称的,他的创造力就是最大的。过多的限制会束缚人的创造力,过少的限制则会导致混乱与挫折。对权力的过分需要所产生的自高自大,激发了这样一种需要,即消除各种约束,以使理性能够工作。

重访“是”与“应该”

阿吉里斯对其对手的理论最为严厉的指控在于:

(他们)关于人性的观点与(他们)关于什么是好理论的概念(即描述的而非规范的)结合起来,妨碍了对(他们的)某些意图的检验,并在真实的或非人为的世界里维持现状,因此确保了理论范围的有限性,同时,使得人们难以形成一些用以检验互相竞争的理论的平台。

注意,上述指控并不是说这些理论是错误的,而是说无论它们是对的还是错的,都是反变革的和保守的。我们并非是要按社会现象的本来面目来描述它们,因为描述它们会使得它们合法化,并使它们难以得到改变。

这是真的——有时!在某些情况下,对行为的描述使得这种行为合法化了。这样一种信念,即“每个人都这样做”常常使得“这样做是对的”合理化了。但是,当这种推理偶尔使得现状得以维持时,它同样也经常地促生变革——挑战过去和现在的规范(例如,主张合法化)。

在许多情况下,描述行为并不使得这种行为合法化,而是导致了变革它的需求。艺术家和其他人对奴隶、城市贫民窟、战争、压迫性的工作环境等生动细致的描述,常常被看做变革的强有力的武器(据说,其力量比剑还强大。马克思用了更多的笔墨来列举当今资本主义的现有弊病,。

对社会现实的描述是革命性的还是保守性的,取决于所描述的现实对人们来说是可欲求的还是令人讨厌的。如果事实如此,甚或类似这样,那么,在决定社会是变革还是守成时的智慧,就有赖于对目前现实及其结果,以及对替代性社会之结果描述的准确性。

阿吉里斯认为,我们一定不能按世界的本来面目来描述它,以免我们阻碍了它的变革,这种看法是当代反正统文化思潮中的一种普遍的反理忤主义。没有人会天真地相信真理将使我们自由——不可避免地和无代价地。但是相信知识——关于世界和我们自身的知识——要比无知好,这一信念却不是天真的。人类历史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反驳这一信念,也没有什么东西能表明,我们能够通过停止对人类行为之理性维度的描述性研究来拯救人类。

注意,我并不反对对未来社会的替代性设计加以建构和呈现。相反,正如《人工科学》的读者们所知,我赋予了这种设计活动以至高的重要性。在任何理性选择过程中,构建一个替代性社会都是一个关键的成分——并且,基于我们理性的有限性,这是我们所取得的最艰难的东西之一。

但是,只有依据关于这些设计将如何运作的知识与预测,我们才能够评估替代性设计;这一知识的大部分都产生于理解我们业已尝试的设计的运作。工程设计的规范性活动依赖于物理学的描述性理论;医学的规范性活动依赖于生物学的描述性理论。没有哪种关于社会和人类现象的东西,能够在没有相应的、关于人类和社会行为的描述性知识的基础时,允许我们对社会设计进行谋划和检验。

然而,即使我们拒绝阿吉里斯观点中所蕴涵的反理性主义,我们也要严肃地注意他的一个主张。这就是他指出的,在任何特定的社会系统中,或许都难以发现有什么用来检验替代性系统的平台。

我们相信人是社会的动物,若果真如此,那么,就是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机构改变了他。他所获得的态度、价值观和习惯反过来决定了他在同样的制度背景中将如何行为。如果我们现在试图猜测出他在一套新的社会制度中如何行为,并将他的性格特征看做既定的、不变的,我们就会犯错误,因为我们将会看不到人们在新的社会制度中将会发生的改变。(阿吉里斯接受了这些命题,并将它们应用于当代社会,而不是应用于他所想象的自我实现的乌托邦。关于信仰作为无因之因的自然人的谬误,前面已经讨论了。在此,我将阐明这些命题的另一面,并将其应用于所有的社会制度。)

如果我们不能理解新的社会制度塑造新人的各种途径,那么,我们的预测有时就会是错误的。但是·阿吉里斯的错误在于假设这些预测的错误必定是保守主义的偏见——这必将引导我们过分夸大变革社会的代价,而过低地估计其好处。相反,同样可能的是,我们将过分偏爱地评估那些被提议的变革。源于这一原因的不恰当的估计将立即起作用,就像它赞成保守一样,它也赞成变革。

例如,考虑一个匮乏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大多数人都在努力I作。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害怕饥饿;或者他们的勤奋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品性。在此条件下,我们无法知道哪一个是真的。假如我们(乐观地)得出了后一个结论,然后对社会进行重新设计,以便食者有其粮。我们发现,努力工作的欲望就会在这个新的社会里消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关于社会决定的品性是一个遗传性的恒量这一假设将使得我们支持社会变革;然而相反的假设将会使得我们坚持保留原有的社会。在我们的社会中,只要看看人们对I作动机在新社会里是保留还是消失的预测,就能够非常准确地猜出谁是民主党人、谁是共和党人。接受动机是不变的这一当前现实,将导致自由主义的而不是保守主义的政策结论。

让我们试试用另一种场景来说明环境的对称性:在当前世界,人类不断地表现出对结构匮乏的无法容忍。举一个当前的例子,三年前,学生们要求在课程选修上拥有完全的自由,如今他们要求在学术游戏中要有更确定的规则。或者,再看一个更令人吃惊的例子,据可靠消息,那些富有创造性的学者,如果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休假一年,就会经常体验到一种圣诞焦虑危机,因为他们拥有了太多的自由。如果无法容忍结构匮乏是一个文化决定的品性,而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品性,那么我们常常观察到它的存在就很可能是服务于无根据的保守主义。这使得我们不愿去试验那些没有这种不容忍的体制——这样的体制提供了没有结构的自由。当然,如果这一品性在文化上是不可改变的,因为,它或许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的不情愿状态就是有基础的。

当我们甚至不能就我们目前社会的事实达成一致意见时,对社会变革的结果进行预测就变得更加困难了。阿吉里斯在的世界里看到了大量的异化,这些异化是由那些几乎没有权力的人对权力的需要所引发的。他将权力的需要(因此,对几乎不受限制的自由的需要就变成获得自我实现的先决条件)看做人性固定不变的特征。由于这些前提,对阿吉里斯来说非常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科层制不能在他的乌托邦中占有一席之地。

与阿吉里斯的世界相比,在我所观察的世界里,有着更少权力的需要,并因此有着更少的异化。我看见这样一个社会系统,它运用科层制实现了高水平的生产率,并产生了大量的以休闲形式表现出来的自由。我看见有创造力的人们利用这种休闲达到了各种类型的自我实现。

但是,与阿吉里斯似乎发现的相比,在我所观察的世界里,正式世界里的权威与个人自由之间有着更少的冲突。这大部分是因为我们使用着不同的测量标尺。对阿吉里斯来说,任何权威的行使就是对自由的枷锁式的限制,也是自我实现的障碍。我的测量是将社会结构——-包括权威———看成它们的零点,这一社会结构为有限理性的人类(这就是说。为我们所有人)提供了一种可理解的、合理稳定的环境,以便他们行动、思考、创造和梦想。结构过多会限制我们,结构过少则会将我们抛人混乱——包括反正统文化的人们所为之庆祝的那种狄奥尼索斯式混乱。

在阿吉里斯的狄奥尼索斯世界里,理性是自由的一把枷锁。理性的人是冷酷的、受约束的、不能自我实现的、也不能有“巅峰体验”的。人必须推翻他自己的理性,必须对本能有所反应,以便从内部释放被束缚的真正的人。

在我的阿波罗世界里,理性是自由和创造力的侍女。它是一种工具,能使我有巅峰体验,这种体验对我的猫或狗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它是一种工具,能使我梦想和设计。它是一种工具，能使我和我的同伴们创造那能满足我们基本需要的环境与社会,因此我们所有人——而不只是其中的一些人——能够体验情感与思想的某些更深层的快乐。囚为我们如此严重地依赖于理性,以创造和维持一个人性的世界,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更好地理解理性——需要建构一个检验过的理性人的理论。

重视理性,赋予理性以高度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满足于现状,也不意味着:拒斥情感。它确实反对依赖于冲动和直觉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寻求怎样的社会变革。通过研究历史,我们发现,事实上。社会系统一点都不保守。它们以最急速的方法经历了最的变革。即使的“理性人理论”在它们对社会的影响方面真的是保守的(我已经质疑了这一结论),这也不能成为回避理性人理论的一个理由。在我们的世界里,在我们的时代里,并不缺乏“检验互相竞争的理论的平台”。只需提及它们中的两个就够了,俄罗斯和中国都产生了创造新人的新社会,新社会也被新人们珍视。我们远未消化这些实验的成果——或者在世界的许多其他地方所做的实验的成果——也没有理解它们对自我实现、对自由和对理性的含义。如果将这样的未经消化、未经理解的数据摆放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很难这样说:为了更容易找到实验的场所,我必须压制对我们制度的有效研究。

结论

我这里的评论,集中在理性、权力需要、工作动机、成就需要以及自我实现上。如果希望这些制度保持活力,这些只是许多应该被织人人类制度设计之网的丝线中的一部分。但它们足以提醒我们注意制度设计的复杂性,以及根据单一因素来建构设计的危险性。

在科学的描述性活动中,我们可以自由地研究次系统——从整体现实中提炼一部分来进行研究,以便对这一部分有更透彻的了解。对于阿吉里斯所批评的理论,人们可能挑剔出来的最坏的地方是,它们有时可能挑选出理性思维和决策的过程来予以特别关注,而牺牲了其他过程。如我们所知,即使这种指控,也是有待质疑的。

当我们面对设计的规范活动时,我们没有这种提炼的自由。我们的任务是设计制度,以便履行其基本的社会功能——比如,生产粮食或者教育青年——同时,满足那些管理和操作这些设计的人的某些重要的人类需要。在这些需要中,有一种生活在社会环境中的需要,这种社会环境为生活提供了结构和可靠性;有一种获取规范和规则的需要,在创造性的发现提出有趣的和有用的途径来对它们进行修正之前,这些规范和规则指导着我们的行动。人不是一种不能够容忍各种施加于其身的权威的专横的物种。当权威的行使是节制的,而且是有助于个人及其同伴实现他们认为是重要的目标时,人对这种权威经常是持欢迎态度的。

因此,理性在社会制度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它是一种I具,有助于制度有效地实现目标。它也是一种器具,通过它,人们就能看见和理解世界和自身的生活,并赋予它们以意义。在新型的人类被创造出来的世界里,或者在人们企图创造出新型人类的世界里,历史上的证据提供了一种不是最微不足道的线索,这就是,即使没有有序的权威结构和对理性过程的依赖,人类也是能够生存下去的,或者是想生存下去的,而当权威结构被破坏时,一种自由的、自我实现的人的精神就产生了。

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在人的自由与社会限制之间保持了一种精致的平衡。不时地,我们希望改变这种平衡,但我们是小心谨慎的,以便不破坏这种平衡。在人类历史上,我们不能找出还有什么其他的社会能够为我们大多数人而不只是为一部分人提供这种平衡。我们将努力工作·以便透彻地理解这种系统是如何被构建的。当我们将它拆分开来后,我们又急切地想将它重新拼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