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智 | 爱与救赎:《小妇人》与《》的互文性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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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救赎：《小妇人》与《》的互文性诠释

刘智，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4期

互文性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批评家朱莉亚·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在《符号学：符义解析研究》(1969)一书中提出，她认为互文性指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之总和的关系，而这些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网络[1]。罗兰·巴特则更直接地说:“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各种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文本。”[2]互文性概念打开了文本的封闭性，为文本理论注入了新的社会历史意义，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抽象文本理论的一种超越，强调任何文本都不可能脱离其他文本而存在，每个文本的意义产生于跟其他文本的相互作用。

       奥尔科特的代表作《小妇人》是一部道德家世小说，创作灵感源自作者对自己成长经历的回忆。奥尔科特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新英格兰地区度过的，其父亲是一位具有清教思想的教育改革家，母亲是传统妇道的身体力行者。每逢星期日，奥尔科特一家人便围坐在一起诵读《》，吟唱赞美诗。长期浸润在文化氛围中，《》里的故事、辞章和节奏早已成为奥尔科特思想的一部分，在其作品中留下了深刻印记。《小妇人》以四姐妹在圣诞前夜“扮演朝圣者”的游戏开始，将一家之主马奇先生的职业设定为随军牧师，一开始便确定了作品的情调。整部作品中，不仅出自的引语、典故和比喻比比皆是，其中的人物、场景、叙事结构、主题以及文学意象都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呈现出鲜明的互文性特征。

《小妇人》的主要人物与《》存在双重互文指涉，奥尔科特将、圣母和门徒的形象移植到文本中，塑造出典型的形象。

（一）马奇先生：上帝与形象的叠加

      基督为传福音四处奔波，受尽苦难，最终走向十字架，以死亡唤醒人类沉睡的良知。从作品中零星信息拼贴而成的马奇先生也是这样一位致力于人伦和睦的殉难式英雄：他因为帮助朋友家道中落，失去了财富，却赢得了爱。他年岁已高，不能驰骋沙场，但出于统一国家的执着信念和对生灵涂炭战争的复杂情感，他充当随军牧师，为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的士兵驻守一片心灵的绿洲，期间重病，几近丧命。病愈返家后，热心教会事务，善心广播。

      《小妇人》第一部中作为一家之主的马奇先生是一个不在场的在场，有关他的情节少得可怜，对他的直接描写只有病愈返家的那个早晨。然而，马奇先生自始至终是以“声音（马奇太太在教育女儿时言必称丈夫）”的形式存在的，看似缺席的马奇先生始终是家庭的脊梁和精神上的依靠。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马太福音4：4)。《旧约》中，创世的就是上帝的灵与言(创世纪第一章)。上帝是灵体，是隐形的（约翰福音1：18；4：24；提摩太前书1：17）。《新约》称圣言即圣神（哥林多前书13：13），基督是上帝之言的肉身化，所谓“道(言)成肉身”。奥尔科特在《小妇人》上下两部中，巧妙地让“不在场”和“在场”的马奇先生分别呼应灵性的上帝和道成肉身的基督。

（二）马奇太太： 圣母

      《》中，圣母是纯洁无罪的，但是，这位无原罪的母亲亦须要圣子的救赎，是她儿子救赎工程的第一个效果。著名神学家卡·拉纳神父认为，圣母玛利亚是“最完美的得救者，是信徒的典范”[3]。

      马奇太太是圣母的映像。她在丈夫的引导下实现了自我完善，身体力行地为女儿们树立榜样，从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妇女可以活出的所有圣洁的生活。她善良虔敬、乐观勤勉，富于牺牲精神。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她牺牲自己的最爱，支持丈夫担任随军牧师。她爱邻如己，给心灵孤寂的劳里温暖的母爱。自己生活清贫，却去帮助更为穷苦的人家，在圣诞节早上，与女儿们一起将自己的早餐送给赫梅尔一家。像圣母一样，马奇太太也失去了自己心爱的孩子。马奇太太身上辉映着圣母的纯全美德，小说开头，她一出场就笼罩在圣洁的荣光中：“门口传来一个愉快的声音，所有演员和观众都转身迎接，喜悦的眼神一致集中在一位身材高大、目光慈祥、神情充满母爱的女士身上。只见她衣着朴素，举手投足中透着高贵之气。在姑娘们看来，尽管妈妈的灰色外衣并不合体，头上的帽子也早已过时，但她却是世界上最棒、最漂亮的妈妈”[4]（P10）。

（三）四姐妹：门徒

      预言受难和复活时，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8:34；马太福音16：24；路加福音23）。《小妇人》中的四姐妹像门徒一样，背负着人之罪，在父母（基督信仰）的神圣引导下，穿越人生的晦暗、风雨和哀痛，最终获得人性的皈依，其人格完善的历程与门徒的救赎之路相呼应。

      善良无私的贝丝是四姐妹中最动人的角色。她纤弱腼腆，勤劳朴实，甘于清贫，当姐姐们几乎忘却了赫梅尔一家时，她仍然坚持照料那几个比自己更穷困的孩子，因此染病夭亡。贝丝的虚心、清心、无私、哀恸是基督精神的完美注解，其形象甚至带有几分圣子的荣光。贝丝告诉乔自己的生命正在慢慢消蚀时，不禁让人联想到三次预言自己受难（8：34-38；9：2-13；10：45）。

《小妇人》的创作年代正值美国南北战争刚结束，但书中闻不到丝毫战争的火药味，南北战争只作为一个淡淡的背景，在小说中若隐若现。马奇一家生活在自然的怀抱里，孩子们在花园中栽花种树，在山间嬉戏玩耍，在河面泛舟，在湖畔小岛露营野炊。这里是一个令人向往的世外桃源，没有战争，没有坏人，有的只是有缺陷的人。四姐妹在这片俨如伊甸乐园的土地上，勇敢地承担罪与苦的“重负”，实现自我完善。作者笔下的小镇没有明显的地域特点，甚至连名字都没有，这样的场景设置赋予作品浓厚的隐喻色彩，说明人类构想的乌托邦无论怎样理想，也摆脱不了实际的宿命——罪孽以及力图对抗罪孽的灵魂对救赎的渴望与追求。

加拿大文学理论家诺思洛普·弗莱认为，U型叙事结构在《》中经常出现。“背叛之后是落入灾难与奴役，随之是悔悟，然后通过解救又上升到差不多相当于上一次开始下降时的高度。这个接近于 U型的模式，在文学作品中以标准的喜剧形式出现……我们可以把整个《》看成一部‘神圣喜剧’，它被包含在一个这样的U型故事结构之中”[5]。《小妇人》描写四姐妹在父母引导下，从年幼无知到实现道德自我完善的历程，抽引出每位姑娘的成长经历，我们不难发现，她们都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过程：无知—神圣的引导（马奇夫妇的指导）—在诱惑面前产生动摇—获得拯救（实现自我完善），这一过程正好与《》U型叙事结构相契合。

      梅格爱慕虚荣，嫁给清贫的约翰之后，有一段时间，由于虚荣心作祟，买了许多不实用的奢侈品，但在丈夫爱的感召下，最终放弃虚荣，回归简朴幸福的家庭生活。乔立志成为作家，为了名利匿名发表了很多荒诞无稽的轰动小说，后来在巴尔教授的影响下，放弃物质欲念，开始用心创作。温柔善良的贝丝克服羞怯心理，在音乐中找到了自我价值，救助贫弱，以死亡实现了自我救赎。 艾米一心打入上流社会，面对富有的弗雷德的求婚时，几番动摇，最终嫁给了情投意合的劳里，一起投身慈善事业。

（一）爱

      文化是以罪感救赎为基础的爱的文化，基督为爱而牺牲，成就了一种爱而受难的模式。在《》中多次出现关于爱的论述，“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13:34-35］。彼此相爱，不仅是基督徒应当遵循的命令，也是基督徒的标志。

      《小妇人》颂扬的也是一种爱与牺牲的精神。马奇太太一家生活清贫，却去帮助比自己更为穷困的人。马奇先生在军中染病后，为了给父亲筹钱看病，乔卖掉了自己心爱的长发。为了照看赫梅尔家的孩子，贝丝不幸染病夭亡。包尔教授在德国是令人尊敬的大学教授，却遵照姐姐的遗愿来到美国，靠授课抚养姐姐的遗孤。

      《小妇人》描写的虽然是简单朴素的家庭生活和邻里关系，却向我们展示了人类伟大的亲情、友情和爱情，这一切都是源于爱。因为爱，马奇一家努力周济贫弱之人；因为爱，乔原谅将自己的手稿付之一炬的艾米；因为爱，梅格原谅了冒充约翰给自己写情书的劳里；因为爱，艾米与百般刁难自己的梅冰释前嫌。爱驱散恐惧，让贝丝勇敢追求音乐梦想；爱征服骄傲，令劳伦斯先生慷慨地向贝丝送上钢琴；爱熔化冷漠，消弭了劳伦斯爷孙之间的隔膜。

      《》贯穿仁爱、宽恕和博爱的基督精神，其中关于仁慈、宽恕和博爱的箴言和训诫比比皆是，它们告诉世人，爱能化解一切过错和仇恨，爱是把一切完善和谐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二）救赎

      是救赎的宗教。按照的说法，人类因为始祖违背上帝禁令而犯有原罪，基督因为爱人，在十字架上蒙难，替人类赎罪。

      福音书中的看到人人都有趋向罪的本性，因此对于世间为罪所困的人们从不感到震惊、愤怒或疾言厉色，只说他道成肉身不为审判，乃为救赎（约翰福音63: 17）。马奇夫妇对女儿的教育是启发式的，从不对她们严加斥责，而是谆谆善诱，让她们自身感悟，克服弱点，走向成熟。梅格的虚荣、乔的暴躁，艾米的自私，都是在自身领悟的基础上得以改正的。四姐妹认识自我、克服弱点，追求心灵完善的历程是对救赎思想的完美注解。

奥尔科特熟谙《》和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6]，后者通常被看作仅次于《》的重要经典[7]。《小妇人》中丰富的意象，深化了作品的文化内涵，增添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一）光与火

      在东西方文化中，光与暗常用来喻指善与恶、知识与无知等概念的二元对比。《》中上帝创造的第一物质就是光，“光明”、“光亮”、，《·约翰一书》明确说“上帝就是光”( 1: 5)。《新约》对人格形象的描绘在本质上继承了这一传统，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生命的光”（约翰福音8：12）。可以说，，则在新约时代用上帝赋予他的灵性之光，照亮了整个人类的精神旅程。

      《》中火是神圣洁的象征。: 18)。以赛亚被神呼召作先知时，有一撒拉弗从圣坛上取下红炭轻沾他的嘴，其罪孽因此得以除掉，罪恶得以赦免（6:5—7）。马太福音中，施洗者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马太福音3:11—12）。可见，中的火是圣灵的象征，是神的话语，神的真道，能够洁净免罪，由主实现，火也因此具有洁净焚烧的能力，凡经水不能洁净的，都要经火（利未记13：53、55；民数记31：22－23；诗篇66：11－12）。

      奥尔科特在《小妇人》中构建的世外桃源，以光明、温暖为特征，以“光”与“火”为基本意象。

      除了第十八章以“暗无天日”为题，描写贝丝命悬一线时姐妹们的愁苦情绪以外，奥尔科特笔下的小镇似乎总是阳光明媚，马奇家的小屋也总是洒满阳光，人们脸上的笑容像阳光一样灿烂。阳光是明朗、美好的象征，与漫天风雪、狂风暴雨以及黑暗幽冥形成鲜明对照。

      “火”的意象也贯穿整个作品。小说的第一个画面便是“壁炉的火光映照着四张年轻的脸蛋”[4]（P1）。壁炉是家庭生活的中心，四姊妹围坐火炉前聆听父母教诲的场景经常出现在小说中。此外，马奇太太为赫梅尔一家送去圣诞早餐时，还为他们生起炉火，给贫弱的一家人送去温暖与希望。火带有毁灭万物的意蕴，也带有净化灵魂的含义，它可以摧毁人世间一切的不美好，预兆光明与希望。 

      光与火的意象贯穿整部作品，诗意地营造出静谧和谐的乐园景象。用灵性的光开启罪恶的灵魂，驱赶灵魂的黑暗，让人丢弃那些与神的意志不相符的人性成分。阳光明媚的小镇仿佛沐浴在基督神圣的荣光之中，直面罪性，虔敬内省的灵魂终将获得救赎。

（二）玫瑰

      人所共知，玫瑰是美好爱情的象征。然而，其原初的宗教性寓意更多表达了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西方文化中所有的玫瑰意象均来源《·旧约· 雅歌》：

新娘： 我是沙伦的玫瑰花，

         是谷中的百合花。

新郎： 我的佳偶在女子中，

         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

新娘： 我的良人在男子中，

         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

         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树荫下，

         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雅歌2:1-3）

      这是爱的赞歌，率真地描写男女之爱, 实则预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自比玫瑰的书拉密女与基督的结合隐喻上帝与人之间的和解。在的象征中，玫瑰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属灵的意思，用于象征基督徒、基督信仰以及基督的救赎精神，乃至指代基督。在肖像画中，基督流血的伤口有时就用玫瑰来表现。玫瑰成为圣母的象征则源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初期人们对《雅歌》的重新认识。当时人们开始认为，《雅歌》中的书拉密女可能隐喻圣母玛利亚，圣母也因此被称为“神秘的玫瑰”，文学艺术作品中频繁出现圣母与玫瑰在一起的场景。

      《小妇人》中多次出现玫瑰意象。第二章开头部分，作者以熹微晨光中四姐妹捧读《》， “天边出现玫瑰色的朝霞”[4]（P15）的画面营造出静谧祥和的圣诞氛围，用“玫瑰色”隐喻基督，给读者诗意的想象空间。相形之下，贝丝染病部分玫瑰的象征意蕴更明确，也更丰富。贝丝感染猩红热昏睡几天后醒来，“第一眼看到的便是那朵小小的玫瑰花和妈妈慈祥的脸”[4]（P234）。母亲不仅给贝丝温暖的怀抱，也为她危殆的生命注入了活力。奥尔科特将象征圣母的玫瑰用在这里，让马奇太太与圣母互为镜像，强化了马奇太太的圣洁形象。玫瑰也是信仰的象征，赋予贝丝战胜病魔的力量。此外，玫瑰也象征基督殉难时洒下的鲜血，贝丝眼里的玫瑰也预示了她的死亡。第三十九章中劳里与艾米在玫瑰谷折玫瑰的行动再次预示贝丝的死亡。奥尔科特运用玫瑰意象，巧妙地完成了作品中母女二人与圣母子的互文关系，勾勒出一幅温馨凄美的画面，有力彰显了基督徒以爱直面困境乃至死亡的坚韧品质。玫瑰也是贝丝美好品德的象征：她恰如一朵玫瑰，“散发着芬芳，在尘埃中怒放”[4]（P467）。

（三）蜂蜜

      《》中，蜂蜜的象征意义十分丰富，它被荒漠之中的信徒看作是救命之神，也被用来形容物质丰饶。当上帝让摩西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后，许诺将他们指引到迦南，一块“牛奶与蜜之地”（出埃及记33：3）。奥尔科特在最后一章，直接使用这一典故，暗喻乔和包尔教授的梅园是人间乐园：孩子随心所欲地享受茶点，结果“一地上都流淌着牛奶与蜂蜜”[4]（P543）。

      蜂蜜的甘美也用来比喻生活中最美好的事物。大卫用蜂蜜形容主的声音，，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诗篇19：10），《小妇人》中也有类似比喻。第二十四章描述马奇先生善心广博，受人敬仰时，称他的许多优点“正如香花芳草必然吸引蜜蜂一样，也正如香花芳草，他把自己五十年的雪雨风霜提炼醇美的蜜，不带一丝苦涩，给了他们”[4]（P279）。包尔先生刚来到乔的家乡，便赢得普遍喜爱，“孩子们围着他，像是蜜蜂围着蜜糖罐”[4]（P504）。

      包尔先生几乎是马奇先生的翻版，两人都是释经传道、行善救弱的基督式人物，体现出仁爱、救赎的精神气质。在纽约期间，当乔的信仰产生动摇时，包尔教授让乔感到“持续长时间的古老信仰似乎比新的信仰要好，上帝并不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4]（P399），包尔甘泉般的教诲为信仰干渴的乔施以洗礼。奥尔科特巧妙地运用文内互文，用相同的意象和相似的场景刻画两个人物，使他们的形象在读者的视野里产生重合，传递出信仰薪火相传的坚定信念。

（四）苹果树

     《雅歌》借描写爱情预表与信徒之间的关系，其中的书拉密女自比沙伦玫瑰，将良人比喻成苹果树，苹果树便是基督的象征。

      乔与包尔先生的爱情结局十分圆满，不仅生养了两个孩子，还将马奇姑婆留下的梅园建成了学校，收养弃儿，教育穷困家庭的孩子。小说结尾，全家人受邀来到乔和包尔教授的梅园庆祝丰收，坐在苹果树下，分享幸福，感念上帝的恩宠。苹果丰收，既象征乔与包尔教授爱情的甜蜜，也隐喻乔实现了信仰的归依。果实不仅象征园中土地的丰饶，也暗示的爱与永恒。

      奥尔科特以平实清新的笔调，构建出明媚温馨的乐园图景，塑造出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丰富的意象为其文本增添了特殊的深广程度， 使《小妇人》带着纯正圣洁的精神印记，呈现出优美感伤的艺术品质。

      《》历来就有“书中之书”的美誉，对西方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小妇人》置于广阔的文化视阈下，对《小妇人》和《》进行互文解读，发现这部现实性的家世小说表现出很强的隐喻性，描写的虽是简单朴素的现实生活，却深刻体现了的伦理思想：诚实面对人的罪性，对人生的晦暗、风雨和哀痛抱持怜悯之心，相信基督信仰是唯一救赎的希望。这种罪感救赎的思想贯穿作品始终，使作品呈现出悲欣交集的浓郁诗情。

【参考文献】

[1] 罗婷.论克里斯多娃的互文性理论[J]. 国外文学，2001，（4）：9-14. 

[2] 王一川.语言乌托邦 [ 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222.

[3] 圣母论在神学上的地位.http://www.catholic.cd/article/shen-gmu/shenmushenxue/2015/04/20/888.html.

[4] 路易莎·梅奥尔科特. 小妇人[M].林文华，林元彪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2.

[5] 诺思洛普.弗莱. 伟大的代码——与文学[M]. 郝振益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20.

[6] MacDonald, Ruth. Louisa May Alcott [M]. Boston: G. K. Hall & Company,1983.20.

[7] 麦吉尔主编. 世界名著鉴赏大辞典·小说（上卷）【M].王志远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25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