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曾收录于《天津海光寺》一书中
下图1：笔者收藏的“天津八里台望海寺”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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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藏有一张民国年间的明信片，图案下方注释为“Wong Hai Shih, Pa Li Tai, Tientsin 天津八里台望海寺”。八里台距离海光寺并不远，两个名字中又都有一个“海”字。再加上画面中那口闻名遐迩的大钟和中式传统营造风格，不免让人感觉与海光寺颇为相似。二者之间有何关系？这非常值得研究一番。
明信片图案不是海光寺原址
天津日租界日光堂书店于1930年出版的“最新天津市街图”中，同时标注出了“望海寺”与“日本驻屯军兵营”，而“日本驻屯军兵营”即是海光寺原址。因此可知望海寺与海光寺原址是两个地点。
下图2：1930年日光堂出版最新天津市街图，八里台附近标注了望海寺（图中下部），而日本驻屯军兵营即是海光寺原址（图中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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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刘炎臣先生撰写，三友美术社于1943年7月出版的《津门杂谈》对海光寺、望海寺分别有过论及：“望海寺在城南八里台，坐北向南，寺内供祀观音，殿前有牌坊一座，正面写有‘海门慈筏’四字，背面写有‘百谷朝宗’四字。”“海光寺清康熙四十四年建，初名普陀寺。据清一统志载，海光寺在县南五里，四植柳万株。”这也可作为两庙不在一地的佐证。
下图3，望海寺牌坊。刘炎臣所撰《津门杂记》中，望海寺牌坊上“海门慈伐”的字迹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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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通过对比历史照片，我们也能找到八里台望海寺与庚子被毁前的海光寺在建筑上的多处差异。
下图4 《天津志略》中照片，八里台望海寺，可与海光寺全景照片进行建筑细节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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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5 海光寺全景，可与八里台望海寺全景照片进行建筑细节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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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海光寺的正殿为重檐歇山顶，而望海寺为单檐硬山顶，不管是从建筑规模还是营造规制上说，望海寺都不及海光寺恢宏。其次，虽然同一口大钟经历了两座寺庙的传承，但装饰明显不同，海光寺为传统八角式钟亭，而望海寺仅为圆型基座。此外，海光寺建筑中并无牌坊，其是以山门为入口，两侧配钟鼓二楼，前有宽阔的广场，并在左右竖有旗杆，而在望海寺门前，“海门慈筏百谷朝宗”牌坊则是最醒目的标志。
通过文献考证、地图定位、照片比对等多种研究方法，我们将庚子被毁前的海光寺与八里台望海寺之间的异同点做了条分缕析的解读。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明信片中的图案是八里台望海寺，位于城南八里台。海光寺原址则坐落于城南三里许。二者并不是一地。
八里台望海寺源于三岔河口
望海寺原本位于三岔河口北岸，香林苑以西。刻印于乾隆四年（1739）的《天津县志天津县城图》中就有注明。历代的津门方志史籍对其多有涉及。《天津县志》记载：“望海寺在城外河北，乾隆元年巡盐御史三保（正黄旗满洲人）提请重建，赐有御书匾额。”《天津县志艺文志》有云：“望海寺至香林苑，观卫、白二河交汇处。”编印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的《津门保甲图说》中也标有望海寺的位置。
三岔河口是明清两代天津的漕运枢纽，亭台楼榭、宫观庙堂汇聚其间。其中最著名者当属望海寺与香林苑，当时凡是运河上的往来商旅，无不在此登临祈福。乾隆皇帝也多次在寺中拈香拜佛，兴致所至还题诗作赋。后人将御笔诗词刻为石碑，以永识为念。
1918年，在海河第五次裁弯取直中，望海寺因位于裁直后的海河河道中心，故被废除。拆卸后所剩的石料、木料、坊额、石碑、等建材均被运往城南八里台重建新庙。由此也就产生了八里台望海寺。
上世纪80年代，望海寺乾隆御诗碑在一次工程中被意外发掘。于1987年出版，由河北区人民政府编撰的《天津市河北区地名志》中提到了当时的情况，“1985年2月11日，在中环线八里台立交桥施工中，从居民孙德凤院内出土一块诗碑，即是埋没了半个多世纪的乾隆御笔天津望海寺诗碑。”这从考古的角度为确定八里台望海寺的位置提供了科学依据。
海光寺曾在八里台复建
庚子年间，海光寺毁于兵燹。至清末，寺内僧人纷纷盗卖庙产土地，后因碧山、清纯二僧为争夺住持之位，而相互诉讼对方恶行。从而产生了惊动朝野的“海光寺庙产地亩案”。据《袁世凯奏议（中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中《讯明私租庙地僧人悟明等分别拟办折》记录：“碧山于收到契册（海光寺庙产契据）后，遂以住持自居。因该寺地基已归日本租界，意欲另建庙宇，当在西沽化得空地一段，向各佃户收得租银二千一百元，不敷建造。复将该寺香火地一顷，永租与日本商人鸿滨公司魏鸿业为业，得价银一千八百元，购买次石料物，预备兴工。”可见，，僧人们有过将寺院异地复建的计划。
在《津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中更是言之凿凿的提到了重建海光寺。该报告为英文，其中这样写道：
“……The bell has been returned to the temple (Hai Kuong Szu，海光寺) from which it was removed by the Japanese troops and presented by them to the British Municipal Council. A bronze tablet, bearing the following inscription, in English and Chinese, now adorns the temple:
THE BIG BELL
……During the Boxer Trouble in 1900 the Japanese Military took possession of the Hai Kwang Sze Temple and gave the Bell to the British Municipal Council to be used as a fire bell, and now by the great kindness of British Municipal Council the Bell was returned to the new Hai Kwong Sze Temple when it was re-built in 10th year ofthe Chinese Republic(1921), on a new site at Pah-li-tai in the south suburb of the Tientsin City. For this occasion, a bronze tablet was now put up in this Temple in order that this Big Bell may be forever preserved as public property and as a remembrance of the goodwill of the British Community in Tientsin.”
译成中文大意为：
，并赠予英国工部局，今则完璧归赵。现立有一块铜牌，内载华洋合璧之铭文，令该寺蓬荜生辉。其铭文如下：”
大钟
……1900年拳乱之际，，嗣以大钟馈赠英国工部局，以作消防之用。今蒙英工部局之好意，复归新建之海光寺，该寺建于民国10年（1921年）在天津城南郊八里台之新址重建。借此机会，现于寺内立一铜牌，为天津与英国的真挚情谊，永志纪念。”
上述内容与《讯明私租庙地僧人悟明等分别拟办折》不同的是，海光寺新址并未选在西沽，而是重建于城南八里台。如果说西人对津门掌故不甚了解，单凭其记述作为考证依据还过于牵强。那么1921年7月18日《益世报》的报道则为我们确定海光寺重建增加了确凿的证据。该报道的题目为《英租界古钟交还中国》，文中叙述道：“英界工部雇所用之火警钟，原系津埠海光寺旧钟……庚子之变，为日本军所得，送与英工部局作为火警钟。现因该钟不甚适用，有洋人提议运至英国博物院陈列。经工部局华董事陈君抗议，请将该钟仍移至海光寺内。，派员与英工部局交涉，归还中国。惟须妥为保存，不得毁损。并立一铜牌。用华洋文字叙明原委。业与该工部局商议妥协，由英工部局移至八里台海光寺内保存云。”
《益世报》的记载与《津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基本一致，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史料的准确性。同时，在《英租界古钟交还中国》一文中有一个词值得注意，那就是“八里台海光寺”的说法。
下图5：大钟在海光寺，1900年被毁前拍摄，底座为八角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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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6：大钟在维多利亚花园，底座改为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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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7：大钟在八里台望海寺，底座保持圆型，但十分破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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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两段文献，我们可以推断：庚子年间，海光寺被毁后，于1921年利用三岔河口望海寺的建筑材料，在八里台又复建了一座新的海光寺。这样一来，英国工部局在向天津当局归还大钟时，为延续大钟的海光寺身份，将其放置于八里台海光寺内，也就顺理成章了。
至此，八里台这座庙宇的历史沿革与传承关系才算理清。该寺既沿用了三岔河口望海寺的建材与构件，又延续了海光寺津门古刹、佛家圣地的名望，传承两寺香火于一身，应该说具有双重身份。
八里台海光寺与八里台望海寺指的是同一座庙宇
由于兼具双重身份，在名称上就难免会出现多种叫法。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日租界日光堂书店于1930年出版的“最新天津市街图”中，明确标注了“望海寺”字样。而且八里台附近的寺庙只此一处，别无二者。此外，刘炎臣先生的所著《津门杂谈》中，也将该庙记为“望海寺”。笔者收藏的明信片中则注释为“天津八里台望海寺”。然而，在《津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里写为“the new Hai Kwong Sze Temple（新建的海光寺）”。《益世报》中更是称作“八里台海光寺”。一个地点，在五种资料里，出现了四个名称，足见其称谓繁多、相互杂糅的特点。
仔细分析来看，“八里台望海寺”与“八里台海光寺”这两个名字并不是官方的正式名称。而是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为避免将该寺与三岔河口的望海寺及海光寺原址相混淆，在新建的寺名前添加“八里台”这个地名予以特指，以示区分。可是，其官称究竟为何？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正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在《天津聚落之起源》中所言，“考史者必欲求古，反不免失之与穿凿附会。衡其得失，莫如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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