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2-01 15:18:13
东夷海洋文化及其走向
朱建君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 山东青岛266071)
摘 要:由于深受海洋的影响, 东夷文化具有着厚重的海洋文化性质。首先, 东夷人靠海用海, 从海洋中获取物质生活来源, 不仅大量食用, 而且将贝等海物作为装饰品、货币以及铲、锄等工具。其次, 东夷人的航海活动开拓了东北亚海上交往越渤海, 抵辽东、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传统航线。同时, 靠海用海和屡涉风涛, 东夷人产生了人面鸟身的海神信仰和鸟与太阳通体崇拜的信仰习俗。然而, 海洋文化发达的东夷部族与创造了南方海洋文化的百越部族相比, 更早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随着秦始皇灭六国而一统天下, 东夷海洋文化便在大陆型主体文化的笼罩和辐射之下, 开始居于从属与边缘地位了。
作为中国上古时期的东方古老部族, 东夷和东夷文化一直以来吸引着很多学者的目光, 研究成果颇多。目前学者们大都认同, 东夷主要分布在今山东东部、江苏北部和河北南部, 因其族系众多, 又泛称九夷, 他们所创造的东夷文化是华夏文明起源中重要的一元, 在考古上表现为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等。笔者认为, 考察东夷文化与同时期其它部族文化如华夏文化的不同, 在陶器的精致、墓葬的独特等等表象外, 还要看到, 由于深受海洋的影响, 东夷文化中包含着厚重的海洋文化, 东夷文化又被称为海岱文化并不仅就其地理位置沿海靠岱而言,更应该是指这一文化散发着浓重的海味。本文试图对东夷所创造的海洋文化进行梳理挖掘并探查其走向, 希望能裨益于从整体上认识东夷文化, 同时有助于丰富和加深对中国海洋文化的认识。
应该指出, 这里要谈的海洋文化不是泛指的海洋性的文化概念(若是, 东夷文化整体上就可以称为海洋文化), 而是指和海洋有关的文化, 就是人类缘于海洋而生成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化生活内涵, 其本质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 1] (P8-9)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缺乏, 要想全面再现东夷海洋文化的历史是不可能的, 我们只能从有关记述和考古发现以及传说中去认识和重建, 窥一斑而见全豹。
一
东夷与海洋的关系应该是很密切的, 因为一些重要的古籍在谈到东夷时往往提到海。《越绝书·吴内传》记载的释文说:“越人谓船为须虑…… 。习之于夷。夷, 海也。”《史记·太公世家》里说:“太公望吕尚者, 东海上人” , 而集解注明即“东夷之人” 。《山海经·大荒东经》云:“东海之外大豁, 少昊之国。”而少昊族是东夷族落的重要族系。语汇是社会生活的忠实载体, 由以上引例可见, 东夷人就是习于海上活动的东海人(古代的东海所指不一, 这里的东海相当于今黄渤海)。海洋给东夷人提供了巨大的物质生活来源。
中国古代传说中, 伏羲除了创造出文字符号和八卦外, 还教民结网打猎捕鱼, 烧烤食物, 而伏羲就是东夷部族的。这说明在农业还没发展起来以前, 渔猎是东夷人生活的最重要的手段, 丰富的海产品是他们的食物来源。当年他们吃剩的贝壳大量堆积起来, 形成贝丘。迄今为止, 在黄、渤海沿岸发现了多处贝丘遗址。例如小长山岛大庆山北麓贝丘, 南北长500 米,东西宽约300 米, 贝壳堆积厚度0 .3 -1 .5 米, 贝壳种类是鲍鱼、海螺、海蛤等。大长山岛上马石贝丘, 长约300 米, 宽约150 米, 贝壳堆积厚度0 .6 -3 米。贝丘中还出土有网坠、石斧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的出土物说明了当时渔猎的状况。在距今7400 -6400 年的北辛文化(典型遗址在今山东省滕县北帝、夏家店、兖州五因、江苏省的邳县大墩子、连云港二涧村)时, 农业水平较低, 东夷族还主要依靠渔猎, 渔猎工具有镞和鱼镖, 已出土50 多件, 渔猎对象是鱼、青鱼、中国圆田螺等。大汶口文化(典型遗址分布在山东泰安市大汶口和山东中南及江苏淮北一带)距今6600 ———4600 年, 农业有一定的发展,但渔猎经济仍占重要比重, 出土有骨制箭镞和鱼镖,中晚期还出现了牙制鱼钩。山东胶县三里河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 出土了5000 年前的海产鱼骨和成堆的鱼鳞, 主要是鳓鱼、黑鲷、梭鱼和蓝点马鲛四种。龙山文化(典型遗址在山东济南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及周围广大地区)距今4500 ———4000 年, 这时渔猎经济的比重有所下降, 但仍是东夷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捕鱼工具随着文化进步趋向多样化, 箭镞不仅有石制的, 骨制的, 还有蚌制和陶制的, 骨鱼镖和陶网坠也有发现。
1959 年, 泰安大汶口墓地第10 号墓中发现有鳄鱼鳞片84 张, 专家推断原来应该是大片鳄鱼皮。[ 2] 这说明当时东夷人已能捕获大型的鱼。到了夏商时, 东夷人的渔猎技术和捕鱼能力都有了进一步发展。《竹书纪年》里说, 夏代时, 禹的八世孙帝芒“命九夷, 东狩于海, 获大鱼” 。从殷墟出土有鲸鱼胛骨这一点来看, 东夷人能捕获特大型的鱼当为事实。大概由于经常进食富含钙质的海产品, 东夷人普遍长得高大威猛, 《太白阴经》中就有“ 海岱人壮”的记载。
在日常生活中, 东夷人广泛地使用贝壳。美丽的贝壳被大量地当作装饰品, 在发掘的许多墓葬里都发现有贝壳随葬品。为人所喜爱和珍爱的贝壳由于体轻易携易计量等优点, 还逐渐发展成了最原始的货币, 即贝币。这一做法逐渐向中原地区传播, 到夏代时, 中原已使用贝币了。在河南偃师夏代二里头文化遗址中, 除发现了人们作为货币使用的天然贝外, 还用经过加工制作的骨贝和石贝, 说明在当时这个地区贝的数量是很紧张的。从出土文物和史籍记载来看, 贝币的使用在商代已经很普遍了。山东益都苏埠屯一号大墓出土贝3700 枚, 而河南安阳殷墟武丁配偶“妇好”墓, 出土海贝有7000 枚之多。东夷人还利用贝壳制作铲、锄开垦土地。
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中, 各种制作精良、外型优美的陶器格外引人注目, 但这里更引起我们兴趣的是许多陶器中夹了蛤蜊壳或云母片, 这样可以增加陶器的硬度。由此可见, 东夷人对海产品的认识已到了很高的程度。
二
关于东夷海洋文化的航海能力, 我们仍能从文字中找到一鳞半爪。如《诗经·商颂》说:“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毛诗正义》卷二十七对此的解释是:“其(相土)威武之盛烈烈然, 四海之外率服, 截尔整齐。”郭沫若则认为, 可能相土的活动已经到达渤海, 并同海外发生了联系。[ 3] (P 157)两种解释都说明东夷族的商王朝的影响达于海外。更主要的, 我们能根据考古发现, 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在沿海和岛屿传播的态势了解东夷的航海能力。
八十年代, 在山东长岛大黑山岛发现了原始社会遗址, 其文化特征与大汶口文化相同, 表明早在六七千年前, 东夷人就使海岛与大陆有了海上的联系,这为东夷人的航海能力提供了顶好的证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 东夷人航海的区域也逐步扩大, 东夷文化进一步通过海上向外传播。
1927 和1958 年, 大连市皮子窝和大台山、王庄寨相继发现了龙山文化遗址。两处出土的文物与山东半岛西北沿海所见者基本相似, 石器打制多于磨制, 陶器全是手制。皮子窝发现的贝丘遗迹及其红褐或青灰陶器与隔海相对的山东龙口贝丘遗物类似, 山东莱芜的石棚墓葬遗存, 在大连附近的金县、复县也有发现。关于龙山文化传播到辽东半岛的途径, 过去曾认为是环渤海陆路。但根据近代考古发掘所见, 龙山文化沿陆路环海向东北扩展的痕迹, 到河北唐山的大城山就停止了, 其东面被辽西沙锅屯仰韶红陶所隔断。而近年来在渤海湾南侧靠近蓬莱的长岛以及北侧靠近皮子窝的大长山岛两处的考古发现, 基本上已肯定了辽东的龙山文化是由海陆传播过去的, 并且是逐岛前进的。孙光祈先生认为, 从地理条件上看, 这种推测是站得住脚的。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虽然间隔渤海海峡, 但在海峡偏南的三分之二海面上, 连绵纵列着庙岛群岛, 正好是半岛之间进行海上航行的天然跳板, 庙岛群岛中的18 个大小岛屿, 把渤海海峡分割成十几条水道, 其中绝大部分水道的宽度在5 海里之内。即使最宽的老铁山水道, 在蓝天晴日下, 其南北的山头也彼此清晰可见。因此, 具有一定航海能力的东夷人, 驾驶一叶轻舟逐岛漂航是完全可能的。[ 4] (P 17)随着海上活动范围的扩大, 东夷文化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这种联系最早可见于石器时代的“石棚文化” 。在今天山东半岛的荣成、淄川、青州一带, 发现有许多大石棚分布。石棚用一块大石头平放作顶, 下面用三四根短而细的石柱支撑。有学者认为这是原始社会人们祭祀之物, 也有学者认为这是早期人们的墓葬, 并称之为“支石墓” 。这种石棚遗存在朝鲜西海岸也有多处发现, 朝鲜人称之为koindo(即撑石)。在日本也发现了绳纹时代后期(公元前1000 左右)的支石墓, 估计可能是从朝鲜传过去的。有孔石斧、有孔石刀这种龙山文化的石器, 在朝鲜、日本及太平洋东岸也曾见到。从出土文物的分布情况来看, 东夷人当是沿辽东半岛海岸向朝鲜半岛西岸航行, 并沿着西岸向南, 然后借助于日本海的左旋回流再到达日本。可见, 早在秦人徐福带领三千童男童女东渡日本的前若干世纪, 东夷人已开辟并利用了这条唐朝以前东北亚海上交往的主要航线。
沿着条航线进行的最早的航海活动可能是零星的偶然的, 但商末周初却出现了大规模的东夷人海外迁移。其一就是有名的箕子集团东渡朝鲜的事。周武王灭商后, 以商末贵族箕子为代表的商代遗民不愿受西周的统治, 遂大批迁居海外。关于此事,《史记》和《汉书》都有记载。稍后, 武庚和东夷小国奄国、蒲姑等旧殷商属国(都在今山东境内)的反周叛乱遭到周公的猛烈打击, 处境困难。据《孟子·滕文公》记载:“周公相武王, 讨纣伐奄, 三年而讨其君,驱飞廉海滨而戮之, 灭国五十, 驱虎豺犀象而远之,天下大喜。”被追到海边走投无路的东夷小国人民,为寻求活路, 只能利用善于航海的优势, 渡海而逃。关于这些难民的去向, 今人有多种说法, 除了多数人认为到了朝鲜外, 也有人认为是到了日本, 甚至有学者根据在美洲出土的一些中国早期文物, 认为商代遗民大举东渡, 经过太平洋、阿留申群岛到了墨西哥, 成为最早来到美洲大陆的人。如果学术界争论的殷人东渡美洲问题确是史实, 那更能说明东夷人航海能力的高超。
航海的前提是能够制造抗风浪的船只。在中国古代史上, 南方的越族以善于舟楫而著称, 《越绝书·吴内传》记载的释文却说:“越人谓船为须虑… …习之于夷。” 可见东夷人应该很早就能造船了。但早在中国上古时代太昊氏时期, 人们还只能制造独木舟。对于谁先发明了独木舟这个问题, 我国古籍说法不一。例如, 《山海经》曰“番禹始作舟” , 而《世本》说是共鼓、货狄两人发明了舟。制造舟船的方法则如《周易·系辞》所言, “ 刳木为舟, 剡木为辑” 。估计当时东夷人泛海朝鲜、日本的主要交通工具是独木舟和渐进出现的早期的船。凭一叶独木舟就漂洋过海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但要考虑到, 那种早期的航海是沿岸航行, 距陆地仅有几公里或几十公里, 且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西海岸直到日本南部地区, 沿海小岛屿众多, 补给和休息较为容易获得。目前, 辽东半岛黄海沿岸已经考古发现了新石器时期的陶舟。早期的独木舟在山东沿海也有发现, 如1982 年在山东荣成就发掘出一艘独木舟, 该舟长3 .9 米, 中部宽70 多厘米, 有两道隔梁, 距今约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在辽宁沿海也发现这个时期的类似独木舟。而龙山文物中的石锛则经过考古专家的调查和鉴定, 认为是加工独木舟的专用工具。一般认为造船始于夏代, 从甲骨文中的舟字和与舟有关的字来看, 长方形的木板船在商代已经出现了, 沿海地区的人们初步掌握了船的平衡性和稳定抗沉性能。[ 5] (P12)考古方面, 1979 年在山东庙岛群岛大黑山岛发现了木舟船尾残迹, 其木板厚度约5 厘米, 板面平整, 榫卯可辨, 考古学家推断为4000 年前的遗物。这说明当地有存在4000 多年的古代沉船的可能性。另根据《三国志·魏明帝纪》的记载, 山东的兖州、青州自古就是著名的造船基地。所以, 认为东夷人很早就能够制造抗水浪的好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三
靠海用海和屡涉风涛之险使东夷人产生了原始宗教意义上的海神崇拜和海神海事故事。关于海神, 可以从《山海经》中找到相关记载。《山海经》虽然成书于战国时期, 但却是一部远古神话传说集, 书中所说的北海、东海和南海实际上就是东夷人活动的今渤海和黄海海域, 所以《山海经》中的海神也应该是东夷海洋文化中的海神。北海海神名叫禺京,“人面鸟身, 珥两青蛇, 践两青蛇” ;东海海神名叫禺,“人面鸟身, 珥两黄蛇, 践两黄蛇” ;南海海神则为不延胡余,“人面, 珥两青蛇, 践两赤蛇” 。东海之滨海鸟成群, 海神多为鸟身, 反映了东夷人崇奉鸟的习俗。从《山海经》的记述来看, 东夷人的海上生活往往与鸟相伴。《大荒南经》云:“有人名曰张宏, 在海上捕鱼。海中有张宏之国, 食鱼, 使四鸟。”“有人焉,鸟喙, 有翼, 方捕鱼于海。”“头人面鸟喙, 有翼, 食海中鱼, 杖翼而行。”
少昊是东夷部族的部落首领和英雄, 其名字与鸟也有关系。少昊名挚, 而挚与鸷同音通用, 指的是一种类似鹰的大鸟, 且为鸟类中唯一能和人一样双目单视的鸟, 视物最清晰, 是鸟中之王。少昊氏起源的山岛称羽山, 盛产大而美丽的羽毛。另外,《诗经·商颂·玄鸟》记述属于东夷部族的商人曰:“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鸟图腾可见一斑。郭沫若认为玄鸟就是凤凰,[ 6] (P11)此为中国凤崇拜的起源。考古发掘也证实东夷人尚鸟。例如山东长山列岛上发现有鸟形的陶规鬲和鸟形的陶塑。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上, 发现有头插羽毛的鸷的面盘画像, 还有鸟头形的鼎足。
东夷人一些奇特的习俗都和鸟崇拜有关。从考古发掘来看, 东夷人有拔齿的习俗。上颌侧门齿通常被拔除。李红甫教授曾论证这种习俗与模仿鸟喙有关———鸟无牙齿, 这是少昊先民以鸟为始祖崇拜的体现。另外, 东夷人还有头骨变形的习俗, 这也是东夷人为了从外形上追求与鸟祖先相像的结果。燕子等鸟的头部比较平, 而东夷人的头骨变形正是变成扁平状, 变形的办法是在婴儿生下来后, 让其长时间仰卧于硬物之上, 致使枕骨变形。另外, 在一些大汶口文化遗址中, 女性特别是成年女性口中往往含有一个直径约15 -20 毫米的石球或陶球, 有学者认为, 此乃模仿吞玄鸟卵而生子, 球象征鸟卵, 含球乃祈子。[ 7] (P78)这种说法很有道理。同东夷人尚鸟相比照的是黄帝部族对兽的喜爱。黄帝部族最早生长在西北内陆, 这里山川纵横,乃野兽出没之地, 且野兽是其生活来源之一, 故普遍以兽名。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 黄帝驯养六种野兽(熊、罴、貔、貅、、虎)来进行战争。
除了鸟图腾崇拜以外, 与滨海生活关系密切的太阳受到格外的崇拜。少昊和太昊都被看成太阳神。“昊”字, 就是一个头顶太阳的人。少昊部落的墓葬头向都朝着太阳升起的东方。大海被看成是日出的地方, 称为“汤谷” 。大海虚无飘渺, 太阳从海水中冉冉升起, 可每天出来的太阳的颜色、光芒经常变幻不定, 有时烈日当空有时又阴霾密布, 所以东夷人幻想出天上可能有不同的太阳, 这样就产生了中国古代十日代出的神话。“汤谷上有扶桑, 十日所浴,在黑齿北, 居水中。有大木, 九日居下枝, 一日居上枝。”[ 8] (P100)《楚辞·招魂》曰:“魂兮归来, 东方不可以托些… …十日代出, 流金砾石些。”另外, 当大海中的空气湿度温度交合到一定程度偶尔出现几日并存的海市蜃楼奇景时, 就产生了十日并出后弈射日的神话。后羿是夷人, 故曰“夷羿” , 是他射掉了暴虐于大地之上的多余的九个烈日。
对太阳天体的崇拜与对鸟的图腾崇拜结合在一起, 就产生了鸟与太阳通体的联想, 多日也与多鸟相连。《山海经·大荒东经》有:“汤谷有扶木, 一日方至, 一日方出, 皆载于乌” 。所以十日并出时, “尧命羿仰射十日, 中其九日, 日中九乌皆死, 堕其羽翼” 。[ 9] 羽山太阳石画像上, 在一个象征太阳的圆圈图案内画有一只三足乌, 用三足乌来代表太阳, 此后数千年, 这种观念和意象流传与影响甚广。如马王堆汉墓里出土的画卷中就绘有太阳里的黑鸟。
大海变幻莫测的神秘还给了东夷文化因顺自然的特点和柔顺的性格。《史记·封禅书》说齐地祀八神:一曰天主, 二曰地主, 三曰兵主, 四曰阴主, 五曰阳主, 六曰月主, 七曰日主, 八曰四时主。其中自然之神居其七。《汉书·地理志》说:“东夷天性柔顺, 异于三方之外。”天道阴阳水学, 构成东夷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东夷人创造了以靠海用海的物质生活, 开拓性的海上活动, 以及人面鸟身的海神信仰和鸟与太阳通体崇拜的习俗等为主要内容的海洋文化, 但其发展并非是直线上升的, 而是随着东夷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变化而变化。
在古中华大地上, 与东夷部族集团同时存在的有西面的华夏集团、南面的苗蛮集团和百越集团, 它们的交汇融合形成了日后的华夏文明, 其过程是走了一个先东西交融、后南北交汇的道路, 先是北方的东夷文化与华夏文化混融, 然后又实现了与南方文化的交流。来自西北内陆的华夏集团与来自海岱之地的东夷集团东西并立并不断征服和融合的过程可以从考古方面得到说明。考古发现古中国北方有东西两种姊妹文化同时存在, 西面的以嵩山周围为中心, 是裴李岗文化(约公元前6000 年—公元前5400年), 它和豫北翼南的磁山文化属于同一文化系统。
东面的是北辛文化。随后, 仰韵文化(约公元前5000 年-公元前3000 年)在西部生长曼延, 挤走了裴李岗文化。东部, 大汶口文化承继北辛文化继续发展, 并在后期逐渐向西部渗透。大汶口文化之后是龙山文化, 出现了山东龙山文化(也叫典型龙山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之分。龙山文化还继续播及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黄河上游和长城内外。其后, 中原龙山文化发展为夏文化, 山东龙山文化之后则是岳石文化, 到商代得到统一, 历经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和其他文化一起融合成了华夏文明。东夷海洋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溶入了华夏文明。
华夏集团武力比较强大, 东夷集团经济文化比较先进。传说中的黄帝、炎帝、东夷部落大战时期正是华夏集团从武力上征服东夷集团而东夷文化向中原地区扩充并在河南、陕西、山西等地形成有地区特点的龙山文化时期。由于大汶口文化所包含的文明社会的因素是最早的, 因此, 虽然黄帝部族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 但在文化上却接受了大汶口文化, 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征服者的文化反倒为发展程度较高的被征服者的文化所同化的第一个例子吧。在河南临汝阎村出土的一只陶缸上所绘《鹳鱼石斧图》似乎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图上画着一只立鹳, 鹳嘴下方有一条半死半活的鱼, 右侧是一只石斧。很多专家认为, 这是象征着以鹳鸟为图腾的氏族部落征服以鱼为图腾的氏族部落, [ 10] (P66)石斧象征氏族部落首领的权力。以鸟为图腾是东夷部族的特征,而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彩陶上多绘鱼纹图案, 这形象地说明了大汶口文化已渗透进仰韶文化并逐渐占了上峰。夏人是黄帝系, 夏朝建立后, 对创造了先进的东夷文化的东夷人是很尊重的。根据史籍记载,夏朝任命的官员大都是东夷部落的。
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一种惹人深思的现象是, 随着东夷文化西进中原并在那儿茁壮成长, 它出生地的文化却发生了很大差异, 主要表现为岳石文化中陶器的退化、工具的粗糙和渔猎文化遗存的缺乏。此前, 东夷文化一直是领先于其他文化的, 但此时则显得落后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恐怕是在迁来的黄炎帝后裔的冲击下和挺进中原的道路中, 自己原居地的文化特色发展反而削弱了。如果真是这样, 那恐怕就是中国文化主体上背向海洋面向中原大地发展的开始。从后来的某些事实来看,这种解释并非没有可能。
无论对北方的游牧族还是对东方的滨海族来说,逐鹿中原似乎具有无穷的吸引力。商族的发展就经历了一个从东到西征服的过程, 商朝都城几经变迁, 但都是选择了西部中原地带, 盘庚以后, 商定都于殷, 在今河南安阳市。东夷其他部族受商影响, 也相继向西南方向发展, 这才有了“东夷自武丁以后, 渐居中土, 分迁淮岱”之说。与创造了南方海洋文化的百越部族相比,东夷部族更早地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吸引, 向海洋进取的精神有所减弱。当然, 夏商周三代的统治者屡伐东夷也影响了东夷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周朝分封之后, 在山东半岛上齐国周围还有许多东夷小国, 尤其以莱夷势力最大, 渔业盐业都比较发达。《史记》记载, 齐国姜太公“修政, 因其俗、通商工之业, 便渔盐之利” , 而人民多归齐, 东夷小国逐渐被齐所灭, 齐为大国。其俗便是靠海用海、重视渔盐商工智谋天道的东夷海洋文化。正象《管子》强调的, “利在海也” 。所以齐文化是在吸收殷周文化和东夷文化包括海洋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 而在性质上更接近东夷文化。齐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都很高, 所造船舶可容纳一二百人, 在公元前486 年海战中击败了另一海上强国吴国的水军。齐人的航海知识也有了较大进步, 齐人甘德的《天文星占》及《考工记》等书已推算出北斗星及其他星座的位置, 磁石司南也已出现, 这些技术对海上导航的准确性无疑有很大帮助。齐景公竟然能“游于海上而乐之, 六月不归。”航海能力的提高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当时齐国商人和朝鲜商人在斥山(今荣城斥山镇)港湾进行贸易活动, 自朝鲜而来的虎豹皮在中国很受欢迎。《管子·揆度篇》中提到, 齐桓公问管仲:“吾闻海内玉币有七荚, 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朝鲜之文皮, 一荚也。”有学者认为, 这是我国有记载的最早的海外贸易。[ 11] (P9)齐国正是由于充分发挥海洋文化的优势, 才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最强大的诸侯国, 雄于东方, 威震中原。
可以这样说, 齐文化是东夷海洋文化遗存最大的保留者, 中国沿黄渤海海洋文化在当时非常活跃。战国七雄征战中, 表面上看是秦与六国的对垒, 而事实上从文化角度看, 实际上是海洋性的齐文化与包括秦在内的其他六国的大陆性文化的不同。比如,, 而齐文化则相对分权;经济上秦文化重农抑商, 而齐文化则通商工之业, 便渔盐之利;生活上秦文化强调节用, 而齐文化则在消费思想指导下物用追求华丽精美。可以想象, 如果最后统一中国的是齐国, 中国的历史包括文化史必然会大不相同。随着秦始皇灭六国而一统天下, 中国的海洋文化包括东夷海洋文化也就给统一到了大陆型文化之中, 开始居于从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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