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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鸣惊人!韩春雨究竟是何方神圣?

2021-11-13 11:27:55


 ▲韩春雨 河北科技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5月2日,他因为在世界顶级学术刊物《自然·生物技术》刊发题为《NgAgo DNA单链引导的基因编辑工具》的论文。而在学术界“一鸣惊人”,更引发了媒体和大众的关注。


摘要  

简单地说,韩春雨团队发明了一种新的基因编辑技术(NgAgo-gDNA),适合在人类细胞中基因组编辑,不同于已有最时兴的技术(CRISPR-Cas9)。后者通过RNA寻找替换序列,而新技术通过DNA作为介导寻找替换目标。

国内关注生物行业的媒体评价说,“该成果核心为一项替代目前通用的Cas9的基因组编辑新技术,这一成果打破了国际基因编辑技术的垄断”。

来源:“知识分子”公众号

作者:陈晓雪、王承志、程莉

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以查看论文


今年5月2日,韩春雨与合作者的文章终于发表了——先被《科学》(Science)审稿小半年后拒稿,后历时9个月终被《自然生物技术》(Nature Biotechnology)接收。


接下来的几天里,他每天都要收到几十封、甚至上百封来自同行的邮件,但并不是每封都能及时回复。


“因为实验室人手有限,处理不过来那么多邮件,还望同行海涵。”


而此刻,新的基因编辑技术引起国内同行的热切关注,人们纷纷追问:“谁是韩春雨?”


1
更精确,效率更高

今年42岁的韩春雨是河北科技大学的一名副教授,因为这篇新发表的工作“一鸣惊人”。


简单地说,韩春雨团队发明了一种新的基因编辑技术(NgAgo-gDNA),适合在人类细胞中基因组编辑,不同于已有最时兴的技术(CRISPR-Cas9)。后者通过RNA寻找替换序列,而新技术通过DNA作为介导寻找替换目标。


NgAgo是Natronobacterium gregoryi Argonaute这一短语的简称。韩春雨团队就是利用格氏嗜盐碱杆菌(Natronobacterium gregoryi)的Argonaute实现了DNA引导的基因组编辑,并发现NgAgo作为一种DNA介导的核酸内切酶,适合在人体细胞中进行基因组编辑。


Argonaute作为一个核酸内切酶家族,最早由荷兰瓦赫宁恩大学(Wageningen University) 的约翰·范德欧斯特(John van der Oost)研究组证明这一家族的同源蛋白酶活,可以有效地利用单链脱氧核糖核酸作为短介质,去相对精准地切割基因组靶点。


范德欧斯特的这一发现开启了基因组工程的一个新篇章,因为之前的大多数基因组工程研究是基于RNA的(CRISPR-Cas9、TALEN等,锌指蛋白是基于DNA的但是没有实现可编码的优势),哈佛大学分子与细胞生物系副研究员段昕认为,“这一进展给大家引入了一个新的思路去进一步改造”。


目前世界各个实验室最为流行的基因编辑工具是CRISPR-Cas9。从原理上来说,早期的DNA编辑技术是通过蛋白(如锌指蛋白)来寻找需要替换的序列,而Cas9则是通过RNA(引导RNA,即gRNA)来寻找替换的序列,由于比操作蛋白质简单得多,Cas9技术得以迅速被广泛使用。


但是,Cas9需要19个配对的碱基,并且要求在需要编辑的基因组上这19个碱基后面必须紧邻一个符合一定特征的三碱基序列(PAM序列),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gRNA的设计,而NgAgo–gDNA系统不需要PAM序列,拓宽了其设计范围。


NgAgo结合24个碱基的gDNA,这比Cas9的gRNA(19个碱基)要长5个碱基,理论上其精确性要提高1024(4的5次方)倍。DNA编辑相当于在一本书中的某个位置找到一个单词将它替换成另一个单词,并且要保证书中其它地方的单词不被替换。显而易见,如果替换的是the这样的简单单词,那么可能从书中找到多个地方,而找pneumonoultramicroscopicsilicovolcanoconiosi这样的单词则不太可能找错。


韩春雨团队的研究还发现,NgAgo–gDNA系统对向导序列-靶序列错配容忍度很低。gDNA上任何一个碱基的变换都会降低NgAgo的切割效率,如有三个错配则使其完全失活。这在另外一个机制上提高了NgAgo使用的精确性,特别是一些富含GC序列的地方,NgAgo系统比Cas9系统效率更高。


NgAgo的gDNA需要5’端磷酸化的单链DNA (5p-ssDNA),这种形式的DNA在哺乳动物细胞中几乎不存在,这保证了NgAgo不会被内源的DNA序列错误带到不该去的地方。该系统的另外一个优点是5p-ssDNA是外源转化进细胞的,其时间和浓度可以非常精确地控制。而Cas9系统的gRNA是内源表达的质粒,难以精确地控制。


韩春雨团队在论文中还介绍,与Cas9相似,Argonautes在基因表达抑制及抵御外源核酸中起关键作用。但是,Argonautes在许多方面不同于Cas9。比如,Cas9只存在于原核生物中,而Argonautes在进化过程中保守,存在于几乎所有生物体中;尽管大多数的Argonautes结合单链(ss)RNAs,在RNA沉默中起重要作用,一些Argonautes却可以结合ssDNAs并切割靶DNA;正确的Cas9结合要求向导RNA必须有一个3′RNA-RNA杂化结构,而Argonaute结合则不要求特异的一致的向导RNA二级结构;Cas9只可以切割PAM上游的靶序列,而Argonaute不要求靶序列上存在特异的序列。当Argonaute与向导序列结合时,它们可以影响彼此的生物化学特性,并作为一个整体起作用。


“因此,从理论上说,NgAgo的脱靶率更低。”韩春雨说。



▲韩春雨(中)及其合作者沈啸(左)、高峰(右)


2
“幸好NgAgo足够给力”

1974年出生的韩春雨是石家庄人,他本科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这是一所位于石家庄的高校,也是他父母任教的地方。


1995年,韩春雨来到北京,先是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后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接受博士研究生训练,2003年获得博士学位。此后的他,并没有寻找教职,而是在协和的实验室继续一项关于“人类Bex2与LMO2相互作用、调节新型DNA结合复合物的转录活性”的研究,2005年该结果发表在《核酸研究》(Nucleic Acids Research),韩春雨为第一作者,这篇文章也成为他科研生涯中具有标志性的成果。


2006年,32岁的韩春雨离开北京,回到了石家庄,在河北科技大学担任教职。十年后,韩春雨发表了他独立研究生涯以来最为重要的工作。


韩春雨的研究方向是真核基因表达调控,特别是和肿瘤相关的基因,以及表观遗传相关蛋白,RNA的功能研究,例如,长非编码RNA的功能及其他。近些年基因编辑技术,尤其是CRISPR-Cas9的不断完善,深刻地影响到整个生命科学领域,韩春雨的实验室也用上了CRISPR-Cas9这一工具,他本人也一直在关注基因编辑领域的进展,有过一些想法,但并没有下决心动手。


促使韩春雨真正动手的是2014年年初的两篇文献,其中一篇是范德欧斯特研究组发表在《自然》(Nature)杂志的关于“DNA-guided DNA interference by a prokaryotic Argonaute”。这篇研究显示,TtAgo(Thermus thermophilus Argonaute)能以DNA为模板切DNA。段昕介绍,范德欧斯特工作的局限性在于他们实验所需要的温度在65-75摄氏度,这使得很多实验不能在生理条件(哺乳动物在37摄氏度左右)下完成。


当时,北京大学的一位研究员得知范德欧斯特的研究后非常兴奋。他判断,TtAgo可以发展为一个更简单的基因编辑工具,并产生了一个想法:哺乳动物中是否在特定时期或特定细胞中存在类似现象,比如决定细胞分化或抗体形成的过程。不过,他的实验室在合成了人源密码子优化的TtAGO 后,尝试了几次切GFP序列,却以失败告终。


几乎在同一时间,韩春雨的实验室进展则十分顺利,“大概是两个月就有结果出来了”。


段昕介绍说,韩春雨团队做的,就是进一步搜寻Argonaute的同源蛋白。幸运的是,大量的已知大型测序数据给了他们很多有效的帮助,找到并进一步证明了来自不同菌株格氏嗜盐碱杆菌的Argonaute同源蛋白可以在生理条件下实现类似的功能。“韩的工作把系统进一步优化,而且使得短介导DNA的准确性和识别长度有了重大突破。”段昕说。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魏文胜课题组也想尝试DNA介导的Argonaute,但TtAGO的特点是工作温度比较高。“这篇文章比较聪明,还是走对了路,没有研究如何使高温才能工作的酶通过构象改变达到降温,而是找到这样一株可以在37度工作的Argonaute。” 魏文胜说。


之后,韩春雨一边向《科学》杂志投稿,一边和实验室的几个学生一起完善结果。他说,当时文章最主要的结果是NgAgo确实可以做基因编辑工具,但“审稿人要求的比较完美”,来回审了小半年之后,“最后被拒了”。


2014年秋天,韩春雨跟沈啸提起自己正在做的NgAgo的工作,提出了几个候选的工具。“这么好的课题和想法,我当然全力支持并加入了”,沈啸回忆道。


沈啸是浙江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系研究员,此前他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博士毕业前一年,与韩春雨合作了发表在《核酸研究》的论文。2003年博士毕业以后,沈啸在美国Emory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08年开始担任美国Cedars-Sinai Medical Center的研究员科学家,2013年被聘为助理教授,2015年入选浙江大学“百人计划”。


在被《科学》拒稿后,韩春雨和实验室的学生继续补充实验,而沈啸在项目和实验设计上提供建议,他们发现了更多关于NgAgo的特性。 


“幸好NgAgo也比较给力,发现它是one-guide faithful的。”韩春雨笑着说。


2015年6月3日,这篇仅有五人署名的文章的被投往《自然生物技术》,9个月之后,文章被接收,今年5月2日在线发表。


3
“文章发出来是好事,也是坏事”

在整个生物界唯强大的CRISPR-Cas9马首是瞻的时代,韩春雨的这一发现引发了诸多媒体和同行的热情关注。


有评论认为,“(如果)未来中国任何一所普通的科研院校都能出现这种激动人心的科研成果,那么中国的科研实力才是真正的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国内关注生物行业的媒体评价说,“该成果核心为一项替代目前通用的Cas9的基因组编辑新技术,这一成果打破了国际基因编辑技术的垄断”。


韩春雨表示对此评价不敢苟同,他认为,NgAgo–gDNA系统和Cas9都为基因编辑应用提供了更好的工具和多样化的选择,各有各的用处。


沈啸表示,他对NgAgo可以取代Cas9 的评价持谨慎态度,“最客观的说法是找到了新的基因编辑工具”。


沈啸说,Cas9基因编辑系统有点复杂,每当把它某一个劣势用某种技巧修正后,使之特性更高、更有效,就会是一篇很好的论文,每进行一个改良,就是一篇CNS的论文。“大部分人包括一些科学家可能自然而然受一种权威的影响,Cas9太强大了,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Cas9上,想怎么磨这把刀,把它做得更好更漂亮。”


正是因为Cas9太热,很多人就忽视了去寻找更好的甚至先天就可以规避这些问题的工具。前述北京大学的研究员说,2014年的时候,他们也在做TtAGO的实验,但部分因为依赖Cas9而放弃继续研究Argonaute 。“学生觉得不太靠谱,而实验室里其他人Cas9 用得十分熟练,都觉得没有必要再换了,我也没有坚持,”他不无遗憾地说。


韩春雨团队的工作已经证实了一个新的、有自己特点和优势的基因编辑工具,但是如何利用它,找到它更多的特性,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和韩春雨现在是非常非常急迫的心理,文章发出来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这项工作让大家知道了,坏事是大范围的竞争,我们的工作是不是能赶上趟,继续做下去,是不是我们中国的科学家还能继续报道它,”沈啸说,国外的很多实验室设备条件非常强,“我们没法比,他们一上来做的话,很多东西会很快出结果。”


4
石家庄的四人实验室

无论是在微信圈还是海外华人的论坛,人们不约而同地将韩春雨和麻省理工学院博德研究所的核心研究员张锋联系起来。1981年出生的张锋同样来自石家庄,他以在基因编辑领域的诸多贡献而被人们所熟知,包括首次报告了CRISPR-Cas9在哺乳动物体基因组编辑中的应用,找到更小的Cpf1蛋白来替代Cas9酶。


与韩春雨一直在国内接受科学训练、从事研究不同,张锋有海外学习的背景,更有在知名实验室研究的经历。11岁那年,张锋随母亲到美国爱荷华州的得梅因定居,高中时就在一个基因治疗实验室实习,全奖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化学和物理学,期间跟随知名华人科学家庄小威做过研究,后来到光遗传学主要发明人之一卡尔·戴瑟罗特(Karl Deisseroth)在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参与到光遗传学发明的部分工作。在哈佛大学短暂地停留之后,张锋受聘于博德研究所,一个科研经费和研究人员都可以在美国排到前列的研究机构。


而在河北科技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实验室,“离心机是‘飞鸽’牌,与国内自行车品牌相同,从0加速到12000转大概需要1分钟的时间,”韩春雨不无幽默地说。


直到今天,韩春雨所在的的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还没有博士点,韩春雨实验室的学生都是硕士研究生。理论上,韩春雨每年可以招五六个硕士研究生,但是真正能够跟他一起专注科研的,也只有一两个人。


包括《自然生物技术》的这篇论文,跟韩春雨一起做实验的一共三个人,其中第一作者高峰两年前就从河北科技大学硕士毕业,那时NgAgo的主要结果刚刚做出来,高峰没去找工作,也没有申请博士,而是留在导师韩春雨的实验室继续工作,为了省钱,甚至睡觉都在实验室。这一情景与韩春雨当年博士毕业后留在协和继续未完成的科研工作有着惊人的相似。


“韩实验室的工作是很了不起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饶毅实验室研究生张翼评论说,“他们唯一的生物信息学工具可能是NCBI-psiBLAST,他们的Argonaute都是从菌种库买来的菌里面克隆出来,根本没有花钱合成基因。”即使是在这么艰难的工作环境下,他们不仅找到了NBT文章中报道的NgAgo,还找到了(他们专利里报道的)一大堆别的Ago,都具有在低温(10-50摄氏度)下结合5p-ssDNA,造成靶DNA双链断裂的能力。


很多人对韩春雨能够在如此简陋的环境下取得开创性的工作感到惊讶,但是他的大学同学、河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徐小冬说,她对韩春雨能够做出现在的工作一点也不感到奇怪,虽然韩春雨没有海外留学经历,但是也受到了很好的专业科学训练,她认为,对一个受过专业科学训练的科研工作者来说,占用资源的多少并不会决定他是否能够做出很好的工作。


“他这个人蛮有个性,从来不是那种循规蹈矩的人,他能够坚持一些东西,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也敢于表达自己,挑战威权……投稿能够较这么长时间的劲,说明对自己的工作很有自信。”徐小冬说。


如今,面临四面八方涌来的合作邀请,韩春雨统统交给沈啸来处理。“他见识广,也是一个好的合作者……我主要在实验室干活,而且我也喜欢这样的生活。”韩春雨说。■




【院士点评】


邵峰:如何才能涌现更多“韩春雨”?



▲邵峰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雨发现新型基因编辑工具NgAgo的工作令人兴奋。虽然还不清楚NgAgo到底会不会把目前的主流工具Cas9淘汰,但应该说这是一个具有一流水准的、原创性的发现。如果有更多的韩春雨涌现,中国科研将会变得更加强大。


韩春雨的成功对中国的科研模式和科研体制颇有一些值得思考的地方。


1
“小作坊”更利于原创性发现石家庄的四人实验室

NgAgo是一个小作坊型的项目,完全是韩春雨自己带几个人完成的。这种小作坊模式,特别适合探索性研究——你不确切知道要做出什么样的研究成果,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做成,这反而更容易激发人的创造力,这种科研模式应该得到更多的鼓励和支持。科学家都希望能把自己的能力和创造力最大程度发挥出来,而小作坊模式迎合了这种做科研的内在驱动力。


与小作坊模式相对应的是大科学计划,把很多人组织在一起攻关,在很多方面有很高的效率。比如“两弹一星”项目,把全国的相关科学家召集在一起,以接近于行政管理的模式运作,集中力量确实办成了大事。类似的还包括后来和正在进行的“航天计划”等项目。这些成功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国科研政策的制定,在生物医学领域,“863”、“973”计划以及各种重大专项,都带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愿望和色彩。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科研发展得益于“两弹一星”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两弹一星”成功带来的思维限制。几乎每一个重要科技决策都摆脱不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指导,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在国家层面多次体会过“两弹一星”模式的成功(包括青蒿素的发现),而很少在“韩春雨”模式上有巨大斩获;第二,虽然我们在农业领域也曾有过“韩春雨”模式的突破,但成功后,“韩春雨”们因为自身利益的诉求,往往不推崇这种模式,而是转向前者,要求集中力量办(自己的)大事,这是可以理解的符合人性的悖论。


反观美国的科研,其基础科研主体正是成千上万个“韩春雨”这样的小作坊,这是源于西方文化对个人的尊重,对个人创造力的推崇;美国的生物基础科研投入的大部分也是流向了这样的小作坊(美国脑计划在总科研经费上比例是非常低的);这也是美国能持续保持科学创新的重要原因。事实上,绝大部分诺贝尔奖工作也都是诞生于这样的小作坊和单个实验室研究。


“两弹一星”模式或者大科学计划更适合目标极为明确的科学项目或是大科学工程,但是,绝大部分现行的和将要执行的大科学项目,并没有大科学工程所具有的明确目标。结果就是一堆人凑在一起,弄了一个本子,分了钱之后各干各的。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有一个内在驱动力,要做自己想做的研究,但拼盘式的大项目迫使科学家们为了拿经费不得不付出很多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


所以,经费分配体制要更明确,什么样的项目适合把很多人组织在一起,一定要慎重,包括将要开展的“脑计划”、“精准医疗计划”,应该仔细想一想这些计划是不是具有“两弹一星”项目一样明确的执行目标?如果不是,这样计划多半不是最有效的经费分配方式;另外,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我们又怎么去考核这些计划的执行效果,谁又能对这样巨大的投入最终负责?毕竟,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


每个科学家都会认为自己的领域很重要,如果某些领域的科学家很抱团,整合在一起提一个大科学计划去说服科技官员和政治家,经费很可能就更多地流向了这个领域, 这样,像韩春雨式的小作坊的相对空间就会变小。


小作坊和大科学并不矛盾,但是,关键是要区分科研活动究竟适用于小作坊还是大科学计划,在平衡对这两种模式的支持上一定要非常小心谨慎,这是一个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如果一个大科学计划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比如要做一个原子弹出来,你不可能用一堆不完全相关的文章交差了事。


2
探索性研究需要亲力亲为

中国的文化尊重权力和权威,因此,当科研活动的组织使得很多不同级别和年资的科学家在一起工作、发生利益关系的时候,“小人物”的个人创造力往往会被限制。有权力、有权威的人的观点、意见和判断会有很大影响力,你得去听,去做,从而失去了做自己喜欢想做、或自己认为重要的工作的空间。而“韩春雨”式的小作坊型团队,客观上不被学术权威影响,反而使得其个人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很多人认为,一个大科学家或者战略科学家带领一个甚至几个上百人的团队才是最强最优的科研组织模式。一些想帮助我的人也曾对我说,你们要做大做强——他们想象我应该有一个大团队,有几十个人或者上百人听我指挥,他们想帮助和支持我建立这样的团队。面对这样的好意,我其实觉得有点尴尬,我没有这么大的团队,我只需要带几个比较优秀的学生和博士后,有经费能让他们做想做的实验就可以了。要是真的有几十个上百人的团队,我每天面临的将都是管理和经费上的事,而不会有时间和精力去做激发创造力的工作。


很多时候,原创性工作需要你尽可能走在科研的第一线,其突破往往来自于一个细节或是非预期的实验结果,或是面对问题和现象不断思考而获得的一个灵感。韩春雨的成功正是他看到2014年荷兰van der Oost实验室发表的Nature文章后,结合自己的知识思考后产生的一个想法,然后就去做了,再加上点运气就成功了,非常简单。设想一下,一个管理上百人团队的科学家会在第一时间看到和自己领域并不完全相关的研究工作吗?即使看到会有时间和精力去深入思考吗?


科研是需要自己去做的,尤其是探索性的研究。我研究生导师Jack Dixon博士曾经在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做过科研副总裁,在美国也是有很大影响力的大科学家,但他的团队从来没超过过20个人。几年前的时候我曾跟他诉苦,我在NIBS(编者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简称)挺困难的,手下都是学生,没有训练很好的副手帮我,什么事都得自己走在前面,包括提出想法,看原始数据,讨论之后再去设计下一个实验。Dixon当时对我说了一句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的话,他说如果你手下有很多可以独立的副手,由他们来做这些一线工作,具体指导学生做研究,那出来的就不是你的科学,而是他们的科学了。


3
创新性发现有时需要甘于被冷落

韩春雨的成功得到关注,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其所在的科研环境并不优秀和知名。很多人也曾问过,如果韩春雨是在最顶级和知名的学校,他还能做出这样的工作吗?这个问题显然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韩春雨的这种“小人物”、非主流身份和他所处的不知名学术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促成了他的成功。


在2014年的Nature文章出来的时候,主流的科学家都在关注当时如日中天的Cas9技术,顶级研究机构和重要学术会议上大家都在津津乐道Cas9技术的发展,每一个微小的进展都激动人心,从众的心理使得融入这种氛围的科学家都在想自己应该如何参与,生怕自己被这个科学大潮所落下;而韩不是领域内人,估计周围也没有太多高水平的学术活动和讨论,客观上他是一个被主流学术圈忽略、处在被遗忘角落里的“小”科学家。而恰恰是这种遗忘和冷落给了韩独立思考、产生自己想法的空间,也给了他执行想法的时间和精力上的保证。当他看到van der Oost那篇Nature文章时,想到也许在另外一个细菌里可以找到一个功能类似,但不需要65度才有活性的同源蛋白,这样就有可能做成比Cas9更好用的基因编辑工具。结果证明,非主流反而能另辟蹊径,他获得了成功。很多重要科学发现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你如果融入一个主流学术环境,可能永远捅不开那层窗户纸;而离开那个环境,有一个empty or fresh mind,反而更有可能甚至很容易突破,科学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我和中国顶级的高校和科研单位时有接触,也不时参加一些学术会议,我有时想,在当今互联网极为发达,信息爆炸甚至泛滥的时代,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各种名目的学术相关和似乎相关的活动吗?真的需要参加那么多的会议吗?真的需要那么频繁的交流吗?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多数人推崇的事物的一部分,从而得到关注和承认,这是人性使然,心理上不愿意被冷落和忽略,因为那样感觉不好。但是,原创性的工作往往反而需要我们甘于被冷落和忽略,因为只要这样我们的思维才不会被过多地影响,才能独立思考产生奇思妙想,才会有一个平静的心态和安静的工作环境去尝试那些被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因此,我们要学会接受这种似乎和人性冲突的心理境遇,甚至去享受被遗忘和冷落。


全世界的科学家恐怕都有一个共同的心魔,就是在研究结果上有所突破之后,希望得到关注,渴望研究成果得到最大程度的承认,因此,我们的内心不再安静,不再能够在后续的研究中保持轻松的心态和依然专注的投入。成功成为一种包袱和下一次成功的障碍。而韩春雨没有这种包袱和障碍,有的只是安静和对他自己课题的专注。这对于还没有成功的年轻科学家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更多的机会在他们那里。有时候我也和学生开玩笑说,当别人在台上享受灯光和掌声的时候,那时就是你最好机会的开始。


4
如何发现更多的“韩春雨”?

毋庸置疑,做出好的科学研究需要资金投入。恰好韩春雨的这项工作并不需要太多的经费,从这一点上来说他的成功有偶然性。韩春雨之前的背景和研究记录并不算优秀,因此任何合理的人才选拔和经费分配机制都不太可能青睐像韩春雨这样的科研工作者,给予他们足够的经费支持。这是科研活动中的一个悖论,彻底破解这个难题几乎不可能。那么如何才能够尽可能让韩春雨们能有空间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呢?我想有一点值得重视和讨论,就是向用人主体单位放权。韩春雨们有认真的研究态度,某方面尚未显示出来的科研素养,以及工作中迸发出来的好思路和灵感,而这些只有近距离接触他,对他有很多了解的人才会掌握,看到他的潜力,比如他所在学院院长甚至是学校的科研领导。所以,用人主体单位如果有一些灵活支配的资源的话,理论上是可以帮助更多潜在的韩春雨们实现自己的想法,做出重要有意义的工作,真的成为“韩春雨”的。当然,这需要学校和单位的科研领导是具有足够公心和优秀学术鉴赏力的伯乐。这样的人肯定是稀缺人才。


值得欣慰的是,国家科研经费总投入在逐年增加,水涨船高,这种溢出效应自然会使得那些分布在各个角落的韩春雨们也有机会得到不断增加的经费的支持,况且很多研究课题并不需要数百万的经费投入,这使得涌现出更多的“韩春雨”成为可能,这也正是中国科学发展的希望之所在,当韩春雨们频繁出现的时候,也就是中国成为真正的科研强国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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