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刀与 “ 朴刀局段 ” 考

2022-04-05 08:01:27

马明达《说剑丛稿》

梁山故事发端于南宋临安的“说话人”。早期的梁山人物故事，如《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原本是各自单行的短篇话本。後来，在长时间的演述中――主要是南宋和元两个朝代，这些短篇话本被不断加工、铺衍和缀联，又经过一位或多位大手笔的融通熔铸，终于形成了章回体长篇小说《水浒传》。

《水浒传》保存了许多南宋话本的本来面目，对此，学者们已多有考论。而我注意到最能反映它本来面目和早期梁山故事特色的，是它保持着朴刀和杆棒两种兵器在故事中的突出位置。所不同者，南宋话本依据故事内容，将故事分成“朴刀”、“杆棒”两类；在《水浒传》里，二者融为一体，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了。

朴刀几乎是一部《水浒传》的象征，是梁山好汉们的标志。然而，朴刀究竟是一种什么兵器，为什么它在梁山故事中占有如此显赫的位置？迄今没有人回答过这个问题。还有，同样是梁山故事，何以被南宋的“说话人”分别归属于“朴刀局段”和“杆棒之序头”？这个问题论者不少，但也还没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以为解开了朴刀之谜，“朴刀局段”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杆棒之序头”的类属性质也可得到合理的解说。显然，这些问题的解决，对研究梁山故事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水浒传》的成书过程，都是很有意义的。故不揣浅陋，试加考述，就正于专家和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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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读《水浒传》，我们不难发现，朴刀乃是一种主要用于步战的兵器。大致说来，梁山人物凡长于步战者，多执用朴刀，一旦披挂上马，则往往改用其它兵器。如九纹龙史进，步战时用朴刀，骑战用三尖两刃刀。杨志、雷横等也有类似情形。长于骑战者，如教头出身的林冲、徐宁，都有惯用的马上长兵，而步战时也多改用朴刀。此外，凡出门远行者，不论其身份为官为民为盗，为公开为秘密，也总是随身带着朴刀，即书中常见的“挎口腰刀，提了朴刀”。可见，朴刀是一种便于携带用于步战的兵器，这是我们读《水浒传》时很容易获得的认识。

朴刀的式样，从《水浒传》的描写中亦可窥见大概。第三十一回，武松飞云浦脱险後，“捡条好朴刀提着，再迳回孟州城来。，又连夜跳城而逃。书中写道：

“这孟州城是个小去处，那土城喜不甚高，就女墙边望下，先把朴刀虚按一按，刀尖在上，棒梢向下，托地只一跳，把棒一拄，立在壕堑上。”

显然，“刀尖在上，棒梢向下”，为的是借助刀杆的支撑来减缓跌力，以维持平衡。武松“身高八尺”（第二十四回）刀杆必与其身体的高度相当，才有“把棒一拄”的可能，足见朴刀柄杆一定比刀身长出许多。朴刀的这一基本特征往往被人们所忽略。《明代杂剧选》的注释者说朴刀是“短把刀”；1980年版《辞源》说是“窄长有短把的刀”。此类解释多有所见，都是很不准确的。

再看第六十一回。卢俊义中了吴用的圈套，出门行商，借以躲避“百日血光之灾”。离家时，随身带的兵器是棍棒和腰刀。第一天住店，他“倚了棍棒，挂了毡笠儿，解下腰刀”。几天后，将要路经梁山：

“卢俊义取出朴刀，装在棍棒上，三个了儿扣牢，赶着车子奔梁山泊路上来。”

这是《水浒传》全书唯一一处描写了朴刀细节的地方。请看，朴刀不仅柄杆很长，而且刀体与柄杆可合可离。不上刀时，自是一条杆棒，是无刃的兵器；临战前将刀体装到刀柄上，立刻变成一件可以穿坚断韧的利器。刀体与柄杆之间，是用“三个了儿”扣联起来的。

注意到这段文字，不仅对朴刀一个重要特点有了了解，而且对《水浒传》里许多情节也好理解了。例如，四十二回写宋江下山探亲：“便取个毡笠儿戴上，提条短棒，腰带利刃，便下山去。”显然，与卢俊义出门的情况相似，腰带利刃为的是与手中的短棒相配伍，两者一合，便是一条朴刀。四十六回里石秀：“便把包裹、腰刀、杆棒都放在树跟前”，道理也是一样的。

我们还注意到，《水浒传》的前八十多回里，大凡讲到某人携带朴刀时，总要先讲“带了腰刀”或“挎口腰刀”，朴刀与腰刀多半是相提并举。我以为这里所谓“腰刀”，实指朴刀的刀体而言，它既可以装置在杆棒上，成为朴刀的组成部分，又可以卸下来挂在腰间，成为一柄兵器。不过《水浒传》里这些名称的使用比较混乱，如前所引六十一回卢俊义过梁山，先是分明写到卢俊义带着腰刀，后面又说他“取出朴刀，装在棍棒上”，实际上“朴刀”就是腰刀。此外，书中屡见的“挎口腰刀，提了朴刀”，“朴刀”似乎又指杆棒而言。我们知道，《水浒传》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朴刀术语使用上的混乱，既反映了口头文学的特色，也反映了后期的整理者对朴刀的形式已不甚明了，所以也就无法对全书进行文字上的整齐划一。

根据《水浒传》提供的情况来看，朴刀实在是一种十分奇特的兵器，我们在历代图籍中一直没有找到它的图式和关于其式样的文字载述，更不曾见到遗存的实物。《清会典图》卷101载有一种供绿营使用的“扑刀”，其实是一种通长不到二尺的短柄阔刃刀，与《水浒传》里的“朴刀”名实均不相同，却往往被人们混为一谈。现代武术器械中有一种被称为朴刀的长柄刀，常见于对打表演，如“朴刀进枪”、“朴刀对朴刀”之类，但它是清代军中兵器“双手带”的演变，并非宋代朴刀的遗制。那么，这种奇特的兵器到底存在过没有，它是南宋“说话人”和“书会先生”们向壁虚构的呢？还是历史真实的文学再现？这对《水浒传》的研究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答案是肯定的！在宋代，确实存在过与《水浒传》的描写完全相合的朴刀。

宋代兵器最为驳杂，军中兵器种类甚多而往往不切实用，《水浒传》前八十多回所反映的兵器状况基本符合宋代实情。但是在北宋，我们还没有发现军旅配备朴刀的记载。北宋官修的《武经总要》，收载当时军中兵器很完备，其中刀凡四种，皆有图式，另外还罗列了“健斗者竟为异制”的各式刀名，唯独没有朴刀。以往，我曾怀疑朴刀可能是赵家武库以外流行民间的一种“私兵”，一种介乎农器与兵器之间的“国家法令允许携带的次兵器形态。”现在看来，这个推测只说对了一半。

同历代封建王朝一样，宋朝严禁民间私藏兵器。早在太祖开宝二年（970），就颁布过“京都士庶之家不得私蓄兵器”的诏令。自此以后，诏令频颁，越禁越严，以至连民间祀社、祈雨所用的仪仗兵器，也要查禁，只允许用“竹木为器，蜡纸等裹贴为刃者。”到了内外矛盾交相激化的北宋末年，索性连竹刀木枪之类也在禁止之列。然而，既然有社会矛盾存在，民间兵器便不可能完全绝迹，何况作为传统文化形式之一的民间武艺，也不会因为统治者压制禁断而走向衰亡。民间武艺往往正是在禁令森严的环境中，艰难地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宋代的朴刀和朴刀武艺，就是在宋代严禁私兵、压制民间武艺的情况下，在民间创造和发展起来的。

《宋会要辑稿·兵》185之26载：

“仁宗天圣八年三月诏：川峡路不得造着袴刀。利州路转运使陈翼言：着袴刀，于短枪竿、柱杖头安者谓之拨刀，安短木柄者谓之畲刀，并皆着袴。畲刀是民间日用之器，川峡路险，全用此刀开山种田。”

显而易见，“拨刀”就是《水浒传》里的“朴刀”，二者只是写法上稍有不同。“着袴刀”的“袴”可能是“胯”的借用字，但也可能这种刀就是藏在袴（裤）子里的。《五代史平话》的《梁史平话》卷上，写朱温在齐州劫法场之前：

“朱温与牛存节诈作卖柴人，藏刀杖于柴内，用大车载入城，藏刀在袴内。”

这里讲的应该也是朴刀。藏在柴里的“刀杖”即作为柄杆的“柱杖”；藏在袴内的“刀”即朴刀的刃部，也即“着袴刀”。由此想到，朴刀的刀体一定比较小，很便于隐藏。把“着袴刀”安在“短枪竿，柱杖头”上，便是“拨刀”，与前所引卢俊义“取出朴刀，装在棍棒上”的情况完全相符；与宋江“提条短棒，腰带利刃”的描写也相近。可见，《水浒传》里的朴刀不仅确有其物，而且是早在北宋仁宗年间就遭到禁止的民间私兵。

重要得是，这条材料使我们知道朴刀其实是畲刀的变体，是由畲刀发展而来的，这一点对我们研究《水浒传》故事的渊源等问题，有很大的启发性。

畲刀本是古代南方山居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刀耕火种”的农具，它起源甚早。唐刘禹锡《竹枝词》有“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的句子，“长刀”应即畲刀，放火烧荒后用刀耕作的山地便是“畲田”。宋范成大说：“畲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宋代川峡地区（包括利州路、夔州路）的山区农民喜欢随身携带着畲刀，既可开路采樵，又可防备不测。洪迈《夷坚志》支丁志卷五“蜀梁二虎”条载，蜀峡多猛兽，人不敢独行。兴元府有农民持长刀将伐薪，行畲田狭径，与猛虎相遇，农民奋力杀死老虎，自己也惊恐力竭而死。这位农民所持的“长刀”即畲刀或朴刀。这个故事使我们对川峡农民随身携刀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朴刀既源于畲刀，它的流布区域当不限于川峡。宋代的广南东路，特别是闽、粤、赣交界的多山地区，乃是古代“畲民”聚居活动的区域，他们的农业生产也主要是“刀耕火种”，而且这里的畲民往往据寨而居，扼险自固，自南宋到元代初年，不断地发动与官府的对抗活动。

因此，广南路也必定是朴刀的另一个传播区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7载：

“仁宗景祐二年甲子，诏广南东西路民家不得私置博刀，犯者并锻人并以私有禁兵律论。初，转运使言：民为盗者多持博刀，捕获只科杖罪，法轻不能禁，故更此条。”

此条诏令亦见《宋史·兵志十一》，内容基本相同，唯“民为盗者多持博刀”一句，《宋史》作“岭南为盗者多持博刀”，所指的区域更具体一些。“博刀”是“朴刀”的又一种异写。景祐二年上距天圣八年仅五年，前禁川峡，此禁广南，说明早在北宋前期，朴刀已在南方相当广大的区域内流行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民为盗者多持博刀”一句，不正是早期梁山故事之所以突出朴刀的历史根据吗？

既然为盗者手持朴刀干剪径一类勾当，那么，豪强地主，贩运商贾，乃至一般吃江湖饭的武技人物，如打虎将李忠、病大虫薛永之流，也会因不同的目的而掌握朴刀，这在《水浒传》里有充分反映。祝家庄酒店的檐下“插着十数把好朴刀”，便是豪强也拥有朴刀的实例。当然，北宋政府之所以严禁民间私造朴刀，主要还是为了防范“为盗者”。朴刀起自民间，精通者必定多在民间，特别是那些敢于铤而走险的绿林好汉。《水浒传》十四回写赤发鬼刘唐手中的朴刀，就连“有名惯使朴刀的雷都头也敌不过，只办得架隔遮拦。”刘唐是货真价实的“为盗者”，雷横则是郓城县专司缉拿盗匪的都头，二人的一场比斗，可视作当时官府与“为盗者”之间朴刀武艺之高下。

在《水浒传》里，朴刀的使用面积很大，涉及到各类人物，但总的来说，还是以梁山好汉居多，官府的将领，豪强地主的教师如栾廷玉、史文恭之流用朴刀的就比较少。这是早期的话本创作者们，以社会真实为创作基础的典型例证，也是《水浒传》读起来宋代历史文化气息特别浓郁的原因。

根据上述材料，北宋时朴刀最先流行于南方，已经引起官府的严重不安。那时，北方还没有，或者很少有这种兵器。原因至少有三个：其一。北方无“畲刀”，自不能衍生出朴刀来；其二，，官府的控制相对于川峡、广南那样的僻远地区来肯定要严厉得多；其三，北方诸省多与辽、夏接境，出于备边御敌的需要，国家提倡边民习武，组织“弓箭社”，且耕且守，亦农亦兵，对民间私兵的管理有一套办法，不是一概禁绝。这三个原因外，再加上南北武艺传统上有一定的差异，所以，朴刀的北传需要一个过程。到了北宋末年，随着内外矛盾的不断激化，朴刀也随之遍及全国，宋王朝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申令查禁。

请看《宋会要辑稿·刑法》165之2的一条诏令：

“诏：民间私置博刀及炉户辄造，并依私有禁兵法。见有者，限一月赴官首纳，罪本法。仍令诸路提刑司行下属州县。”

此诏颂行于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值北宋灭亡前夕。前揭仁宗两诏，都是地区性的，此诏则向全国颁发，说明此时朴刀已流布全国，成了公开化的“私兵”。起于河朔之间，转略十郡的宋江起义就产生在这个年代里。

朴刀流布全国，自然北宋末年兵连祸结的社会形势有直接关系，它从反面证明统治阶级的禁令徒劳无益。同时也证明原本脱胎于畲刀，後来又吸收了枪棒枝术的朴刀武艺已臻于成熟，成为普遍传习的武艺种类。在古代，武艺的中心在军旅，而民间武艺也时常对军旅武艺产生影响，有识见的军事家就善于从民间武艺中汲取有用的东西。以宋代而论，如狄青之用连枷棍，岳飞之用麻札刀，都是显例。到了南宋高宗时，当女真的侵逼严重危及南宋的存在时，一直遭到禁止的朴刀竟成了枢密院规定的军中必习武艺之一。

《文献通考》卷157《兵九》载：

“高宗建炎元年始颁枢密院‘教阅格法’，专司制御铁骑，摧锋破敌之艺。习全副执带出入，短椿神臂弓，长柄膊刀，马射穿甲，施用棍棒，并每年比拟春秋教阅法。别立新格行下：一曰短椿神臂弓，给箭七支，射视去垛一百廿二步；长柄膊刀，谓长一丈二尺以上，用毡皮裹为头者。余教阅振华军，称膊刀准此，引斗五十次，不令刀头低下坠至地。并每营拣选二十人，阅习放炮打者。长柄膊刀手本色相斗，并短椿神臂弓手、长柄膊刀手施用棍棒，各击虚三十次。”

“膊刀”是“朴刀”的又一种异写。根据枢密院颁定的“教阅格法”，对长柄朴刀手的武艺测试是三项，第一是执长一丈二尺以上的朴刀，引斗五十次，不使刀头低落堕地。“引斗”即虚拟的击剌动作。长柄朴刀的主要进攻技术应该是“剌”，即《水浒传》常见的“搠”，而不是“击”。引斗五十次，多半是直剌五十次。这显然是最基本的训练内容，主要测试刀手的膂力和动作熟练程度。第二，“本色相斗”，即朴刀手与朴刀手相斗，所用朴刀是“毡皮裹为头者”，是一种近乎实战的的训练与测试，这使我们想起《水浒传》十三回杨志在大名府与周谨比试马枪的情景：

“两个领了言语，向这演武厅後去了枪尖，都用毡片包了，缚成骨朵，身上各换了皂衫，各用枪去石灰桶里蘸了石灰，再各上马，出到阵前。”

可见《水浒传》即使在这些细节上也有所本，不是文人的想象之笔，亦可证明朴刀的功用主要在“剌”。第三，朴刀手还要掌握“施用棍棒”的基本技术，校阅法是“击虚三十次”。这是一项补充技术。建炎初，南宋因军器匮乏，曾命各州县“广置棍棒”，以作为对付女真铁骑的备用武器，所以枢密院制定了相应的训练测试内容。再者，朴刀技术与棍棒密切相关，一旦刀体脱损，便成了一条棍棒，所以对朴刀手要进行必要的棍棒训练。

这段材料使我们对宋代朴刀终于有了更加真切的了解。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下朴刀的长度问题。按照上述“校阅格法”的要求，军中所用的朴刀不短于一丈二尺。宋代尺度并不划一，折中一下，一尺约合现在三十厘米，一丈二尺则3·6米，这比一般想象中的朴刀要长得多，不免使人诧异。其实古代军中长兵一般多在一丈以上，甚至还有两丈以上者，古典小说中的“丈八蛇矛”之类，基本上符合真实情况。“教阅格法”的朴刀仍然是步战兵器，它要求连续“引斗”五十次而刀头不能低坠至地，可见朴刀因其长大而具有一定的分量。当然，这是军中的兵器，自有一定的规格制度，民间的朴刀不一定如此长大，更不可能有统一的长度。可能因为这种差别，军中朴刀被命名为“长柄朴刀”。我们推测，民间的朴刀必定有长有短，或因体格不同而宜，或因武艺专长而宜。武松身材长大，所用者可能比较长大；宋江“面黑身矮”（第十八回），所以他下山时腰带利刃，“提条短棒”，用的朴刀应该比较短小。总之，既然有“长柄朴刀”，便应该有短柄朴刀，崛起于草莽的朴刀，必是式样很多，并无标准模式。

对南宋和金朝的朴刀情况，我们基本上不了解，还须等待有关资料的发现。直到元代初期，朴刀还在南北各地流行着，这是可以肯定的。元《刑统赋疏通例编年》载：

“至元四年，断过象家奴用刀窦开张受家屋墙入，至事主知觉，用刀将妇札伤。法司拟即系窃盗知觉弃财，财主追捕，因相拒捍，伤杀事主，不同强盗伤人。断一百七下。”

这是一个案例。作案人象家奴用“ 刀窦开”张受家的屋墙而入，又用“ 刀”伤人。“ 刀”应为“朴刀”的异写，是当时办案的胥吏因不清楚“朴刀”的正字而临时借用的字。字同是。这种情况在元代法律文牍中多见。案发在至元四年，忽必烈尚未统一南方。这是朴刀流行北方的一例。

至元十三年（1276）元朝灭南宋，统一了全国。此后多次向全国、特别是南方颁发“拘收”私兵的诏令。据《元典章》卷35“兵部”之二载，至元二十三年四月向湖广行省颁布“拘收”汉族民户的“铁尺、古朵、又带刀子柱棒”；至元二十四年又向会国颁诏，拘收“汉儿民户每根底铁尺、古朵、又带刀子柱棒”。两次诏令提到的“带刀子柱棒”应即朴刀。

元杂剧中提到朴刀的地方并不多，我粗略地翻检过，近一百多本杂剧中，朴刀出现仅三、五次，而且基本上是出现在水浒戏里。值得注意的是，元杂剧里出现朴刀时，多称之为“长朴刀”。臧晋叔《元曲选》的《争报恩三虎下山》第一折云：“他手里又不曾拿着粗檀棍，长朴刀。”《燕青搏鱼》第八折云“百炼钢打就的长朴刀。”这种说法虽不见于《水浒传》，但与前引“长柄膊刀”相近，与朴刀形制相合。

兴起于北宋而蓬勃发展于南北宋之际的朴刀，虽然元代初期犹存于民间，但元中期以后不复见于官私文献。可能由于元朝大规模的“拘收”和对民间私兵的严厉查禁，以及元统一中国后，传统的兵器、武艺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使煊赫一时的朴刀与它所代表的历史文化终于走上式微。

有趣的是，早从北宋开始，朴刀的大名就被街上的小吃经营者们所借用，变成了食物的代名词。《东京梦华录》卷4“食店”条中，提到过“姜泼刀”、“插肉拨刀炒羊”，这是北宋汴梁的小吃。《西湖老人繁盛录》又提到繁华的临安夜市上，有一种以“泼刀”命名的肉食：

“遇晚烧晃灯拨刀，饶皮骨，壮汉只吃得三十八钱，起吃不了皮骨，饶荷叶裹归，缘物贱之故。”

入元以后，有以朴刀命名的面食和药膳。《新编事文类要启剳青钱》卷4“果实馈送简剳”：“面拨刀，京城食店造，白面阔切。”《永乐大典》卷11620《寿亲养老新书》记载了“半夏拨刀”和“冬瓜拨刀”两种药膳方。前者以半夏等药为末，和以大麦面，“切作拨刀，熟煮如常法，空心食之。”后者以冬瓜与小麦面、地黄汁共和，“如常面切为拨刀”。

综上，不难看出无论是肉食抑或面食，凡以朴刀命名者，都是“白面阔切”之类，是以其形状类同朴刀而得名。这使我们想到作为兵器的朴刀，其刀体必定是窄而且长的。又可以想到，朴刀自身的赫赫威名，加上“说话人”的刻意渲染，使它在汴梁、临安以及元代大都的市民生活中，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应该说，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朴刀文化”现象，是我国古代“武文化”对社会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个不可多得的例证。

到了明代，朴刀基本上成了历史的陈迹，虽然它的名字因为《水浒传》的流布而广为人知，但没有谁曾经准确地说过它的式样，更没有谁谈到过朴刀武艺的存在及其技术特点。

我是从三个方面得出这一结论的。

第一，明代兵书存世者甚多，专讲武艺的书也不少，但不曾有朴刀的一丝消息。8“兵器总论”中罗列了当时“使刀之家十有五”，即明代的十五种刀法，搜求不谓不富，但其中没有朴刀。
第二，明官私文献及各种稗官野史中，迄今未发现对朴刀的记述。明代话本、杂剧及长篇小说中朴刀仅三两见，大抵含糊其词，不得要领。杂剧《梁山七虎闹铜台》云：“我将这朴刀出鞘顷他命。”似乎朴刀与一般藏在鞘中的刀剑并无两样。
第三，明代《水浒传》已相当流行，传留至今的插图版画尚有多种。出自成化年间丹徒画家杜堇之手的《水浒人物全图》，还有万历年间容与堂刊本《水浒传》的二百幅插图，都堪称此类作品中的上乘，但没有一幅画出了朴刀的样式，足见画家们已茫然不知朴刀为何物了。出自晚明画家陈洪绶之手的《水浒叶子》，一向在水浒绣像画中有盛誉，陈洪绶又以“渊博精深”闻，然而也同样没有画出朴刀的式样。

我们相信，作为“刀耕火种”的朴刀，明清乃至清以后，很可能在东南、西南僻远的山区还存在着，甚至还继续发挥着亦农亦兵的功用，但作为一种曾风靡一时的兵器，一种具有特殊文化内涵的武艺形式，朴刀已不复往日的显赫而终于销声匿迹了。明以后，人们仅能从《水浒传》里领略它无形的声威。

最后，再就朴刀的写法赘述几句。

如前所考，北宋以来，朴刀的写法先后有“拨刀”、“博刀”、“膊刀”、“发刀”、“泼刀”五种，再加上《水浒传》的“朴刀”，明《太和正音谱》的“钹刀”，以及《清会典图》的“扑刀”等，至少有八种之多。显然，这些不同的写法都是同一个音的不同用字，其中有的是语音的变异，有的是传抄中的笔讹，有的则是依音生造。这中间应以哪一种写法为其正字呢？这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首先，朴刀的第一次出现见前引宋仁宗天圣八年诏令，利州路转运使陈翼写作“拨刀”。一般来说，官方文件比较注意名物用字的准确性，不似民间写本之类，往往重音而忽义。
其次，朴刀原本是川峡、广南山民的“日用之器”，“开山种田”是它的主要功用，同时兼有狩猎防身之用，后来才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形制特异的兵器。从它的源头考虑，本来写作“拔刀”也更符合它的性质。《释名·释言语》：“拨，播也，播使移散也。”又，“发，拨也，拨使开也。”据此，“拨”有“开”的意思。《金史·孟铸传》：“铸奏：‘……择地形稍下处拨畦种谷，穿土作井，随宜灌溉。’”元杂剧《任风子》二折马丹阳云：“偎陇山，拨畦儿，打勤劳，受辛苦。”《博望屯烧》一折[寄生草]曲：“能可耕些荒地，拨些菜畦。”这些例证中的“拨畦”都可理解为“开畦”，也就是“开山种田”的“开”。可见以“拨刀”为名，正体现了它同农事的关系。

改“拨”为“朴”，原因不外乎二。一是不同地区读音上的差别，大概川峡叫“拨刀”是其正字正音，广南因口耳相传而写成了“博刀”，传到临安便成了“朴刀”。二是随着朴刀传域的不断扩大，及其性质的根本变化，书会秀才们因乎其宜，改成“朴刀”。显然，作为一种前所未有的兵器，根据它的渊源和特点，特别是根据它的社会背景、武艺特点和文学创作的需要，改写为“朴刀”，无论音、义都比较妥贴，这一改实际上是一次升华，是文学创作。又经过几代“说话人”的演述和话本小说的流传，“朴刀”便成了约定成俗的标准写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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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谈到，宋代的话本是有分类的，散见于《都城记胜》、《梦梁录》等书，但都不如罗烨《醉翁谈录》的记述详细明确。因此，自三十年代《醉翁谈录》被发现以来，学者多根据它来研究宋代话本的分类情况。

该书卷首《舌耕序引》，收录宋代话本名目凡一百余种，分属于“小说”、“讲史”两门，其中小说占了绝大多数，约108种，又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8个子目。《水浒传》的研究者近于一致地认为，在罗书108个“小说”类话本名目中，属于早期梁山故事的至少有3个，即朴刀类的《青面兽》；杆棒类的《花和尚》、《武行者》。⑨罗书称朴刀类为“朴刀局段”，称杆棒类为“杆棒之序头”。

八个子目，大多数的类目界定和故事范围是清楚的，而且不少话本今天犹可考见其本事，通过名实相证，子目的含义就更清楚了。惟独“朴刀”、“杆棒”两类的情况不是这样。至今为止，我们不清楚这两个子目的确切界定，不清楚这两个子目应包含一些什么性质或什么题材的话本。

谭正璧先生撰有《宋人小说话本名目内容考》一文，⑩即根据《醉翁谈录》所提供的8个子目及108种话本名目，对其内容进行了慎密地考证，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谭先生对朴刀类的解说是：“都叙用刀枪的英雄故事”。这个解释却有些勉强，似难令人信从。对杆棒类谭先生则未置一词，显然因找不到恰当的解释而暂且阙疑。谭先生以后研究宋元话本的学者也都没有说清楚这个问题，基本上都是因循谭说而略有发挥而已。如程毅中先生在《宋元话本》第三章第一节“小说的题材和篇目”中说：“朴刀和杆棒，性质是差不多的，都是讲英雄好汉的故事。”

我们认为，根据前面对朴刀的考证，可以推之，凡属朴刀类的话本，并非泛讲一般的英雄好汉故事，而是专讲强盗和绿林人物的故事，因此，朴刀类可以归于“强盗类”或“绿林类”。这一认识，一方面受启发于前面“岭南为盗者多持博刀”的历史记载，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今日所考见的朴刀类话本内容中得到印证。

《醉翁谈录》朴刀类话本凡11个，其中故事内容失考者为《大虎头》、《李铁铃》、《赖五郎》、《圣人虎》、《王沙马海》、《燕四马八》共6个。其他5个，或多或少，略可考见其本事和内容。这5个话本中，可以确认与强盗、绿林有关者至少是4个。兹根据赵景琛、谭正璧、胡士莹诸家的研究成果，⑾稍参己意，撮述如下：

《李从吉》研究者一致认为，这个李从吉便是《水浒传》七十八回“十节度”之一的“陇西汉阳节度使李从吉”。《水浒传》说：“更兼这十节度使，旧日都是在绿林丛中出身，后来受了招安，直做到许大官职，都是精锐勇猛之人。”据此，知李从吉出身绿林，话本《李从吉》当讲李从吉由绿林人物“发迹变泰”的故事。

《十条龙》和《陶铁僧》学者多认为这两个话本讲的是同一个故事，即《宝文堂书目》、《述古堂书目》、《也是园书目》等书所著录的《山亭儿》；也就是《警世通言》卷37的《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义士尹宗救她出虎口，不幸遭杀。后由贩卖“山亭儿”的邻童通信报案，强徒伏法。这是个典型的强盗故事。《述古堂书目》注云：“一名《朴刀事迹》、一名《十条龙》。”这条注文很重要，可见最初的朴刀类故事专讲不法强徒的“事迹”，后来才逐渐扩大到某些绿林故事。

《青面兽》研究者一致认为，这个青面兽即梁山人物杨志。话本讲杨志买刀的故事，最早见于《宣和遗事》。故事梗概是：杨志久候孙立不至，旅途贫困，不得不出卖宝刀。后遇恶少买刀，交口厮争，杀死恶少，被刺配卫州军城。路上碰到孙立。孙立与李进义等兄弟十一人在黄河岸上就了杨志，然后“同往太行山落草为寇去也。”《青面兽》的话本今已不存，假如其内容与《宣和遗事》大致相同，根据杨志落草为寇的归宿，亦可纳入朴刀类中。但《水浒传》故事的源头十分复杂，《青面兽》故事未必与《宣和遗事》和《水浒传》杨志的故事相合。既然朴刀类是专讲强盗事迹的类别，《青面兽》的“强盗味”似应更浓些。根据余嘉锡、华山、王利器诸位先生的研究，⑿历史上真有其人的扬志，的确出身于强盗。《三朝北盟会编》卷30引沈琯《与李纲书》云：“杨志昨在燕，曾受高托山赇赂，志贪财色，今闻在军，可说之要击。”又同书卷40引《靖康小雅》云：“翌日，贼遣重兵迎战，招安巨寇杨志为先锋，首不战，由间道径归。”高托山是北宋末年河北山东的“群盗”之一。他的事迹也曾被写进明代流传的别本《水浒传》中，可惜今已不传。⒀杨志是受了招安的巨寇，受招安后仍接受高托山的贿赂，。正如王利器先生所说：“则杨志由盗贼出身，证据确凿。”照此，《青面兽》应与《李从吉》相似，讲杨志在太行山为寇到接受招安的“发迹变泰”的故事。

《杨令公》上述四个话本的内容都与强盗有关，只有《杨令公》似乎是唯一的例外。一般认为，《杨令公》是讲北宋名将杨业的故事，是杨家将故事早在南宋已经成为话本题材的一个力证。杨家将故事宋代已开始流传，这是多数研究者的看法，但现在能看到的杨家将故事，以元杂剧为最早，以下是明人演义小说。以理推之，元杂剧应以宋话本为源，但宋话本后世无传，其情节我们近于一无所知。不过，有一点是可以断言的，即今传杨家将故事系统主要形成于元明两代，而不是宋代就已经具备了后来的规模和情节结构。《醉翁谈录》中被研究者断为杨家将故事的话本，仅《杨令公》、《五郎为僧》两篇。另有《杨温拦路虎》一篇，与杨家将有关系，但其人其事不在今传杨家将故事体系之内，一般不把它算作讲杨家将故事的话本。由此可见，宋代的杨家将故事的局面还相当有限。

《杨令公》、《五郎为僧》俱已不传，唯《杨温拦路虎》传存至今，是比较可靠的宋代话本，历来为学者所重视。⒁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话本所提供的杨家将世系，既不同于史书的记载，也与元明以来的稗官小说相异。话本一开头写道：“话说杨令公之孙重立之子，名温，排行第三，唤做杨三官人。”

话本之末，杨温自己又重复了一遍：“我乃西京人，姓杨名温，是杨令公之曾孙，祖是杨文素，父是杨重立。”

杨温所述，除籍贯与杨业沾点边外，世系全不相同。史载，杨业本名杨重贵，他的弟弟叫重训。杨温之父名重立，好象与杨业仲昆同辈。杨业孙辈中最有名的是杨文广，而杨温自称祖父叫杨文素，又好象与杨文广同辈。这种字辈关系上相近而又错乱的现象，颇令人费解。宋人讲当朝故事，虽属委巷之谈，何至于桀乱不经到如此地步？还有，《水浒传》十二回杨志也曾自称：“洒家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于是，不能不令人怀疑《杨温拦路虎》里的“杨令公”，还有杨志所说的“五侯杨令公”，都未必就指杨业，或是另有其人，或是一个依托杨业而纯属虚构的子虚人物。由此类推，《醉翁谈录》所著录的话本《杨令公》也不一定就指杨业，所讲的内容则应该同《李从吉》、《青面兽》相类似，是强盗受招安后发迹的故事。

如上所考，《李从吉》以下五个话本，差不多都是讲强盗绿林的故事，“朴刀局段”的类属性质基本上可以肯定了。朴刀类有了着落，循此推进，杆棒类也可以找到合适的解说。我以为杆棒类与朴刀类之间，虽有某些共同之处，但性质上是大不相同的。所谓共同之处，是这两类故事都要涉及到武勇人物和打斗场面，都属于“武”小说，所以两类都以兵器命名，这便是研究者容易将二者混为一谈的主要原因。其不同者，朴刀类讲强盗绿林故事，杆棒类则讲侠义英雄故事。前者以朴刀为其象征，后者以杆棒为象征。朴刀已见前论，那么杆棒何以成为侠义英雄的象征呢？

宋代无论军旅武艺或民间武艺，都十分崇尚杆棒，这可以溯源于五代，允不赘论，而宋代开风气之先者就是宋太祖。宋太祖武艺很高，史书多有记载，故自宋代以来，民间广泛流传着以太祖命名的拳棒武艺，盛行太祖杆棒打天下的传说。《水浒传》第一回写道：“一条杆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

同时民间还流传托名太祖的棒法。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卷166载明代“使棍之家三十有一”的名目，其中有“赵太祖腾蛇棍”。清人程穆衡《水浒注》引李南乔《沙手谱叙》云：“自宋艺祖皇帝留棍法三十六路于少室山少林寺，遂为棍法开山，知棍法始赵太祖也。”类似说法不一而足，自然不可全信，但也不是毫无根据的虚构。宋人《铁围山丛谈》卷1载，宋太祖用过的铁杆棒，直到徽宗时犹珍藏内府，“棒纯铁尔，生平持握既久，而抓痕宛然。”说明宋太祖确实擅长用棒。

宋代武人好用杆棒，民间有使棒打棒的表演和竞技活动，这当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而宋太祖的影响必是原因之一。加上民间早就流传着太祖本人手持杆棒行侠仗义的故事，而杆棒又是国家禁兵之法唯一允许随身携带的武器，自然也就成了英雄侠义人物施展材武的依托，所以说话人便将所有的英雄侠义故事归之于“杆棒”一类。

《醉翁谈录》举列的杆棒类话本名目共11个，其中可以考见其内容者，如《飞龙记》，学者一致认为即后来的小说《飞龙记》的源头，讲的正是宋太祖以杆棒发迹的故事，或者就是《警世通言》卷二十一的《赵太祖千里送京娘》。其他，《花和尚》、《武行者》是梁山英雄故事；《拦路虎》即前面提到的《杨温拦路虎》，这是一个典型的杆棒类话本，对我们考察宋代民间的比武活动与杆棒武艺特点都有重要的价值。无须一一举述了，至此，杆棒类话本的类属性质也很清楚了。

朴刀类话本叙强盗事迹，朴刀是强梁之徒为非作歹的凶器，与杆棒相比，自然含有相当的贬义。但在《水浒传》里，朴刀成了梁山英雄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利器，实际上成为农民英雄的武力象征。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说明《水浒传》不仅能够熔铸各类话本为一体，而且在兼容朴刀类话本时，摈弃了固有的程式，赋予它新的风貌和内涵，使之服从于歌颂梁山英雄主题的需要。这样，既保存着南宋话本中朴刀的特色和地位，又不同于南宋话本，而变成了《水浒传》的朴刀。应该承认，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再创作。

近读南宋《景定建康志》卷39《武卫志二》，载宝祐三年至六年，制使马光祖任内创造及添修兵器共三十六万余件，其中包括“朴刀枪二千条”；同卷又载，开庆元年至景定二年间，制使姚希得任内所造兵器二万余件，其中之一是“大朴刀”。这证明直到南宋末年，朴刀在军中仍占有一定位置，可以得出朴刀始终是南宋军队装备之一的结论。再者，从“朴刀枪”、“大朴刀”两个名目上，联想到前揭建炎元年“教阅格法”所规定的“长柄膊刀”，应该就是“朴刀枪”，其功用主要在刺（即《水浒传》常见的“搠”）而不在击，是一种合刺、击功能为一体的兵器。“大朴刀”应是相对于“小朴刀”而言的，足证宋代朴刀确有大小长短之别。这点资料对本文有一定的订补意义，故谨附于此。

原载《文史》一九九九年第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