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馀英时:辛亥后许多人还在等真命天子+邓晓芒:忠孝立国是当代中国教育的病根 | 想象法学327期

想象法学三世 2021-04-03 1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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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辛亥后许多人还在等真命天子

2017-04-25 往事并不如烟九  


丨李怀宇

原载《时代周报》第150期

原题:《专访著名学者余英时:共和之梦 首度开启》






中国天子、皇帝的观念是很神秘的东西,不知道怎么来的:一个人怎么能做皇帝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老天爷指派下来的。这是周朝人的观念,一直到20世纪,多少人都相信天命所归。朝代替换的心理习惯不容易一下子改变。老百姓常常希望有一个秩序:有一个朝廷,朝廷上面有一个天子压得住。这样大家才有安全感。

——余英时

共和





“共和”一词源于拉丁文respublica,意为“人民的公共事务”,而在汉语中,共和则源于西周时召公、周公二相共同执政一事:《史记·周本纪》记载“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后北宋欧阳修《明正统论》云:“昔周厉王之乱,天下无君,周公、邵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后宣王立,是周之统尝绝十四年而复续。然为周史者,纪周、召之年谓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于《年表》。”

共和乃是人类社会一种政体。共和制一般可以分为总统制、议会制、委员会制和半总统制等多种形式。共和国不同于君主国,其特质有二:一、一国为全体国民公有,政府为公共利益服务,而非一家一党之私产。二、国民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国家各级政权机关领导人,而非世袭或被指派。

史学大家余英时先生认为辛亥革命是晚清政府不愿改革的结果。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局势下,清政府的举措只是行政的改革,而不是政治的改革,没有影响满洲帝王的体制。汉人反满的声音越来越高,到最后没有办法调和。在君主立宪与共和革命的辩论中,立宪派渐处下风,越来越多的人主张革命。辛亥革命并不是暴力革命,没有流太多血,共和制度向前跨进了一步。

中国人要做共和之梦,但是辛亥革命之后有一些国内外的恶势力,把这个梦想挡住了。这些恶势力为了自己的利益,置老百姓于不顾。中国的政治出现了乱象。然而,中国的民间社会在慢慢往前走,文化思想界有了宽松自由的空气。






1.革命,总有人奋不顾身





时代周报: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余英时: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戊戌政变,光绪皇帝听了康有为这些汉人的话,要进行改革,要夺慈禧太后的权,这是使她伤心欲绝的,她从此就防止把权力交给汉人。所以,满人在戊戌政变以后,越来越控制政权,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要“保大清”,而不是“保中国”。满人不能放弃政权的观念一直到1908年慈禧太后死,权力都是集中在满人手上,对袁世凯也不放心。袁世凯到后来是告老回乡。武昌首义发生以后,清政府收拾不了,因为军队听袁世凯的话,不得不招他回来。我认为满汉的界线到晚清更厉害了,政府不肯改革,立宪也一再拖延。那时候大家已经不耐烦了,不能等清政府改革了。康梁是保皇的,但是反慈禧的,问题就来了,满人对汉人越来越怕,到最后汉人反满的声音越来越大。早期的孙中山还给李鸿章写过信,那时候不是主张要革命,是要改革的。辛亥革命是满人一再拒绝改革逼出来的。


我常常说,满族等于一个党一样,内务府就等于党的总部。到晚年,满党要抓权,不肯放松,这样子矛盾越来越大了,当然汉人反满的声音越来越高,到最后就没有办法调和了。主张君主立宪的人很多,把皇帝去掉,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君主立宪的人慢慢动摇了,因为慈禧抓住大权不肯放松。这不是导致辛亥革命唯一的原因,但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康有为、梁启超后来在日本辩论不过孙中山领导的汪精卫等人,汉人的民族仇恨的回忆像“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回来了,两边各走极端,非革命不可了。不过,那时候的革命也不像后来的革命,组织并不是很严密,多少要靠地下的秘密社会的组织。秘密社会是孙中山想利用的,发动军人仇满,不愿给满人效忠了。


时代周报:在1911年以前,中国人有没有共和的梦想?


余英时:很少人有这样的想法。从另外一方面讲,康有为也提出过“共和”、“民主”的名字,还有香港一些政论家像郑观应,主要是受西方的影响。“共和”是老名词,本来周朝就有“共和”的说法,指厉王出奔,由两个贵族领袖共同执政。虽然不是现在的共和,但是有共和观念。


时代周报:1911年发生武昌首义,是不是有偶然性?


余英时:当然有偶然性,革命党暗地里在军队中找同情的人。本来有一个计划,被揭发出来了,提早了。当然辛亥革命之前有好多事件,最有名的就是广州的黄花岗起义,那是很震动人心的一次,像林觉民的《与妻书》是感动很多人的,产生了意外的宣传效果。人的正义感是不能消灭的,总有人要奋不顾身,这是很奇妙的。


♢林觉民《与妻书》


时代周报:当时同盟会在武昌首义所起的作用有多大?










余英时:应该不是很大。因为同盟会里孙中山跟黄兴又分道扬镳了,孙中山那时在美国募捐,武昌事变爆发以后,才急急忙忙赶回来。而黄兴先去了武汉,但是没有成功,他自己没有足够的军队,还是要靠黎元洪带的一批新军。那时候袁世凯有最雄厚的军事力量,他一上来以后,革命军是打不过的,但是袁世凯想消灭革命军也很难。那时候因为光绪已经死了,君主立宪没有办法号召了,而袁世凯就想借此机会抓权了,所以先是让他来扑灭革命军,后是让他为两边主持和议,让皇帝和平退位。辛亥革命没有流好多血,不像法国大革命,也不像俄国革命,甚至不像国民党的北伐革命。基本上是体制忽然就改换了,所谓的天子是三岁登基的宣统,不可能号召起国人向他尽忠,如果光绪还活着,可能有这样的号召力。






2.那时很多人愿意相信改革





时代周报:从历史来看,当时晚清政府已如大厦将倾,弱到不能延续下去吗?

余英时:没有办法了。满人还有一些军队力量,但是不大,经过了两百多年,权力已经基本到了汉人士大夫手上。清廷的八旗制度也没有了,靠的是打太平天国的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尤其是淮军。李鸿章的军事力量摆在那里,满人没有什么好大看法。

时代周报:为什么在晚清政府里没有办法进行政治体制上的改革?

余英时: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当然有许多改革。废科举是没有办法,因为科举毫无用处了,念八股怎么跟外国人打交道?废科举是很有限的,因为新学制度已经起来了,到日本的留学生多得不得了。当然也有许多人恨死废科举了,但那些人不是在政治上有作用的人。在我看来,那只是行政的改革,不是政治的改革,没有影响满洲帝王的体制。不肯改革,那是因为利益所在。满人不肯放弃王朝,爱新觉罗是统治的家族,这个家族不肯丢掉权力,到最后不得已才让步。我认为,晚清在戊戌政变以后谈不上有改革,谈不上有什么“新政”。满人是保大清而不是保中国,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流泪的。如果满人专政不能动,权力没有制衡,那就谈不上改革了。根本的办法是用武力镇压,如果这个办法能够维持下去,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历史可言了。

♢慈禧太后像


时代周报:在20世纪之初,国人在改革与革命上的思想准备足够吗?

余英时:思想不是一面倒的。当时主要是康梁跟孙中山打对台,思想战场主要是在东京,然后才传回中国来。越来越多的人主张革命,因为改良派主张君主立宪,没有君主可立嘛,这是关键。康梁在光绪帝死了以后就没有借口了,当然,他们是恨慈禧,也恨袁世凯,因为袁世凯有告密的嫌疑,所以后来袁世凯组阁的时候,想请梁启超,梁启超不肯来。最激烈的搞排满革命的人就是章太炎。后来,有些人像王国维始终还是要君主立宪的,他的辫子都不肯剪。

时代周报:当时外来的思想,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英国的君主立宪,对中国的思想冲击有多大?

余英时:那是相当大的。日本维新的主要人物伊藤博文到中国来鼓吹,而且希望说服慈禧太后,都没有用。但是一般人相信,明治维新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康有为他们就利用这个东西刺激光绪皇帝。所以,日本的明治维新、英国的君主立宪的成功是鼓励清政府的两个例子。英国的君主立宪早于中国,日本的明治维新跟中国的洋务运动差不多同时。很多人愿意相信走改革的路,没有多少人愿意搞暴力革命的。





3.辛亥后许多人还在等真命天子





时代周报:辛亥革命之后到北伐胜利之前,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等,中国政治处于相当动荡的局面,为什么会这样?

余英时:根本没有一个政治中心,也没有一个领袖能够号召。孙中山虽然在广州,但势力很小。主要政治势力还是在北京,还是袁世凯留下来的遗产。袁世凯死了之后,冯国璋也罢,段祺瑞也罢,黎元洪、徐世昌都做过总统,都不能变成全国接受的领袖。而且,多多少少地方上自己发展了,所谓军阀是拥有十万八万兵,没有形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各省自己发展起来。

我们不要看政治,要看社会上,尤其是南方,像上海、苏州、杭州一带,都是地方上自己发展。最重要的是教育的发展,新学校的成立,还有地方议会的出现。在袁世凯那方面,最早的国会还是有作用的,否则袁世凯就不必搞暗杀宋教仁,因为在国会争选举他争不过。


♢《真理画报》刊登刺杀宋教仁的有关人犯


时代周报: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对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余英时:没有好大影响。本来中国就是天高皇帝远,皇帝势力到县一级就为止,下边是老百姓靠些地方绅士、宗族制度来维持秩序。组织是很松散的,就是靠儒家以及佛教、道教的一些观念。大家不敢胡来,但不是靠武力。中国农村也没有警察,多半靠宗族制度。我们的乡间恐怕很少变化,至少我在乡下住的那几年,民国也没有把乡下变好,也没有变坏,还是靠宗族的力量来维持,还有是非感。国民党也没有到我们乡下,是靠读书明理的人起作用,所以也没有太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基本上有秩序。我在乡下八年,没有见过武力,没一个土匪来抢我们,有一阵子好像后山有土匪想动手,过几天军队来了,土匪也不敢动了。换句话讲,乡下还可以过日子,没有欺负人到不能忍受的程度。

时代周报:辛亥革命之后,天子的观念还存在吗?

余英时:还有许多人在等真命天子出现。因为中国天子、皇帝的观念是很神秘的东西,不知道怎么来的:一个人怎么能做皇帝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老天爷指派下来的。这是周朝人的观念,一直到20世纪,多少人都相信天命所归。朝代替换的心理习惯不容易一下子改变。老百姓常常希望有一个秩序:有一个朝廷,朝廷上面有一个天子压得住。这样大家才有安全感,也不一定是拥护皇帝,是为自己的安全着想,包括喊“蒋主席万岁”,都不是真的感觉,是感觉这种强人可以给人一种安定的生活。

时代周报:当时虽然有人口头上讲法治的观念,但是很难深入人心?

余英时:法治观念非常淡薄,虽然有“法”,但不是法治,是“王法”,要遵守“王法”,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4.孙中山是起过作用的现代人物





时代周报:为什么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会走得如此曲折?

余英时:现代化不光是政治问题,现代化牵涉到社会经济组织等方面,不是政权在谁手上就现代化了。我认为当时现代化的各方面都没有成熟,中国人还是靠私人关系,而不是靠某一种制度,或某一种法律,甚至于市场制度。中国人要靠政治势力,有关系,就有办法。靠关系都是自己的亲戚朋友,不是讲公平。过去的中国还有一个科举制度,是客观考出来的,不管中间有多少毛病,但是考试的时候基本上是公平的。


时代周报:孙中山制定了建国方略,终其一生,有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

余英时:当然没有实现。不过,如果没有孙中山提倡革命,很难想象皇帝制度能一下子去掉。共和制度本身是向前跨进一步,皇帝制度没有了,到底还是不同。袁世凯当总统之后,有皇帝的权力,到底不是真皇帝,后来他想做皇帝,改变机制,也改不过来了,没有人吹捧他。天命观念的神秘性也没有了。这是孙中山提倡西方思想的功劳,当然不是他一个人提倡的,别人也有提倡,不过孙中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孙中山的贡献是想以美国为模式,因为他早年在夏威夷念书,跟美国的关系最深。早期他的党有秘密社会的背景,所以党员要宣誓效忠,这不是民主式的党。

但是后来孙中山觉得他没有力量,推动不了他的政治理念,所以要走上苏联的路子,这样问题就来了,改组以后他说话算数,一党专政就这样开始了。孙中山想利用革命领袖的权威来推动革命,但是他没有革命成功,所以他只是有限度地运用权力。这是1923年以后的事情,以前他的理想还是抱着美国式的。孙中山还是有他的贡献,从前胡适的私下谈话说:孙中山虽然提倡中国道统,好像很守旧,可是他某些方面比我们还新。孙中山是华侨,是边缘人物,不是士大夫阶层,这是他的好处,也是他的弱点。原来康有为见都不要见他,梁启超一度跟他关系搞得还好,所以孙梁合作的问题引起立宪派内部的紧张,说梁启超陷入“行者”的圈套,“行者”就是“孙行者”。梁启超想借华侨的力量去捐钱,孙中山就把自己的关系给他,可见那时候孙中山还很坦率,并不是说:大家就只有这么一个财源,我的关系,我不介绍给你。

孙中山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下出来的人,但没有真正受到士大夫的教育,他那些士大夫的东西都是自修的。他的思想背景跟康梁完全不一样。当然,人家也叫他“孙大炮”;后来国民党把他捧成圣人。但是,他是一个起过作用的现代人物,把中国的某些观念推到现代化的路上去了。





5.辛亥后的中国一直在往前走





时代周报:为什么在辛亥革命之后,民国的文化思想界一度出现天才成群而来的现象?

余英时:在军阀时代,军阀对文化、文学、思想问题都不重视,所以中国的思想文化活动很积极,白话文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出现的。接着就是五四的思想革命了,所以有很多人才冒出来。孙中山在广州开始准备北伐,采取苏联一党专政的制度,但是孙中山最后的目标还是要实行宪政的民主,所以把革命分成三个阶段,就是军政、训政、宪政。他的三民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也是很宽松的,所以专家学者还有空间发展自己的观念。比如孙中山对五四运动也很赞扬;孙中山和胡适早期关系还很好,常常写文章要请胡适批评。国民党办的杂志上,胡适写过好多文章。廖仲恺、胡汉民跟胡适都有交往,因为孙中山对胡适很尊敬。1930年代,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政权,对学术思想界的控制还是有限,因为民间还有别的势力,如梁漱溟在山东搞乡村建设理论,差不多有一半的县都实现了乡村建设,这是因为山东政权在另外一个旧军阀手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国民党并没有把所有私人财产都没收,所以真正的私人机构还可以容纳人才。另外,西方的教会大学也可以保护中国的学者。从辛亥革命到1937年,中国出了很多学术思想界的人才,也出版了很多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最近几十年来,西方和日本对这段时期的学术成绩非常重视,所以这段时期的学术也影响了世界汉学。

时代周报: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民间社会出现了哪些明显的变化?

余英时:我认为最大的变化是一个现代型的民间社会的兴起。工商企业界有很多人在成功之后,花很多钱做本乡的建设工作。比如说,无锡的荣家后来创办了江南大学,也造了无锡的大桥。所以我们看民国以后的变化,不能仅仅看政治方面,地方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以山西为例,阎锡山的建设被很多人看成为模范。另外,像江苏、浙江这些地方,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地方的绅士和商人共同开创的。从民间社会的观点看,在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很可观的。我认为这是社会自己在往前走,并不是有人在上面定出一个计划逼着大家往前走。西方把有计划地全面改造社会叫做“社会工程”,他们对于“社会工程”是否定的,他们认为人不可能有全面的知识来建立这样的计划,因为一个计划不能适用于社会的每个方面和每个地方。我认为,辛亥革命以后社会自动的进步是很重要的。可惜日本的侵略把这个进程打断了。西方的史学家像费正清就曾经对这段进程非常欣赏,惋惜它的中断。从这方面看,民间在动,在一步步往前走,不过是没有一个计划的。有计划,有好处,也有坏处。计划往往会用不好的,如果想把中国翻一个身,此念一起,那就完了,人又不是上帝,凭什么照自己的意志把中国重新改造呢?

我认为辛亥革命以后一段时间,中国社会上每一省都在动,民间社会在慢慢往前走。从钱穆先生的自传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小学和中学的先生都非常好,而且有许多新观念。他自己还摸索办小学,甚至是受杜威的影响,要照杜威的思想办小学。这是具体的例子。我不认为辛亥革命以后都像政治一样,全是乱七八糟。我不是歌颂那个社会,那个社会当然有许多落后的现象,知识程度也不够高,但是,如果假以时间,多设学校,慢慢就会变好的。在辛亥革命以后一段时间,中国的社会体制在暗中摸索,往前走。






学者简介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1956-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





邓晓芒:忠孝立国是当代中国教育的病根

2017-04-22 家庭学堂


当前,中国教育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人想要把自己的下一代教育成什么样的人,已经完全失去了目标。我们的中小学教育,甚至从幼儿园教育开始,就在把青少年往高考的独木桥上赶;而大学教育则多半成了职业培训,有的连职业培训都不如,只在做培训状,纯粹是为了混文凭。孩子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归结起来最主要的是两点,一点就是服从,即无条件地服从地位比自己高、权力比自己大的人,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班长。受了这种教育,就会认为官本位天经地义,并且一心想自己成为更大的官。


另一点就是潜规则,个个都知道明规则可以肆意违反,可以说假话、空话、大话,可以厚颜无耻地做缺德的事甚至违法的事而没有任何底线,但潜规则不可违背,听话听音,要善于体会言外之意。比如前几年的大学教学评估,明明是劳民伤财、贪腐泛滥、公然造假,但面对检查大员,从校长到学生干部都必须振振有词,天花乱坠,因为这关系到学校的“生死存亡”和集体的名誉。这层利害关系,在校内动员时就向广大教职员工和学生们暗示甚至明示出来了,检查大员们其实也都心知肚明,但就是不能在场面上说破,谁捅了漏子谁不得好死。


类似这种训练在中国的教育领域中每天都在进行着,孩子们看在眼里,悟在心里,觉得这是起码的社会知识和人生经验,不懂这个,别想在社会上“混”。至于教育大跃进,大学的扩招、高收费,学校体制的衙门化和行政主导下的市场化,几乎无处不在的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种种乱像,于今为盛。


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


人们近年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此做了研究和解释,这些研究和解释看起来也能够说明部分问题,但给人的感觉却总是没有说到根子上。我想要指出的是,我们今天教育的真正病根出在我们几千年来的教育理念上,这就是以忠孝立国为鹄的官方教育理念。当然,要透彻地说明这一点并不简单,这也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并没有人看出这一点来的原因。


(一)


教育,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家庭社会的纽带,政治生活的核心。“教”字,按许慎《说文解字》,从孝从文,“上所施下所效也”,古孝、效通用,作“仿效”解。对“育”字的解释则是:“养子使作善也”,按段玉裁的说法,育字上面是一个倒写的“子”字,“正谓不善者可使作善也。”显然,教育在中国首先是家庭教育,即长辈对晚辈“上施下效”的垂直式训育;社会教育也是围绕家庭教育而建立起来的,而家庭教育的核心则是“孝”。这一点最明显地体现在中国传统儒家教育的基本教材《孝经》之中。


《孝经》其实就是“教经”,它以家庭教育为基点,而扩展至社会教育。《孝经》处处借孔子的口来言说教育的道理。如开篇就说:“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这显然来自《论语》中有子的话。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孝弟为什么就是“德之本”、“道之本”,即人类社会生活之大本?有子的解释是:“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


但有子的解释只是从后果上来解释孝弟的这种教化作用。《孝经》则阐明了其中的道理。为什么孝弟之人就不好犯上作乱呢?《孝经》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夫圣人之德,又何以加于孝乎?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严。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其所因者本也。”所以,“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原来,孝弟可以转变成忠君,忠是更高的孝。


但孝的根源又是什么呢?那就是人的自然本性。如《孝经》云:“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德义,而民兴行。”先王正是看到了人的自然本性中这种天经地义的属性,才因性施教,以使孝提升为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法则。这样,孝就放大成了整个社会的一种政治体制。


孟子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尽心上》)中国政治体制在理论上是建立在“民心”之上的,而“得民心”要靠“善教”,即教民成孝,由孝而忠。忠其实乃是大孝。所谓“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


当然,上述《孝经》所言之“博爱”其实并不“博”,而是爱有差等的:“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敬爱其亲人和敬爱他人,两者不可得而兼之,也不可等而同之,而是有先后、有礼数的。“博爱”在这里只不过是人人皆有之爱而已(“民莫遗其亲”),而不是对所有的人平等的爱,所以它其实还是私爱。这就有个严重的问题,即每个人的私亲之爱主观上都是要优先于爱他人,但现实中一人之亲与他人之亲之间又总是遇到一个客观的先后问题,所以即使每个人都讲孝道,也免不了整个社会陷入各家各户争先恐后,互不相让。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由谁来裁定各家之亲的先后呢?这就需要一个超越于各家之上的大家长,一个“父母官”,他以“大家”的名义既在各小家之间摆平了先后,又仍然维护了“孝”的根本原则,使孝自身具有了“忠”的含义。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发明。通过这一发明,孝的教育意义便提升到了“政教”的层次,所以中国的教育历来就是道德和政治不分、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的合一。只有通过大家长式的专制主义,形成“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国家体制,才能在全社会落实有差等的“博爱”。


因此,看起来温情脉脉、人情味十足的孝道,其实隐藏着国家专制主义的必然逻辑,这就是今天社会生活中“官本位”在传统文化中的根源。在教育领域,人人都追求成为“学官”,所谓“学而优则仕”,按照这种逻辑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这无非意味着想要成为更高的教育者和大家长(父母官)。至于官员治学,即“仕而优则学”,或者按照韩非的说法“以吏为师”,也是上述逻辑的逆命题,因为这也意味着只有行政级别上更高的大家长才能成为权威的教育者。所以,这种看起来荒谬的教育体制,只要懂得传统儒家教育是以孝为本,以“上施下效”的政治服从为目的,也就一点也不荒谬了。


我必须声明一点,我并不一概反对在家庭教育中实施“孝”的情感教育,但我反对把这种教育变成一种固定的外部形式,尤其反对把它视为家庭教育中唯一的或者至上的内容,反对将它拔高为“仁之本”、“德之本”和“教之所由生”。相反,我认为“孝”的情感不过是一般人性中的同情感、仁爱心的一种表现而已,或者说,孝不是“仁之本”,仁反而是“孝之本”。而我所理解的“仁”,是人人平等的同情心、博爱之心,并且应该包含由这种平等意识而生的公平感、正义感,这些都是“孝”所无法包括、甚至常常会和片面的“孝”发生冲突的。所以,如果说到道德教育,那么把这种教育仅仅局限于“孝”和由此扩充开来的对权威的服从,那是极其狭隘的,对受教育者来说是一种片面化和畸形的教育。


再者,即使是正确理解的道德教育,也不应该是教育的唯一内容。教育应该以培养健全的人格为目标,道德虽然是健全人格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看作核心内容,但并不是全部,也不是能够孤立地建立起来的。道德教育本身就需要有其他方面的丰富资源,例如科学知识,社会和人文知识,包括对人生和宇宙的哲学思考,思维方法的训练(逻辑、语法、修辞等等),还有审美和艺术,再就是技术实践(动手能力)。所有这些都是教育本身应该关注的,由此也才能使道德教育成为活生生的自由的人格教化,而不是呆板僵化的教条甚至伪善的说教。


当然,在中国传统儒家教育思想中,也包含有上述某些要素,尤其是审美教育和人生哲学;但非常缺乏的是科学知识、思维方法和技术实践方面的内容。而更重要的是,在儒家教育思想中即使有这些内容,它们和其他方面的内容都被看作在以忠孝为本的道德教育之下的附属成份,而并没有自身独立的意义。所以直到今天,我们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开始大力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在教育中更是强调智力培养,但所有这些都仍然是为道德政治服务的手段,并且要以道德政治的需要为转移。


(二)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国人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开始把儒家正统教育思想所不屑一顾的科学技术列为富国强兵的一项政治任务来抓,这是近代中国教育的一个重要的改进。在此之前,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授只是作为民间家庭传承的一种谋生手段,登不上正规教育的大雅之堂。宫廷对具有某些奇技淫巧的专门技术人才只是简单地网罗进皇家私自加以利用,如天文历法象数医学,并无意于普及成为社会教育的科目。正规教育的理想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就叫做“诚明所知”,是那些被视为“奇技淫巧”的“闻见小知”所不可同日而语的(张载)。


儒家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圣人、君子和官僚,是堪当大任的国家栋梁,对小民百姓只关注如何使他们成为顺民,而并不关心他们的人格培养。这种教育基本上是反智主义的,愚民式的。即使是圣人和君子的理想人格(“尽乎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其实也是片面化的、畸形的,决不是像某些人所美化的“将个人的完善进而天下的完善作为教育的根本目标”(张汝伦)。


近代中国人终于意识到仅仅以君子和官僚为培养目的的政治教育的片面性,从而废科举,开新学,引进了西方一整套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科目。然而,这种引进是变形了的,我们真正想要引进的只是技术,而不是科学。技术与科学的区别在于,技术只是遵守规则,科学则要探讨规则、建立规则;技术只对后果和操作程序感兴趣,科学则对原因和原理感兴趣。科学和技术都是知识,但技术知识不会和传统道德政治发生冲突,而只可能臣服于道德政治之下,为其所用;科学则不然,它有可能揭示传统道德政治的根源和虚伪性,从而颠覆已有的道德规范,因为它有自己不受道德政治影响的独立标准。


如果教育完全由官方机构来执掌,教育的目的就只是巩固和延续这个政权的统治,官员们就会运用自己的权力尽可能地把科学研究纳入到自己的“政绩”中来,教育者也会极力在这个官阶体系上往上爬,追求升官的目标。这些都会极大地限制科学研究自身的独立性。因为政治上的政绩和科学上的成就遵循的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规范。


在中国,科学研究的自由只有在政府权力比较薄弱甚至管不着的地方还能够有自身的发展空间,如北洋政府时期和西南联大时期。49年以后,中国的教育完全统一在官方的领导之下,仅存的一点点科学精神也丧失殆尽,大学理工科成了纯粹的技术培训场所。


而且,就连这种技术培训也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被斥之为“只专不红”、“白专道路”,教育的目的被限定在培养红色官僚或“红色接班人”,这是没有科举制度的科举复辟。至于人文社会科学,则在更大程度上成了科举制度的延续,各学科都成了对国家政治意识形态进行诠注和灌输的技术,在这方面,甚至比理工科还要理工科。当时(1958年提出)的教育方针被归结为两句话:“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前一句是政治教育的总纲,后一句则包含实用技术教育,但同时两者都有强烈的道德教育的意味。


因为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无产阶级”被视为道德的化身,他们对解放他们的“大救星”具有最深厚的阶级感情,视为再生父母;而另一方面,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既然都被视为“知识分子”,他们就被当作了改造对象,因为“知识”的规范和“忠孝”的规范永远不可能完全吻合。所以“服务”和“结合”的意思都是“改造”,即抛弃知识分子与忠孝体制格格不入的“傲气”,从感情上纳入到对作为“衣食父母”的劳动大众尽孝和对各级“父母官”尽忠的规范中来。


所以,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我国20多年间的教育方针虽然带上了时髦的意识形态字眼,本质上还是中国几千年来沿袭的忠孝立国的教育方针,而对于现代教育理念来说,则勿宁说是“限制教育”的方针、“不教育”的方针,甚至打击和摧残教育的方针。“文革”中解散大学(名存实亡)是极端的例子,其实是多年一贯教育思想的必然结果。经过这20多年“培养”的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少数的例外,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子,即奴性十足,知识贫乏老化,缺乏创造力,互相内斗互相扯皮互相算计的劲头却不小。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中,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生存下来,稍有个性的都被淘汰掉了。


(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方针有了一些新的提法。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三个面向”,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显然是痛感中国教育30年来走入了自我封闭的死胡同。与之相伴随,在各种场合下中央对教育的提法也有所变化,一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不大提了,改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等等;二是加强了“文化”、“知识”的份量,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扩展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提出要“培养合格的劳动者和各类专门人才”。但所有这些提法并没有对我国的教育方针有实质性的改变,只是换了个说法而已。无论如何,教育仍然被看作国家意识形态的一条“战线”,是“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中的一“杆子”。在这里,教育是官方集中独揽的权力这一点并没有动摇,只是更加强调了教育的技术性和工具性。


这种技术性和工具性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与经济效益挂钩,使教育除了衙门权力的特色外又带上了金钱的特色,知识被看作是赚钱的技术。这两种特色的结合则导致了大规模的教育腐败,使教育管理部门形成了利益集团。而在学校的管理方面,这种技术性和工具性则使整个教育成为机械化管理的重灾区,一切人文指标都按照量化原则作了标准化的制定。这些年的“教育改革”,基本上就是在干这件事,就是使一切关系都“理顺”成可以输入电脑操作的数据。教学的行政管理越来越“健全”,而教学本身则越来越死气沉沉,缺乏活力。回顾我们三十年教育改革的历程,我们突然发现,中国教育最有生气的时代恰好是教育体制最不“健全”、甚至百废待兴的80年代,而目前则是空前“健全”但也空前死板的时代。


有人把这种技术化和量化的管理归咎于引进了现代西方大学的体制,其实大谬不然。西方大学固然有严格的学术化、专业化的分科体制,但没有哪个大学有我们这样完善的量化统计标准:什么核心期刊和权威期刊、一般出版社和权威出版社,什么论文的篇数和影响因子,什么省级项目和国家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什么省部级奖励和国家级奖励,什么博士点硕士点、博士后流动站,什么一级学科和重点学科,什么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院士人数,……这些都是评价一个大学的排名指标,也是国家投入教育经费的凭据。教育部门和各院校领导的大部分工作都被纠缠在这些竞争的指标里面,根本没有精力做一些实际有意义的事情。


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都要溯源于中国大学衙门化的管理体制。就一个从事科研教学的教师来说,从他的学术发展本身出发根本不需要这些指标,是行政部门制定的政策逼着他去申报和争取这些繁多的名目,否则他既提不上教授,也无法获得必要的科研经费。西方大学中学术化、专业化的分科再细再严,那也是科学本身发展的一种方式;但学术评价的标准被按照行政级别加以肢解则根本违背科学发展的规律,哪怕今天再怎么呼吁加强“素质教育”和“跨学科”、“交叉学科”的研究也没用。


而这种恶性膨胀的量化指标却正是对政治意识形态无害、甚至有利于政治稳定的手段。因为这些指标的评比都在官方的掌控之中,可以用来支配教师的科研教学活动,从学术标准内部迫使教师服从“上施下效”的权力控制,而且可以按照官方的意识形态加以调节,向官方所认可和喜欢的某些方面倾斜。


在理工科方面就是有意识地使之更加技术化和实用化,在文科方面就是使之更加意识形态化、“无害”化和空洞化。我们只看到当前学术腐败中频频出现的抄袭剽窃现象,却往往忽视了占用大量科研经费产出一些千人一面、空洞无物的“成果”是更为普遍的腐败。从行政官员的眼光看来,得不了诺贝尔奖不要紧,要紧的是不要“出格”、“出事”。只要在大学中为官一任不出事,则乌纱可保,升迁有望。


当然,外国也有国立大学和官办大学。但一方面这些大学并没有家长式地绝对垄断教育资源,民办私立大学有相当强的竞争力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即使在官办大学中,它的有实权的领导者也是政府聘请的教育家,而不是上级委派的官僚,这些教育家只向教育质量负责,而不向行政官僚效忠。而我们的学官是在忠孝立国这个大前提下从事教育事业的,我们的国立大学不是政府办教育,而是教育为政府这个大家长尽忠尽孝。所以我的结论是:忠孝立国是当代中国教育的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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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  |  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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