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蒙古人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蒙古人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作者：任健 包丽英（蒙古：在马背上架起交流之门）

蒙古人虽然没有创造一个独特持久的文明，但他们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却是影响深远。他们把亚洲的大部分合为一体，把欧亚的国家连成了一片，使得汉文化、文化、伊斯兰文化及其他文化直接会面的地理和交通条件开始形成。他们打通了阻塞的古丝绸之路，建立了闻名于世的驿站制度,使欧亚之间的商贸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他们把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等技术带到欧洲，加速了西方世界的变革和欧洲的近代复兴。他们还影响到今日世界格局与世界体系：商品贸易、货币使用、驿站制度、人员交流、宗教宽容等这些构成现代世界体系的元素在13世纪的蒙元时代，便已经出现并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

蒙古高原深处的金莲川草原，茵茵绿草铺满了大地，黄色的金莲花像夏夜繁星在闪烁。这片被滦河圈起的草原上，曾经矗立过一座中世纪的国际大都会。

蒙哥汗六年（1256年），忽必烈在今天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之东，滦河北岸的龙岗建立了元上都，初为开府漠南汉地金莲川的府衙，名叫开平府，后来定名为上都。

拨开废墟上的芨芨草，残砖断瓦俯拾皆是，瓦砾上不时有不同颜色的琉璃釉面闪露出昔日的华丽容颜，站在遗址内最高的土丘上，。

700多年前，忽必烈的文化使者从这座宫殿里被派往世界各地；马可·波罗、教皇格利高里九世派遣的使者也是在这宫殿里受到忽必烈的接见；中国内地和世界各国的商品货物在这里源源输入输出。

英国史学家韦尔斯说:“在一段时间内，整个亚洲与西欧可以自由交往，条条道路都开通了罗马教皇、印度僧侣，波斯、意大利、拜占庭和亚美尼亚的商贾,还有阿拉伯官吏,以及波斯、印度的天文学者和数学家都纷至沓来,云集于蒙古朝廷。”

人员往来

谁也不会想到，东西文明的会合是以野蛮的征服为起始！当成吉思汗在西征的战场纵横无敌时，西欧各国对来自蒙古人的消息仍旧闭目塞听，直到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横扫东欧，叩响了西欧紧闭的大门，西欧各国才开始为之惊惶失措。尽管蒙古帝国第二代大汗窝阔台的病逝让拔都勒住了战马东回，但西欧已经被打开的大门从此后再未合上。

1245年的里昂大会上，教皇英诺森四世决定派遣方济各会修士约翰·普兰诺·加宾尼等人为使，前往东方，对蒙古人的实际情况进行军事侦察。当然，如果能够劝说蒙古人与西方基督世界联手，共同对付人，更会让这次出使变得功德圆满。此后，加宾尼一行在蒙古向导的带领下，通过新建的驿道，穿行钦察、康里草原，经由新疆的北部，进入蒙古高原。遗憾的是，对教皇而言，这次出使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加宾尼却留下了一份旅行报告，这份报告可谓西欧国家关于中国最早的准确报道。

蒙古人在马背上架起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使亚洲与欧洲人的直接交往已不再那么罕见。从1245年到1370年的125年中，至少有上百欧洲人来到中国，他们经商、传教或者旅行。

1260年，两个渴望将东方的金子装入口袋的兄弟离开家乡威尼斯，开始了他们的万里之旅。他们从君士坦丁堡渡里海，经克里米亚半岛的速达克进入察合台汗国和钦察汗国经商，其后，他们因战争的原因留居不花剌（今布哈拉）。一天，恰逢旭烈兀(伊利汗)派往元廷的使臣经过这里，这对天生的冒险家接受了使者的邀请，在途一年，来到忽必烈汗廷元上都。

这两个兄弟，正是马可·波罗的父亲尼古拉与叔叔马窦。忽必烈大汗“垂询之事甚夥。先询诸皇帝如何治理国土，如何断决狱论，如何从事战争，如何处理庶务。复次询及诸国王、宗王及其他男爵。已而大汗详询关于教皇、教会及罗马诸事，并及拉丁人之一切风俗 ”。波罗兄弟以诚实的态度一一回答，令忽必烈十分满意。之后，忽必烈派遣一名蒙古人为使，与尼古拉兄弟伴送西行，致书教皇，请教皇派遣“熟知我辈义，通晓七种艺术者百人”前来中国。途中元使因病滞留，尼古拉兄弟则持蒙古国书和忽必烈汗赠送教皇的大量珍宝西行，1269年抵阿克儿，向教廷呈递了国书。

两年之后，尼古拉兄弟二人并携带年方15岁的马可·波罗陪同教皇派遣的两位使者宣教士尼古勒与吉岳木首途东行。中途，两名宣教士惧怕艰险折回，波罗父子叔侄却经过长途跋涉，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夏抵达上都，向忽必烈复命。年轻、敏慧、记忆力超群的马克·波罗赢得了忽必烈的喜爱，他将马可留在身边达17年之久，其间，马可·波罗数次充当汗廷使者前往中国各地、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印度等地访问，丰富的经历使马可日后成为东方文化的传播者。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伊利汗阿鲁浑请婚于大汗，忽必烈选美少女阔阔真为阿鲁浑妃，指派马可·波罗陪同，一起随伊利汗国使者由福建泉州航海前往伊利汗国，马可·波罗完成使命后取道返回家乡。

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光在中国度过，余下的热情在回忆中变成一部伟大的游记，马可·波罗的名字在他的游记里得以永存。他赞美大都的繁华，赞美发光的黑石头，赞美扬子江如同帝国的血液，他记下了大批商船经常去爪哇港口，并从那里运回“黑胡椒、花椒、高良姜、毕澄茄、丁香和其他香料”，让泉州商人获利，他还记下了面条的制作方法并把它带回了意大利。

《马可·波罗游记》震动了整个欧洲，哥伦布受此书的影响,想从海路前往东方以重新建立西方与蒙古大汗的联系，结果他没有找到中国，却发现了美洲。英国史学家韦尔斯曾这样评价《马可·波罗游记》：“它打开了我们对13世纪的这个世界的想象力……仅仅是历史学家的编年史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它直接导致了美洲的发现。”

欧洲文化史研究的专家布克哈特则认为, 欧洲文艺复兴之所以发生在意大利, 是因为意大利人的思想最早转向发现外部世界。

交通网络

循着忽必烈征讨乃颜叛乱以及弘吉剌部南迁的路线，我由额尔古纳河自北向南寻觅前人的足迹。上个世纪90年代，一块尘封700多年的圣旨金牌在这里出土了。圣旨令牌的使用使军事上的保密性和严密性成为可能。当大汗需要给前线的蒙古将领下达命令时，就由一名汉族携带圣旨令牌穿越驿站直至前线。

如果说圣旨令牌使大汗的命令富有不可更改性，驿站让这种命令的传达变得迅捷无比。

成吉思汗建国后，仿照中原的驿站制度，在境内恢复或创建了一批驿站，供来往使臣使用。在通往西域的大道上，开辟“驿路”，设置“驿骑”、“铺牛”和“邮人”，把中原旧有的驿站系统延伸到了西域。

窝阔台汗时，又扩大了设立驿站范围，建立了贯通整个大蒙古国疆域的驿站系统，并初步制定了有关驿站的管理制度。窝阔台汗下令在蒙古草原与汉地之间，开辟三条从哈拉和林至上都的驿路：帖里干道（蒙古语为车）全程57站；木怜道（意为马）计38站；纳邻道（意为小）计24站。

忽必烈即位尤其是统一全国之后，进一步发展了驿站制度。至元二年（1265年），颁行了《立站赤（蒙古语，驿站之意）条例》，同时大修诸地驰道。灭亡南宋之初，即在江南差拨站户，设立驿站。至元十七年（1280年），诏江淮诸路设置水站。四周少数民族边远地区，也先后通辟驿道。辽阳行省北部，至于混同江口的征东元帅府（奴儿干城），则以犬曳小车行冰上，称作狗站。

据《元史》所载，腹里计陆站175处，水站21处，牛站2处；河南行省陆站106处，水站90处；辽阳行省陆站105处。此外在江浙、陕西、四川、江西、湖广、云南等行省均相应地建有各类马站、桥站、步站、水站等，总计全国站数约1400处。加上岭北（今蒙古国）、吐蕃（今西藏）等处，全国站赤总数在1500处以上。驿站所起的作用在于：凡官吏御命差使，如为一般公事则由省部发给文书，称为“铺马圣旨”；有密令或急件任务，发给文据则佩带金字或银字圆符。一些官府的物资，也必须依靠驿站利用车或牲畜转运。

急递铺兵是为传达四方文书而设置的信息传递系统，金时初置，元采用：取不能当差贫困户，除其差发充铺兵；不足，于漏籍户内补差，随处官司，设传递铺驿，每铺置铺丁五人。铺卒腰系革带，悬铃持枪，挟雨衣，赍文书疾行。沿途的车马行人，听到铃声，立即避让路旁。下一个站的铺兵听到铃声，立即整装以待。一俟公文到铺，便以接力的形式，继续前传。同时在特置的文书上注明到铺的日期，传递铺兵的姓名，以备查验。急递文书规定每昼夜行四百里，急递铺犹如中世纪的互联网，使信息的传输变得十分迅捷，从而拉近了各地的距离。

蒙古人不仅把驿站制度发展到了巅峰, 蒙元时期所建立的四通八达的对内对外水陆交通体系也逐渐形成，在国内各地陆、海、河三运交通大为发展的同时，直通亚、非、欧三洲的陆路海路交通也达到了空前规模。

蒙元时期的对外交通，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都较前代为安全、便捷。从元上都、元大都到中亚、波斯、里海、黑海、钦察草原、斡罗思和小亚细亚的陆路都有驿道相通。当时由西域越境，通往西方的道路大体有三条路线：一条由阿力麻里经塔剌思，然后经咸海、里海以北，穿行康里、钦察草原，之后由钦察汗国都城萨莱或向西进入斡罗思及东欧诸国，或越里海至君士坦丁堡，或越过高加索山而抵小亚细亚。另一条则由塔剌思转下河中，经不花剌，撒麻耳干（今撒马尔罕）而至伊朗。第三条则是蒙古远征军开辟的钦察道，这是中国直通欧洲的捷径，也是中国通向钦察汗国的重要驿道。此道分为南、北两路：北路从贝加尔湖北横穿吉尔吉斯草原，到伏尔加河下游的钦察汗国首都萨莱城（这也是1236年“长子西征”的路线之一）。从萨莱城沿里海西岸南下，可出地中海。南路是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的行军路线，经撒麻耳干、不花剌、玉龙杰赤、沿里海北到萨莱城。

与此同时，蒙元时期的海上对外交通也十分发达。由杭州东驶日本，顺风7天便可抵达。自温州开洋，25天可抵占城，由爪哇至泉州，68天始返。从云南前往天方（麦加）则需一年的长期旅行。当时乘海船，一日一夜所行百海里。

蒙元时期的交通网络意义非凡，德国史学家加文·汉布里这样说蒙古人：“挟汉文化的先进和丰富,向西方世界作交锋和交换,从而把中国的版图扩张到空前绝后的程度,造成了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及其他各种文化直接会面的地理和交通条件。”

自由商贸

蒙古民族扩张的目的是基于物质利益的驱动。蒙古帝国之初是军事征服，到了后期，寻找新商品则成为扩张的动力之一。蒙古人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建造了具有军事性质的运输线和通讯联络网。孟德斯鸠说：“谁要是阻碍蒙古人和他的属民进行经商和贸易,谁就是他们的敌人和障碍,坚决给予剔除。”

横跨欧亚的古丝绸之路，自汉代开通以来，时断时续，唐代以后彻底阻塞。但在蒙古西征和诸汗国建立之后，数代大汗的经营，曾经敌国壁立、互相封锁的情况不复存在。“穿过中亚的陆上贸易在蒙古人的统治下复兴”（《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

蒙古人极其重视商品贸易，在建立驿站制度的同时,还注重保护商道和商人。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写道：“成吉思汗统治后期,他造成一片和平安定的环境：繁荣富强、道路安全、骚乱止息，故此，凡有利可图之地，哪怕远在西极和东鄙, 商人都向那里进发”

当蒙古人的铁骑跨越了千山万水西进时，他们修建了比历史上其他统治者更多的道路和桥梁。蒙古人不仅在物质方面，而且在思想意识与科学技术方面，为世界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交流之门。蒙古人将中原的医生带到波斯，并将柠檬与胡萝卜从波斯移植到中原。同样，中原的面条、纸牌、茶叶和手工业技术也传播到西方诸国。他们从欧洲带回工匠，在干旱的蒙古草原上打井修渠。

蒙古人横扫了欧亚大陆，既作为征服者，也充当了人类文明的使者。当来自中原、波斯和欧洲的娴熟技师们把中国火药、喷火器和实用的欧洲铸钟技术融为一体的时候，他们制造出了新型的大炮。这是一项冷兵器时代的技术革命，。

元朝对海外贸易的态度是积极和富有成果的。忽必烈灭南宋后，招降了南宋福建安抚沿海都置制使兼提举市舶蒲寿庚。蒲寿庚是回回人，世为海商，仕南宋数十年，提举市舶达三十年，垄断着南宋当时的海外贸易。至元十五年（1278年），忽必烈诏行省唆都及蒲寿庚：“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翌年，又令唆都“议招收海外诸蕃事”。从此，南海诸国之来贡者、贸易者，络绎不绝。

元朝政府先后在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州、杭州、庆元等处设置市舶司，海外贸易出口以瓷器、丝绸以及一些手工艺品为大宗，进口主要为香料、珠宝、药物和珍珠等。政府禁止将金、银、铜钱、铁货、男子妇女人口、丝绵缎匹、销金绫罗、米粮、军器下海，与诸岛番贸易。

据《元史》记载，当时由海道同元朝保持朝贡、贸易关系的国家有20多个。中国旅行家汪大渊在其所撰《岛夷志略》中，详细地记叙了东南亚、西亚乃至东非的地名、国名达200多处。

出生于摩洛哥的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在他的《伊本·白图泰游记》里形容“泉州港是世界最大的海港”。他见到港内停舶有世界第一流的巨舰百艘，小者则不计其数。

元代中国的航海业不仅规模庞大，而且技术先进，大大超过了前代，为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时代奠定了基础。马可·波罗曾描写过他回国时所乘的中国海船的制作方法：“用好铁钉结合,有厚板叠加于上,然后用麻及树油掺合涂壁,使之绝不透水”另外，还有北极星高度的记录，这说明当时中国水手掌握了测星术、海上季风规律等技术。

除海运粮船外，东南亚的海上贸易也为其所控制。位于苏门答腊岛上的三佛齐，是中国与南海诸国贸易、交易的枢纽，由此而东，至于爪哇，向西经马六甲海峡远及于印度、锡金、阿拉伯半岛及东亚之地。大批的中国人侨居在南海各地，从事开发和商务活动。

唐、宋时期，非洲的某些地区与中国已经有贸易的联系和往来。元朝时，这种贸易往来又有所发展，埃及、层拔国（今坦桑尼亚）等非洲诸国都留下过元朝忽必烈汗廷使者易货贸易的足迹。大德五年（1301年）元成宗曾派遣麦术丁等往木骨都束（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购买狮豹等动物，又4次派遣了37人，赴刁吉儿地采办异物。中国的丝织品和精美瓷器也同时输入到非洲，并且深受非洲人民的喜爱。

丝绸业是元代官、私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的主要行业之一，主要产地集中在建康（今南京）、平江、杭州、庆元、泉州、四川等地。元代引进了著名品牌纳失失（来自波斯的一种织锦缎），与撒答剌欺（来自中亚的一种丝织品），同时也将中国的丝绸运往世界各地。

中国因为瓷器的出口而赢得了“China”之名。青花瓷和釉里红瓷器是珍品中的珍品，也是欧洲上层人物和有钱人的爱物。元代青花瓷是运用钴料进行绘画装饰的釉下彩瓷器，其造型博大，画法娴熟，色彩鲜艳，系陶瓷技术史上最引人入胜的品种之一。釉里红则是一种釉下彩，在胎上以氧化铜为呈色剂作饰纹，罩以透明釉后经高温烧制而成，制作精细，釉色纯正，造型工整，堪称元代中期又一大发明。

五代至两宋时期已经开发利用的石油天然气，在元代更加繁荣，陕北的延长、延川、宜君等地在元代就开采有石油井，并担负朝廷的“岁贡”任务。成吉思汗西征及其后来的战争中，蒙古铁骑屡用石油武器焚烧城池房屋，这使他们得以迅速攻城掠地。

前苏联的东方学家巴托尔德说：“蒙古帝国把远东和近东的文明国家置于一个民族、一个王朝的统治之下，这就不能不促进贸易和文化的交流，前亚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得到了空前绝后的发展。”

元朝纸钞

上世纪80年代在内蒙古呼和浩特辽白塔的一次修缮活动中，工匠们意外地发现了几张用桑麻制作的“中统宝钞”，它们静静地躺在白塔的洞壁夹层中已达700多年之久。

元朝沿袭宋、金印钞法，是中国古代纸币制度最盛行时期。元廷统一发行纸币（统称“钞”），不限年月，全国通行。元代大部分时期，不铸造铜钱并禁止使用前代铜钱，除少数地区外，“钞”是唯一通用的法定货币。

中国纸币渊源于唐代的“飞钱”，始创于北宋四川民间发行的“交子”，北宋末改称“钱引”。南宋时，除四川钱引（后改称“会子”）外，又发行了东南会子、湖北会子、两淮交子等。宋、金纸币均以贯、文为单位，自二百文至十贯十余种。

蒙古初无货币，是以羊马牛及其他畜产品进行物物交换。征服中原、西域及欧洲后，获得大量金银，遂主要以银作为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成吉思汗末年（1227年），博州（今山东聊城）地方长官何实遂以丝为本发行会子（丝会）在本境使用，后经窝阔台、蒙哥、忽必烈推广并发扬光大。忽必烈在京兆（今西安）分地之初，即于京兆立交钞提管司，“印钞以佐使用”（《元史·世祖本纪一》）。

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年）七月，诏令统一印造通行交钞，以丝为本，规定银50两易丝钞1000两。同年十月，改印发行中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钞），以银为本，面额分10文、20文、30文、50文、100文、200文、300文、500文、一贯文、二贯文十等。中统钞由燕京（今北京）行省主持制造、发行。中统钞发行的初期十余年间，印造数有严格限制，每年常在8万锭（一锭合银50两），多不过10万锭，少到2万锭。至元十一年（1274年）印数开始增加，二十三年（1286年）已增至218万余锭。至元二十三年改行至元钞法，至元钞购买力相当于同样面值中统钞的五倍。马可·波罗称交钞为“点金术”。

元朝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全国范围统一强制流通纸钞的国家，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交钞传到西方以后，发挥了先导作用，在世界货币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元代交钞在当时还是一种国际间使用的纸币，汪大渊曾随船出海,归来写《岛夷志略》,记载在交趾(越南北部) 、罗斛(泰国南部)等地，用交钞交易，元朝政府都给予大力的支持。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蒙古人在疆域范围内使用交钞和阿拉伯数字, 并使之传播到世界，已经具备了现代世界体系的某些特征。

宗教传播

古净州（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北城卜子村）南距阴山200多公里，是金、元时期漠北草原通向中原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在古净州城近2平方公里的废墟上徘徊时，我从成堆的砖瓦里，拾起一块破碎的瓦当。“曾有人在废墟里发掘出了银币和金银首饰”，同行的专家告诉我说：“这里的人们都信奉景教。汪古部是色目人，不是蒙古人。成吉思汗的女儿阿剌海就嫁给汪古部的大首领。”

专家所说的景教又称聂斯脱里教，是的一种，当时盛行于叙利亚一带，后传入草原。草原诸部中，除汪古部，克烈部也信仰。拖雷的正妻，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四子的生母唆鲁禾帖尼，蒙古帝国的第三位大汗贵由及许多亲信大臣都是虔诚的徒。

蒙古人最早信奉原始的，随着对外征服战争的进展，开始与当时流行在亚、欧各地的各大宗教的不同流派发生接触。在那些被征服地区，蒙古人基本上采用“因俗而治”的措施，对宗教采用“兼容并蓄”的优礼政策。

1221年，西征中的成吉思汗遣使召中原全真道道教领袖丘处机西觐。丘处机亲率弟子18人西行，在大雪山（今阿富汗境内）受到成吉思汗的亲切接见，问以“长生之道”，长春真人丘处机答以“清心寡欲为要”和“卫生”之道。成吉思汗甚喜，于是降旨：丘神仙“所据大小差发赋税，都休教著者”。成吉思汗的青睐，顿时使全真道身价倍增。

在蒙元统治时期，儒、道、释与、伊斯兰教、等宗教并驾齐驱,这让来自罗马教廷的使者们困惑不解。正因为蒙古统治者与基督世界的密切联系,使得西方传教士纷纷东来。

蒙哥汗时期,大汗还亲自主持了道教与大辩论。蒙哥曾对法王使臣鲁布鲁克说：“各种宗教好像一只手上的手指。”忽必烈时代，，授以玉印金宝。忽必烈曾对马可·波罗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人敬，有人拜佛，其他的人敬穆罕默德，我不晓得哪位最大，我便都敬他们，求他们庇护我。”

1307年,,并派遣佩里格林等7人为副主教,出使元朝。途中，有4人遇难,佩里格林等3人抵达大都。此后,罗马教皇还多次遣传教士东来传教。

蒙元时期,也是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的重要时期，这对促进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元朝时,许多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移居中国，成为历史上伊斯兰移民最多的时代。伊斯兰移民后来在中国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回族，这也是蒙元时期世界性民族迁徙最为显著的结晶。

科学技术

元代回回人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带来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一些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天文、数学、医药、建筑、铸造、印染、艺术等等，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宝库，伊斯兰文化传入中国后和汉族社会融合结成了珍奇的果实。

中国的历史、算术、制图、医学和艺术，也通过阿拉伯人更加广泛地传播到西方，而印刷术、指南针、火药技术及元朝纸钞、驿站制度也辗转传入欧洲，弗朗西斯·培根感叹地说：“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发明在人类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这不仅使“欧洲人生活的每个方面：科技、战争、衣着、商业、饮食、艺术、文学和音乐都由于蒙古人的影响, 而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改变”（《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的形成》威泽弗德），也加速了西方世界的变革。可以说，欧洲的近代复兴，是在蒙古帝国所创造的东西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实现的。

回回数学的传入,对中国传统数学发生了很大影响，引进了阿拉伯数码和六十进位制。而回回天文学的诸多知识与成果,正是随着蒙古对伊斯兰地区的征服而传入中国的。

元代天文历数科学的集大成者当数郭守敬。全国统一后，忽必烈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六月把编制新历作为统一王朝的重大措施，诏命由郭守敬负责，改进并创修天文观测仪器。郭守敬着手改进“简仪”和“浑仪”这两件重要的天文观测仪器，前者有明代的复制品，后者尚存于河南登封告成镇的元代天文台。至元十六年（1279年），郭守敬又领导进行了一次举世空前的纬度测量，在东起朝鲜半岛，西至川、滇与河西走廊，南尽占城，北穷铁勒，地理纬度从10°至65°的范围内，选取27个地点进行天文观测，称之为“四海测验”。它所取得的数据，与实际纬度值比较，绝大多数平均误差在0.5度以内，其准确性十分难得。

元代的医学学说纷呈，名医辈出。中国医学史上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中的朱震亨便生活在元代。元初理学家、政治家窦默以针灸著名，著有《标幽》、《指迷》二赋及《玉龙歌》、《龙髓经》等。元人分医学为十三科：大方脉科、杂医科、小方脉科、风科、产科兼妇人杂病科、眼科、口齿兼咽喉科、正骨兼金镞科、疮肿科、针灸科、祝由科则通兼言。较之宋分九科，金分十科更为精细与严密。元政府对医学的重视，较之历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世祖时期，在上都置惠民署，在太医院下设广惠司，为普通百姓医治疾病。回回人忽思慧曾任饮膳太医，撰成专门讨论饮食营养学的著名著作《饮膳正要》，对食品营养、饮食卫生、疫病防治、食物种类等都进行了开拓性的论述和探讨。

蒙元时期,东西方经贸与文化上的联系超过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蒙古人以独特的游牧文明开放性和兼容性,使世界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得以交融并存,这对世界格局和世界体系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法国蒙古学家雷纳·格鲁塞对蒙古人的贡献是这样评价的：“蒙古人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开辟了洲际的道路,便利了中国和波斯的接触,以及和远东的接触。中国的绘画和波斯的绘画彼此相识并交流。,,差不多和罗马人传播文化一样有益。对于世界的贡献,只有好望角的发现和美洲的发现,才能在这一点上与之比拟。”

来源：蒙古智库、xingshiyaobo的博客 版权归属原作者 尊重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