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沛、杨希:杰出毕业生教育收益中的“一流大学效应”——基于全球万家企业高管数据的量化研究

杰出毕业生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杰出毕业生又可以通过职业成就传递出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质影响，从而巩固世界一流大学的良好声誉。就社会意义而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培养杰出毕业生是一个互为促进、相得益彰的动态演化过程。从微观的视角来看，个人和家庭或许更为关注世界一流大学能够带给杰出毕业生的实际收益，特别是经济收益。因此，就个人发展而论，世界一流大学不仅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着就业导向作用，而且可能存在着特别的经济价值。

企业高管就是典型代表。已有研究发现，“一流大学”毕业生在企业高管群体中占据较大比重。企业高管教育背景与世界一流大学的相关性较高。尽管一流大学与企业高管这一杰出毕业生群体之间的密切关系已得到证实，但世界一流大学与企业高管个人收入的关系则需要进一步探讨。对此，本研究以全球万家企业高管为样本，测量世界一流大学学位对杰出毕业生个人收入的影响，为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供经验借鉴和证据支撑。　　

高等教育对毕业生收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教育层次”和“教育质量”两个方面，前者强调受教育年限或学位层次的差异，后者则通过入学成绩或大学排名名次来区分毕业院校背景中的层级差别。在大多关于教育收益率的测量中，毕业生收入通常依赖于受教育年限的影响，并且在无法获取教育质量变量时，多数研究倾向于根据教育层次差异去估计教育的作用和价值。总之，不同的大学教育并非具有同质性，教育质量也是解释毕业生收入差异的重要因素。

在劳动力市场中，企业高管是位居企业顶层或接近顶层的特殊群体。根据不同的操作化定义，企业高管的指代对象不尽相同，但一般包含首席执行官、总裁、副总裁、总经理、副总经理、首席财务官、首席信息官等，属于职业经理人范畴。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企业高管的教育背景备受关注，主要包含学位层次、学科背景、毕业院校背景等要素。有研究证明，企业高管的教育背景与企业绩效存在显著关联。从某种程度上说，企业高管的个人能力可以通过教育背景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得以体现。那么教育背景能否对企业高管的个人收入产生正向影响呢？戈特斯曼（Gottesman）和莫里（Morey）以毕业院校背景作为教育背景的代理变量，发现具有美国名校背景的企业高管能够获得更高的个人收入。贾尔伯特（Jalbert）等人的研究同样表明，顶尖大学的毕业院校背景与企业高管的个人收入呈正向关系。不过，以上讨论还仅限于美国企业高管样本，置于更加广阔的全球范围内，相关研究结果究竟会呈现怎样的变化和特征？世界一流大学的毕业院校背景会对企业高管的个人收入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基于以上文献，本研究将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与验证。　　

履历分析法和计量分析法是本研究采用的主要方法。履历分析法被广泛应用于科技人才评价领域。这一方法通过对个人简历信息的抽取、编码以及描述性统计，实现对文本资料的量化处理。本研究以全球营业收入排名前10000家企业的高管个人简历作为统计源，采用手工提取信息的方式，获得75842份有效简历。本研究利用明瑟收入方程构建个人收入与教育背景的关系模型，测量世界一流大学学位对企业高管收入的影响。

首先，选用大型财经数据库BvD-Osiris确定企业清单，按照2015年度营业收入排名，划定全球前10000家企业的高管为样本范畴；其次，根据企业年报和官方网站采集高管个人简历，涉及首席执行官、总裁、副总裁、总经理、副总经理、首席财务官、首席信息官、首席运营官、首席法律顾问等企业官方公布的全部成员，手工提取其年龄、毕业院校、毕业时间、所获学位、薪酬收入等信息，逐条编码并建立数据库；再次，从BvD-Osiris数据库中获取企业绩效数据，包括企业年收入、净利润、总资产等，将这部分数据与之前手工采集的高管简历数据进行对接；最后，剔除没有教育背景和个人收入的样本，得到本研究所需的38670名企业高管数据。数据采集时间始于2015年3月，并于2016年3月对自建数据库中的高管信息进行升级；数据清理工作止于2017年4月。数据类型为横截面数据，统计工具为Stata 13.0。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能够使劳动者增进知识与技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从而获得收入的提升。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收入也相应越高。基于这一理论，美国经济学家明瑟（Mincer）通过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对个人收入进行解释，为测算教育收益率提供了操作化方法，即经典的明瑟收入函数：

　　W=f（S,E），并且满足

在明瑟收入函数中，被解释变量W代表个人收入；解释变量有两个：S代表教育程度，以受教育年限作为代理变量；E代表工作经验，以工作年限作为代理变量。估计个人教育收益率时，通常需要将这一函数转换成方程形式：

考虑到高管职位、企业绩效和所属行业等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可能会影响个人收入，本研究在方程（1）基础上加入了高管职位、企业绩效和行业类别三组控制变量，得到新的扩展方程，其中X是控制变量，η为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明瑟收入方程并未揭示毕业院校背景（教育质量）对收入可能产生的影响。为同时考察教育层次和教育质量的作用，本研究引入毕业院校背景的代理变量——大学排名名次组，测量毕业院校差异对企业高管个人收入的影响。加入“大学排名名次组”后的新方程如下：

企业高管收入：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采用年收入的自然对数，以2015年度的年报数据为准，以百万美元作为基本计量单位。由于近年来国内外部分企业出现了“天价高管”“一元钱高管”“零收入高管”等现象，本研究对样本做1%~99%缩尾处理。

教育程度：以受教育年限作为代理变量，计算时根据企业高管个人简历中注明的正规学校教育年限为准，且不包含在职攻读学位的年限；针对少数简历中没有注明教育年限和毕业时间的企业高管，按照受教育制“高中12年、专科（副学士）14年、本科（学士）16年、硕士19年、博士22年、博士后24年”的统计原则进行核定。

高管职位：是否担任企业首席执行官（CEO）或总裁（President），参照组为不担任企业首席执行官或总裁的其他高管成员。

企业绩效：包括年收入、净利润和总资产三项，数据处理方式同“企业高管收入”。

行业类别：按照全球行业分类标准（GICS），将高管所在企业归入能源、材料、工业、非必需消费品、日常消费品、医疗保健、金融、信息技术、电信、公共事业、房地产等11个行业。

毕业院校背景：以企业高管学位信息为准，以大学排名名次进行组别划分。借鉴以往研究对“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知名大学”的操作化定义，采用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QS、泰晤士高等教育（THE）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等四个有影响力的全球性大学排名，选取企业高管毕业院校在四个大学排名中的最佳名次，将全部样本依次分入“一流大学组”（第1-100名大学）、“知名大学组”（第101-500名大学）和“普通大学组”（未进入前500名），并以“普通大学组”作为参照组。

在全部样本中，11646名企业高管拥有普通大学学位（30.12%），10073名拥有知名大学学位（26.05%），16951名拥有一流大学学位（43.83%）。模型当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根据前面设置的回归方程，可以得到不同的计量模型：（1）基础模型对应方程；（2）扩展模型对应方程；（3）效应模型对应方程，其中毕业院校背景变量以企业高管拥有的最高学位的大学排名名次组为准。在基础模型中，受教育年限、工作年限分别与企业高管收入呈显著正相关，工作年限的平方项与企业高管收入呈显著负相关，符合理论假说；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为0.048，即在不控制职位、绩效和行业等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多增加1年学校教育会使企业高管收入提高4.8%。在扩展模型中，当加入高管职位、企业绩效和行业类别变量后，受教育年限的作用受到稀释，回归系数减小为0.030，即考虑到以上市场因素时，企业高管的教育收益率为3.0%。同时，随着控制变量的加入，模型的拟合优度大大提高，从4.3%升至16.6%。在效应模型中，加入毕业院校背景（大学排名名次组）变量后，受教育年限对企业高管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毕业院校背景却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见表２）根据霍尔沃森（Halvorsen）和帕姆奎斯特（Palmquist）1980年对于半对数模型虚拟变量提出的计算方法，通过系数转换（eφ-1）可知大学排名名次组回归系数的实际含义：与拥有普通大学学位的企业高管相比，拥有知名大学学位的企业高管收入要高40.92%，拥有一流大学学位的企业高管收入要高60.96%。此外，经检验，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由此初步判断，企业高管教育收益中存在“一流大学效应”。

本研究分别采用替换代理变量、拆分总体样本和分位数回归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测试。

1. 学位层次中的一流大学效应。替换代理变量法。由于不同的大学排名名次计算方式将会对毕业院校背景这一变量产生新的阐释，因此本研究把原先效应模型中的大学排名名次组依次替换为企业高管毕业院校在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层次中的大学排名名次组，以此观测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在“一流大学效应”中的影响。

由表3不难看出，在替换大学排名名次组后，一流大学和知名大学的学士学位对企业高管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大小分别为53.57%和46.08%（回归系数转换后的效应值），可见学士的毕业院校背景对收入的重要作用。在硕士层次，一流大学学位能够提高收入13.77%（同上），“一流大学效应”依然存在，而知名大学学位对企业高管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有趣的是，与拥有普通大学博士学位和没有博士学位的企业高管相比，一流大学和知名大学的博士学位对企业高管收入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此时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较大，为0.095。也就是说，博士教育的收益率比博士的毕业院校背景对企业高管的意义更大。另外，本研究认为，博士研究生教育侧重于培养学术型、专业型和研究型人才，这使博士的毕业院校背景具有“学术属性”，故其现实价值通常在学术劳动力市场得到体现。尽管“博士高管”可能在个人能力的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认知优势，但这种优势并非总能与高管劳动力市场所需的岗位技能相互匹配，从而未能带来更高的收入转化。因此，分学位层次讨论发现，“一流大学效应”存在于拥有学士和硕士学位的企业高管之中。

2. 国别视域中的一流大学效应。拆分总体样本法。拆分企业高管样本用于考察“一流大学效应”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环境下的结论适用性。达尔玛迪曾在印度尼西亚企业高管的研究中指出，不同的毕业院校背景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企业高管有着十分不同的意义。参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全球发达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分类，本研究按照企业总部所在国，将全部样本分为发达国家企业组、发展中国家企业组（不含中国企业）以及中国企业组。回归结果显示，（见表4）在三组样本中，与本组拥有普通大学学位的企业高管相比，发达国家企业组拥有一流大学学位的高管收入要高36.34%，发展中国家企业组（不含中国企业）拥有一流大学学位的高管收入高出71.94%，中国企业组拥有一流大学学位的高管收入高出55.43%。由此看来，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一流大学学位对企业高管收入均具有正向影响，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高管影响更大。就我国企业高管来说，拥有一流大学学位能够获得较为丰厚的教育收益。综合而言，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企业高管教育收益中存在“一流大学效应”。

3. 收入差异中的一流大学效应。分位数回归法。本研究通过这一方法考察企业高管收入位于条件分布的不同位置时一流大学学位的影响。（见图1）首先，各个分位点的回归结果显示，“一流大学效应”始终存在。具体来看，当处于10%和25%的较低分位点时，一流大学学位对企业高管收入影响相对较大，“一流大学效应”甚至超过了100%，具体效应数值分别为141.81%和133.96%；当处于50%和75%、90%的较高分位点时，一流大学学位对企业高管收入影响相对较小，具体效应数值分别为22.38%、28.15%和25.99%。换而言之，在全球万家企业高管中，“一流大学效应”在收入相对位置较低的群体中更为明显。

本研究以经典的明瑟收入方程为基础，通过计量模型对全球万家企业高管的教育收益进行估计。研究发现，一流大学学位对企业高管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形下，与拥有普通大学学位的企业高管相比，拥有一流大学和知名大学学位的企业高管能够获得更高的个人收入，分别高于参照群体60.96%和40.92%。从总体样本的回归结果看，企业高管教育收益中存在“一流大学效应”。

在不同的学位层次中，一流大学学位对企业高管收入的影响不尽相同。一流大学学士学位对企业高管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一流大学的硕士学位对企业高管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拥有普通大学博士学位和没有博士学位的企业高管相比，拥有一流大学的博士学位并不能为企业高管带来收入的提高。

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一流大学学位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企业高管收入提高均有所裨益。在发展中国家企业组中，“一流大学效应”高达71.94%。在中国企业组中，相比于那些拥有普通大学学位的企业高管，拥有一流大学学位的企业高管可以得到高于其55.43%的个人收入。

最后，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一流大学效应”存在于收入相对位置不同的企业高管群体中。值得一提的是，一流大学学位对收入相对位置较低的企业高管影响更大。

另外，本研究中的其他测量结果表明，拥有知名大学学位的企业高管也可以获得较高的个人收入。在某些情境下，“知名大学效应”与“一流大学效应”是同时存在的。

本研究尝试通过较大的样本量和数据量揭示世界一流大学在企业高管个人发展中的经济价值。企业高管是具有较强能力和较高收入的特殊群体，亦是大学向商界输送的杰出毕业生。以全球万家企业高管为例，我们发现杰出毕业生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世界一流大学不仅可以大量培养杰出毕业生，发挥人才培养的优势，而且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中为杰出毕业生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实现经济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仅可以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而且还能为家庭和个人带来福祉。这将有利于引导青年学生接受优质的高等教育，摒弃“读书无用论”，努力成为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杰出人才。因此，无论是对国家发展和还是对个人发展，无论基于政策意蕴还是基于现实需求，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在“双一流”建设进程中，我国大学需要关注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性，重视毕业生的成长与发展，既要立足当前，还要着眼未来，实现杰出人才的自我发展和社会贡献。　　

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高等教育能够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同时也会产生非经济收益，如思想的创新、幸福感的增强、健康水平的提升等等。基于测量方法的便捷性和数据的可获取性，本研究仅从“一流大学”视角考察企业高管的经济收益，并不涉及其非经济收益。然而，我们依然相信，一流大学杰出毕业生的文化观念、道德准则、社会责任意识等将潜移默化地渗透在组织、行业乃至国家当中。这些“收益”虽然无法被一一量化，但它们确实于无形中深深影响着整个社会的进步。

尽管本研究耗费大量时间、精力采集到全球万家企业高管数据，但由于无法获取企业高管的家庭背景相关变量，因而不能对其入学选择行为予以控制。更为理想的情况是，如果控制了企业高管的出生地、个人入学成绩、家庭收入等背景性因素，“一流大学效应”或将受到一定程度的稀释。根据现有数据，本研究仅就简历中提取出的企业高管的教育背景与个人收入进行相关层面的研究，重点关注世界一流大学在企业高管教育收益中的作用，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因果推断。文中提出的“一流大学效应”属于对教育结果的经验性探讨，并未对教育过程的运行机制进行深入研究，未来将通过更加合理的研究设计继续展开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