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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昭陵唐墓壁画反映的乘舆制度(二)

2022-03-24 08:10:48



试析昭陵唐墓壁画反映的乘舆制度

(分期连载二) 

作者:胡元超

唐昭陵

点击阅读上篇《试析昭陵唐墓壁画反映的乘舆制度(一)》


7座昭陵唐墓乘舆壁画内容与墓主身份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这些壁画内容至少反映了四条唐代内外命妇、文武官员乘舆制度(含特例)。


1

正一品内命妇乘舆可以是“马”

唐代内外命妇之制,“皇帝妃嫔及皇太子良娣以下为内命妇,公主及王妃已下为外命妇”。(《唐会要》卷二十六《命妇朝皇后》492页)在7座昭陵乘舆壁画陪葬墓中,正一品内命妇墓葬只韦贵妃墓一座。由于韦贵妃未合祔太宗昭陵玄宫,独立成墓,所以可以认为,韦贵妃墓天井两壁的《牵马图》反映了正一品内命妇的乘舆可以是“马”。唐代的正一品内命妇,构成较为单纯,仅指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之下的四夫人(玄宗改为三夫人。四夫人或三夫人援朝例册封的太妃)和皇太子妃。就全国范围而言,这几种人的墓葬,完整发掘的现只有韦贵妃墓一座(陪葬昭陵的唐太宗德妃燕氏墓,只清理了前甬道至后墓室,墓道、天井、过洞因故未清理),因此,韦贵妃墓乘舆壁画对乘舆制度的反映具有以点带面的重要意义。


昭陵 韦贵妃墓 献马图

2

正一品外命妇公主乘舆可以是“二马驾车、马、四人担子、一牛驾车”

7座昭陵乘舆壁画陪葬墓中,正一品外命妇公主墓葬一为长乐公主墓,一为新城长公主墓。长乐公主英年早逝,当时驸马都尉长孙冲年龄还轻,地位也不高,因此在安葬公主时不会考虑驸马以后合祔事。另外,长孙冲早在显庆年间因父长孙无忌被害而被杀,更不得与公主合祔。新城长公主龙朔年间被驸马韦正矩杀害,韦正矩旋即遭诛,不得与长公主合祔。可以认为,长乐公主墓和新城长公主墓乘舆壁画反映的乘舆制度,与驸马长孙冲和韦正矩无关。故而,长乐公主和新城长公主墓葬壁画中的《二马驾车图》《牵马图》《担子图》《牛车图》,反映了正一品外命妇公主的乘舆可以是“二马驾车、马、担子、一牛驾车”。

昭陵 长乐公主墓 车马送行图

昭陵 新城公主墓 墓道壁画线面图(担子图与车马图)

3

正二品外命妇县主、从夫秩正二品外命妇郡公夫人、从夫秩从三品外命妇官员夫人乘舆可以是“一牛驾车”

7座昭陵乘舆壁画陪葬墓中,正二品外命妇县主(丈夫合祔)墓葬只定襄县主墓一座。可以肯定的是,朝廷在为定襄县主营墓时,就已考虑到其夫阿史那忠的合祔问题,故而其墓壁画既有反映正二品外命妇县主乘舆的内容,也有反映从一品官员阿史那忠(据《阿史那忠墓志》永徽四年阿史那忠已有正三品大将军实职,从一品薛国公爵位)乘舆的内容。按照唐时朝廷官员普遍乘马(特殊除外,下文解释),而内外命妇普遍乘车(特殊除外,下文解释)的惯例,我们认为,定襄县主墓道东壁的《牵驼马图》,反映的是阿史那忠的乘舆情况。而西壁的《牛车图》,反映的是正二品外命妇县主的乘舆可以是“一牛驾车”。

昭陵 定襄县主与阿史那忠合葬墓壁画 牛车图

定襄县主唐代因丈夫、儿子官爵得荫封的外命妇,其名号及品阶的情况是“文武官一品及国公(其非始封者带三品已上者同),母、妻为国夫人。三品已上母、妻为郡夫人”,并“各视夫、子之品”(唐会要·命妇朝皇后》493页)。 换言之,这些诰命夫人所享受的待遇品阶,与其夫、子相同。在7座昭陵乘舆壁画目中,从一品官员的墓葬有1座,即程知节(爵为卢国公,从一品)墓,夫人崔氏合祔。从二品官员的墓葬有1座,即郑仁泰(爵为同安郡公,从二品)墓,《郑仁泰墓志》未载其夫人合祔,但这并不能排除其夫人合祔的可能性。按照昭陵陪葬墓营建惯例,朝廷在为郑仁泰营墓时,应当考虑到其夫人的合祔问题,这里我们不妨把该墓也当作合葬墓看待。从三品官员的墓葬也有1座,即李震(《墓志》未载其爵位,官至梓州刺史,梓州为上州,刺史从三品)墓,李震夫人王氏合祔。我们认为,这三座墓葬乘舆壁画内容,墓道东壁的同样反映的是男墓主的乘舆制度情况,而西壁的同样反映的是合祔夫人的乘舆制度情况。程知节墓道西壁壁画已毁,从夫秩从一品外命妇国公夫人的乘舆制度情况未能反映出来,只好阙如。郑仁泰墓道和李震墓道西壁的《牛车图》,反映了当时从夫秩正二品外命妇郡公夫人和从夫秩从三品外命妇官员夫人的乘舆均可以是“一牛驾车”。


4

从三品官员至从一品官员的乘舆均可以是“马”

前文已经述及,在7座昭陵乘舆壁画墓葬中,有4座墓葬的墓道东壁乘舆壁画反映了男性官员的乘舆制度情况,这几位男性官员,程知节、阿史那忠为从一品,郑仁泰为从二品,李震为从三品。反映他们乘舆制度情况的壁画,全是《牵驼马图》,这说明,在唐代初年,自从三品至从一品的男性官员,乘舆可以是“马”。至于图中所绘的“驼”,不过是唐墓乘舆壁画继承前代乘舆壁画绘“驼”的遗绪,在唐墓乘舆壁画中起烘托画面的作用罢了。


昭陵 郑仁泰墓 牵驼图

昭陵唐墓乘舆壁画反映的乘舆制度准确性

唐代帝王、太子、诸王、文武百官及内外命妇的乘舆制度,在《旧唐书·舆服志》《新唐书·车服志》里都有着颇为详细的记载,二者内容相当。我们发现,昭陵壁画反映的乘舆制度准确度很高,可与史料互为佐证。

    《旧唐书·舆服志》记述王公以下官员及内外命妇车辂制度云:

“亲王及武职一品象饰辂,自余及二品、三品革辂,四品木辂,五品轺车。象辂以象饰诸末,朱班轮,八銮在衡,左建旂(旂画龙一升一降),右载闟戟。革辂以革饰诸末,左建旜(通帛为旜),余同革辂。轺车曲壁,青通幰。诸辂皆朱质,朱旂旜。一品九旒,二品八旒,三品七旒,四品六旒,其鞶缨就数皆准此。内命妇夫人乘厌翟车,嫔乘翟车,婕妤以下乘安车,各驾二马。外命妇公主、王妃乘厌翟车,驾二马。自余一品乘白铜饰犊车,青通幰,朱丝络,驾以牛。二品已下去油纁络网,四品青偏幰。有唐以来,三公以下车辂皆太仆官贮掌,若受制册命,及二时巡陵婚葬,则给之,自此之后,皆骑马而已。”(234页)由此可以看出,唐代对文武官员乘舆制度的设计,为了表现唐王朝的正统地位,还是勉强沿袭了两汉魏晋以来的乘车制度。不过,由于自北朝以降,受北方游牧民族崇尚骑射的影响,加之骑马较乘车的确更为方便快捷,唐王朝还是希望摆脱官员乘舆是车的桎梏,因此,在名义上保留官员乘车制度的同时,则规定除“受册命及二时巡陵婚葬”这些特殊情况下给车外,其余情况下(上下朝、日常公务甚或祭祀天地)一概乘马。在昭陵7座乘舆壁画墓中,4座反映唐代从三品至从一品官员乘舆的壁画内容均为“马”。说明昭陵乘舆壁画反映的官员乘舆制度是准确的。同样,昭陵唐墓乘舆壁画反映的李震夫人、定襄县主、郑仁泰夫人这三位从三品至正二品外命妇乘舆为牛车的情况,与《旧唐书·舆服志》所载的除正一品外命妇公主、王妃外,自余一品及一品以下外命妇乘犊车,驾以牛相吻合。

韦贵妃是正一品内命妇,按《旧唐书·舆服志》所规定的一品内命妇乘舆制度,应当是二马驾翟车,但韦贵妃墓乘舆壁画反映的却是马。长乐公主和新城长公主都是正一品外命妇,按《旧唐书·舆服志》所规定的外命妇正一品公主、王妃乘舆制度,应当是二马驾厌翟车。长乐公主墓乘舆壁画反映的便是二马驾车。由于史料记载此类车子的用材及细部名称,很难用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加之画家不是礼官和乘舆制造专家,故而所绘车子大概只具象征意义,所以所驾之车是否就是厌翟车,我们姑且不论,权且认为二马驾车便符合朝廷乘舆制度。但新城长公主墓乘舆壁画反映的正一品外命妇公主乘舆情况是“马、担子、犊车”,便与《旧唐书·舆服志》的规定有较大出入。我们说,正一品外命妇公主乘犊车,实属正常,根据唐代服舆制度“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的规定,内外命妇皆可乘比其品阶低或尊荣等级低的命妇乘舆。同时我们认为,《旧唐书·舆服志》所规定的内外命妇乘舆制度,只是朝廷的礼法规定,而内外命妇在乘舆的实际使用上,往往对制度有所突破。昭陵唐墓壁画乘舆中看似逾礼的内容,如乘马、乘担等,同样可以与史料的记载相互印证。

唐代宫女骑马,始于立国之初,《旧唐书·舆服志》即有“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羃㒿,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234页)的记载。永徽以后,公私妇人为了展露月貌花容,开始弃羃㒿而著帷帽,托裙至颈,渐为浅露。龙朔三年,朝廷也曾下诏禁断,初虽渐息,旋又仍旧。至咸亨年间,内外命妇不但大胆跟随宫女自由着装的风尚,同时开始弃车而乘马、乘担。《唐会要·羃㒿》记载咸亨二年朝廷禁断内外命妇著帷帽,乘担子的诏书云:“百官家口,咸预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著帷帽,遂弃羃㒿,曾不乘车,别坐担子,递相效仿,浸成风俗,过为轻率,深失礼容。前者已令渐改,如闻犹未止息。理须禁断,自后不得更然。”(585页)但是,贵族妇女恃娇蒙宠,依旧我行我素,朝廷也只好听之任之。中宗即位后,宫禁宽弛,内外命妇们甚至可以“靓妆露面”“露髻驰骋”,还可以“著丈夫衣服靴衫”,形成“尊卑内外,斯一贯矣”(《旧唐书·舆服志》234页)的唐代内外命妇乘舆着装特色。由于唐代内外命妇骑马出行早在高宗时就已成风俗,所以,唐王朝后来不得不把这一风俗给以正名,使其成为内外命妇乘舆制度的一部分。《唐会要·命妇朝皇后》条载景云年间内外命妇朝皇后云:“诸亲五等已上,内命妇才人已上,并外命妇朝参乘马者,听乘至命妇朝堂。”(493页)长乐公主葬于贞观十七年,当时内外命妇对朝廷乘舆制度贯彻得较好,所以,长乐公主墓乘舆壁画反映的正一品外命妇公主乘舆是“二马驾车”,完全符合朝廷乘舆制度的规定。而新城长公主葬于龙朔三年,韦贵妃葬于乾封元年,这一时期,正是贵族妇女抛弃车子,为乘马、乘担与朝廷封建礼法“抗争”之时,她们墓葬乘舆壁画反映的乘舆是“马”、“担子”,正是这一历史的真实再现。不过,要说明的是,唐代至睿宗景云之时,对尊属年老的内外命妇,才恩敕担子,年轻的内外命妇乘坐担子,仍属逾礼,即所谓的“及夫、子官品高,于等从高,仍不得乘担子。其尊属年老,敕赐担子者,不在此例。”(《唐会要·命妇朝皇后》493页)但在实际使用上,贵妇们往往有所突破。在当时,恐怕像新城长公主这样的正一品外命妇,都可以乘坐担子。或者,为新城长公主墓道壁上绘制《担子图》,亦正是她“依皇后礼葬”(《新唐书·诸帝公主传·太宗二十一女传》367页)殊荣的具体表现。无独有偶,陪葬乾陵的永泰公主墓,建于中宗神龙二年,其墓道壁上,亦绘有《担子图》,担舁者八人。永泰公主生前是郡主,,迁葬乾陵陵园时,又“号墓为陵”(《新唐书·诸帝公主传·中宗八女传》368页),有类皇后。其墓道绘制《担子图》,或正是她追饰之礼有类皇后的缘故。《新唐书·车服志》又载,安史之乱后,朝廷规定:“外命妇一品、二品、三品乘金铜饰犊车,担舁以八人,三品舁以六人,四品、五品乘白铜饰犊车,担舁以四人,胥吏、商贾之妻,老者乘苇軬车,兜笼,舁以二人。”(64页)可见,至唐代中期,内外命妇乘坐担子的权利才被朝廷正式认可,不过对品阶的要求依然很严。

结语

昭陵乘舆壁画墓葬只发现了7座,反映的官员乘舆情况不过从一品、从三品两种,内外命妇乘舆情况不过正一品内命妇、正一品外命妇公主(王妃同公主,其他正一品外命妇除外)、正二品外命妇、从三品外命妇四种,对唐代乘舆制度的反映还很不完备。但作为专题反映唐代乘舆制度的文物,这类壁画无疑若照乘之珠。相信随着唐代墓葬考古的不断扩大,能够反映唐代乘舆制度的壁画会不断被发现,终究能够形成反映唐代乘舆制度的完整链条。本文所述,挂一漏万,若能抛砖引玉,便是墨有所值,还望专家学者,不吝指教。


唐代帝王、太子、诸王、文武百官及内外命妇的乘舆制度,在《旧唐书·舆服志》《新唐书·车服志》里都有着颇为详细的记载,二者内容相当。我们发现,昭陵壁画反映的乘舆制度准确度很高,可与史料互为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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