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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骏 城乡出身与累积优势:对高学历劳动者的一项追踪研究

2022-06-01 10:00:34

(原文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2期。)


提要:本文研究城乡户籍出身的高学历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累积性的不平等及其具体过程机制。通过分析“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两期就业数据,发现城乡户籍出身对高学历劳动者工作收入的净影响随时间推移而扩大,而后来的差异又可以由初期工作特征的差异——例如职位晋升机会和教育匹配情况——来解释。用更为综合的就业质量来代替工作收入进行分析,上述发现仍然成立。这验证了累积优势理论所预期的不平等“扩大效应”和“中介效应”。本文还进一步发现,高学历劳动者中城镇出身所带来的累积优势,与高等教育获得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差异关系不大,而主要来源于其他一般化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户籍  累积优势  高学历劳动者

 

1950年代建立起的户籍制度一直深刻地形塑着中国的社会分层体系。在改革开放之前,城乡差别经常被总结为中国社会最根本的不平等结构(Cheng & Selden, 1994),农村户籍出身者的生活机会受到了结构性的限制(Wu & Treiman, 2004)。改革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对人口地域流动的行政控制逐渐放松,但对户籍身份转变的政策控制依然严苛,从而导致了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现象。结果,基于城乡户籍划分的二元体制在继续存在的同时,还将这一隐形的身份界线从农村与城市之间进一步延伸到了城市内部(Chan, 1994)。

 

过去10多年来,社会学界对城乡出身与不平等关系的实证研究大量集中在教育和就业两个领域。在教育获得上,无论是考察受教育年限还是高中或大学升学率(李春玲,2003;2014a;吴愈晓,2013a),无论是关注中学扩张还是大学扩招(吴晓刚,2009;李春玲,2010),无论是研究一般人口还是“80后”(李春玲,2014b),也无论是否考虑教育分流体制(吴愈晓,2013b),均一致发现城乡不平等有扩大趋势。在就业结果上,也普遍发现“农民工”与城镇工人之间存在职业隔离、收入差距乃至工资歧视,即使考虑到户籍所在地和户籍“农转非”也并不改变这一基本结论(参见李骏、顾燕峰,2011;吴晓刚、张卓妮,2014;郑冰岛、吴晓刚,2013)。这些研究从教育和就业两个方面分别论证了城乡出身的重要性,但还需进一步研究城乡出身的劳动者在获得相同教育的情况下是否仍然存在就业差异,如此方能检验城乡出身在中国社会不平等结构中的根本和长远意义。

 

在此研究目的下,获得了大学教育的高学历劳动者就成为一个很好的“试金石”。根据我国长期以来的户籍政策,只要考上大学就能自动获得大学所在地的城镇户口。1995年开始,国家取消对大学毕业生实行包分配的政策,但户口需随本人“农转非”迁入学校。2003年以后,招收的大学生可自愿选择是否办理户口迁移手续(梁嘉琳,2014)。所以,高等教育在农村人“跳农门”、小城镇子弟进入大城市等社会流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那么,已经获得高等教育(同时也获得了城镇户籍)的劳动者,在就业结果上是否仍然受到城乡户籍出身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否随时间而变化?其影响机制又是什么?在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时,累积优势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累积优势作为一种不平等现象和机制,在国际社会科学界已被广泛用来研究群体之间的不平等,但在国内还没有引起注意。因此,本文将先介绍累积优势理论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研究中的应用,再结合高学历劳动者提出具体研究假设,随后呈现数据分析结果,最后作出总结与讨论。

 

一、累积优势理论下的劳动力市场研究

 

1968年,默顿(Merton, 1968)在对科学界的研究中提出了“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这个概念,他引用《》中的故事,形象地论述了科学家的早期成就和声望通常会带来后期更大的成功,即便他们不再具有突出的才能和贡献。其后,许多类似的概念被不断提出,例如组织和市场研究文献中的“首发优势”和“路径依赖式的回报递增”以及社会学研究文献中的“声望效应”和“光环效应”等。这些论述可统称为累积优势(cumulative advantage)理论,其核心思想是,某一个人或群体相对于另一个人或群体的优势(或不平等)随时间而增长或累积(DiPrete & Eirich, 2006; Zuckerman, 1988)。

 

迪普雷特和艾里奇(DiPrete & Eirich,2006)将累积优势区分为两种基本形式:严格意义上的和布劳—邓肯式的。前者遵循指数增长这一数学模型,它意味着两个比较对象在初始点上的不平等会随时间而递增。例如,如果两个银行户口的初始存款额分别为1000美元和100000美元,假设年利率为5%不变,那么其差值起初为99000美元,5年后为126000美元,10年后则为161000美元,依次呈指数增长。布劳—邓肯式的累积优势则强调的是群体间不平等的持续效应和交互效应,倒不一定意味着这种不平等随时间而增长。布劳和邓肯(Blau & Duncan, 1967)在其名著《美国的职业结构》中首次论证了白人男性相对于黑人男性的累积优势:一方面,前者拥有更多的社会经济资源,例如白人的教育水平高于黑人;另一方面,前者所得到的社会经济资源的回报也更高,例如白人的教育回报率也高于黑人。

 

追随默顿的工作,累积优势理论在对科学家这个特定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中被不断发展和实证检验。例如,科尔等人(Cole & Cole, 1973)提出了一个关于科学家职业生涯分层的动态理论;阿利森等人(Allison et al., 1982)给出了一个关于科学家职业生涯特征的数学模型,并证实了累积优势的某些理论预测与实际情况确实相互吻合。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科学家的性别差异及其背后的不平等机制开始成为一个研究焦点。朗和福克斯(Long & Fox, 1995)发现,女性科学家的相对劣势,由于累积机制对起点差异的放大效应,在职业生涯的前10年中一度扩大;但在职业生涯的中后期,这种累积不平等机制不再发挥作用。谢宇和舒曼(Xie& Shauman, 2003)的著作论证了科学界的性别差异有减弱趋势,并且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性别之间在学术职级、所属机构、研究资源上的差异来解释。他们还发现研究成果的差异与研究资源的多少有密切关系,这与默顿最初的阐述一致,虽然没有明确检验科学工作者职业生涯中是否存在累积不平等机制,但从一个侧面回应了累积优势的理论预期。

 

性别不平等是否存在累积机制也在其他特定的劳动力市场上被检验。毕尔比等(Bielby & Bielby, 1992)通过分析美国电视编剧的工资性别差异在1982-1990年间的变化,比较了累积优势、持续优势、下降优势三种理论假设。他们以工作经验、以往的就业经历、以往的工资水平与性别之间存在强化性的交互效应作为识别累积优势机制的标准,结果发现这种效应并不存在,因而倾向于持续优势而非累积优势理论。然而,他们对好莱坞电影编剧的工资性别差异的类似研究却发现,工作经验对男性的回报确实要高于女性,从而导致了性别工资差异随时间的扩大,这又似乎倾向于支持累积优势理论(Bielby & Bielby,1996)。

 

失业对劳动者之后的就业结果也会产生持续性的负面影响,这往往被称为“失业创伤效应”(scar effects of unemployment)。许多研究都发现,以往的失业经历与将来的失业风险存在相关性,并且它是独立于劳动者的个人特征而存在的(DiPrete, 1981; Ellwood, 1982; Heckman & Borjas, 1980)。可能的原因是,失业削弱了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磨损了劳动者准备工作的心理意志,降低了劳动者对潜在雇主的吸引力,因而形成了一种综合性的“创伤效应”。它在时间上的持续性,使其符合布劳—邓肯式的累积优势概念。

 

对内部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也揭示了累积优势不平等机制的存在。罗森鲍姆(Rosenbaum, 1979)在这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他研究公司内部晋升的锦标赛模式(tournament model),首次提出并检验了早期晋升理论——即首次晋升时间越早的员工会在将来的晋升中有更多的机会。后来的研究指出,罗森鲍姆的模型存在瑕疵,因为他直接比较了不同层级的晋升率,而现实情况中金字塔式的晋升空间则意味着不同层级的晋升率是不能直接比较的;但在考虑了晋升率随层级而降低的事实后,他的早期晋升理论也得到了数据支持(Brüderl et al., 1991)。显然,关于公司内部晋升的这个具体的理论表述与累积优势的理论内涵是一致的。

 

近年来,一些研究开始致力于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检验累积优势机制的作用。对美国战后“婴儿潮”一代的研究发现,生命历程中的时间因素——具体来说是青年期获得高等教育的时间早晚——导致了中年期的工资差异,作者将此归因于较早获得高等教育所带来的职业生涯开局优势,而这又对后续发展具有累积效应(Elman & ORand, 2004)。对荷兰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也发现,最初以失业状态进入劳动力市场会给劳动者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而且,最初失业的时间越长其负面影响也越大(Steijn et al., 2006)。

 

二、关于高学历劳动者的研究问题与假设

 

从上文提到的劳动力市场上种族之间、性别之间、有无失业经历者之间的比较研究来看,累积优势理论已被广泛用来研究群体之间的不平等。遗憾的是,该理论似乎还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本文尝试用它来分析城乡户籍出身的高学历劳动者在就业结果上的差异。具体来说,本文研究三个问题,并提出相应的三组假设。

 

首先,同样作为高学历劳动者,城镇户籍出身与农村户籍出身相比,在工作收入或就业质量上是否具有相对优势,并且这种优势是否随时间而扩大?以往的户籍分层研究大多关注的是(当前)户籍身份而非(原有)户籍出身对劳动者的影响,只能模糊地预测城镇户籍出身者可能具有相对优势。但少量针对大学生的研究确实发现,城乡背景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他们的初次就业结果(肖富群,2014)。进一步,从上文介绍的累积优势理论出发,还会预期这种就业差异随时间而扩大,不妨称之为“扩大效应”。这是因为,虽然研究者们在扩展和应用累积优势理论的过程中提出了多样化的具体形式,连“严格意义上的vs.布劳—邓肯式的”这对基本区分也不再足以涵盖,但不平等随时间而增长始终是累积优势的一种主要表现(DiPrete & Eirich, 2006)。相应地,上文提到的许多实证研究都将“扩大效应”作为检验累积优势是否存在的主要或先决条件(例如Long & Fox, 1995; Bielby & Bielby 1996)。但是,也有一种观点认为,高学历劳动者是一个经过了层层能力筛选的人群,其同质性程度较高,所以可能已经摆脱了家庭出身的影响(Breen & Jonsson, 2007; Torche, 2011)。国内对大学生就业的一些研究也发现,家庭背景对应届生的就业机会没有影响(岳昌君、丁小浩,2004;李春玲,2012),父代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毕业生的地位获得没有直接影响(王卫东,2013)。按照这种观点,则会预期城乡出身的高学历劳动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就业差异。因此,本文提出关于“扩大效应”的两个竞争假设:

 

假设1a:城镇户籍出身者与农村户籍出身者相比,在工作收入(就业质量)上更具优势,并且这种优势会随时间而扩大。

假设1b:城镇户籍出身者与农村户籍出身者在工作收入(就业质量)上没有显著差异。

 

如果城乡户籍出身的高学历劳动者之间确实存在累积性的不平等,那么其具体过程机制又是什么?累积优势理论预期,不平等除了在数量程度上有“扩大效应”之外,还在过程机制上有“中介效应”,上文提到的许多研究都含有这种思想。例如,默顿(Merton, 1968)的经典阐述就曾指出,科学家的早期成就和声望有利于对稀缺研究资源的占有,因而会带来后期更大的成功;早期晋升理论也指出,首次晋升时间越早的员工会在将来的晋升中有更多的机会(Brüderl et al., 1991;Rosenbaum, 1979);美国战后“婴儿潮”一代的家庭背景对中年期工资水平的影响,也正是通过它对青年期获得高等教育时间早晚的影响而实现的(Elman & ORand, 2004)。这意味着,如果“扩大效应”确实存在,那么它应该是通过初期工作特征的差异来实现的。具体来说,这种“中介效应”可能来自于高学历劳动者初期工作的两个特征。

 

一是职位晋升机会,即初职是否有职位阶梯可供晋升以及晋升的可能性。从事有职位阶梯的工作意味着有职业生涯、职业规划和职业发展,它不仅比无前途的工作更好,而且是区分内部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标志。国外的大量研究表明,职业生涯和内部劳动力市场对劳动者的结构位置和工资水平具有显著影响(Osterman & Burton, 2005; Rosenfeld, 1992; Spilerman, 1977)。另一个工作特征是教育匹配情况,即劳动者的教育水平与他/她所从事的工作所要求的教育水平之间的相称或不相称状况,根据两者的相对高低可以区分为适度教育、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Freeman, 1976)。对教育匹配——尤其是过度教育——与收入回报关系的大量研究表明,过度教育者与适度教育者相比在收入回报上会处于劣势。例如,麦吉尼斯(McGuinness, 2006)所回顾的已有研究都发现过度教育对收入水平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估计系数的平均值大约为-15%。国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发现与结论(武向荣,2005;黄志岭等,2010),即使是用倾向值匹配等方法来校正过度教育的选择效应(李骏,2016)。因此,本文提出关于“中介效应”的两个平行假设:

 

假设2a:城镇户籍出身者与农村户籍出身者相比,初期工作欠缺晋升机会的可能性更低,并且这种差异部分解释了两者后来的工作收入(就业质量)差异。

假设2b:城镇户籍出身者与农村户籍出身者相比,初期工作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更低,并且这种差异部分解释了两者后来的工作收入(就业质量)差异。

 

最后一个研究问题是,城乡户籍出身的高学历劳动者之间的累积性不平等,是来自于户籍身份本身的影响,还是来自于高等教育获得过程或其他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这是要探寻两组人群之间的差异来源,可以称之为“来源效应”。国内针对大学生群体的研究发现,家庭背景不仅影响到就读高校的类型层次或教育质量(文东茅,2005;叶晓阳、丁延庆,2015),也影响到学业成绩和干部行为等在校表现(李锋亮等,2006)。因此,探寻城乡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差异,需要往前回溯他们在高等教育获得过程中可能早就存在的差异。另外,户籍出身只是家庭背景的一个方面,其他方面还包括父亲的职业地位、父母的教育程度、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等,这些在地位获得或代际流动研究中都是反映家庭背景的更加一般化的变量。在上文提到的大学生研究文献中,也较多地讨论了这些一般化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本研究也有必要进一步区分户籍出身与其他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就“来源效应”提出两个平行假设:

 

假设3a:城乡户籍出身者之间的累积性不平等,来源于高等教育获得过程的差异。

假设3b:城乡户籍出身者之间的累积性不平等,来源于其他一般化家庭背景因素的差异。

 

三、数据、变量与测量

 

本文所用的数据来自“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BeijingCollege Students Panel Survey,BCSPS)。该调查以2009年为起点,随机抽取北京市15所高校的2008级(时为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和2006级(时为大学三年级下学期)学生,共5100名,每年追踪一次,到2012年已完成4次年度追踪调查。尽管其抽样范围仅限于北京,但鉴于北京高校类型的多样性,这个样本仍然具有良好的代表性(详见李路路主编,2013)。由于本文要研究高学历劳动者工作收入(就业质量)的动态变化,所以只选取2006级学生进行分析。他们于2010年进入劳动力市场,但当年数据由于调查时点的原因询问的是毕业签约时而非真实入职时的情况,故而舍弃。也就是说,本文最终分析的是2006级学生在2011年和2012年的就业情况。

 

本研究的因变量主要是(月)工作收入和就业质量。工作收入包括工资、奖金、住房补贴、交通补贴、伙食补贴、实物收入等等。工作收入是衡量就业质量的核心指标,但还不是全部。就业质量研究起源于美国的“工作生活质量”研究,近年来也开始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但在概念内涵上尚缺乏共识(参见张凯,2015)。对大学生的就业质量研究也存在类似问题(参见王广慧等,2015),但从经验层次来看,大多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对就业质量进行多维度测量,具体指标依调查内容或数据可得性不尽相同。例如,有从就业机会和就业满意度两个维度进行测量(潘文庆,2014),有从行业与单位、工作与发展、报酬与保障、职业风险感知、工作满意度五个维度进行测量(梁英,2015),有从就业状态、单位性质、薪酬水平、就业满意度、人职匹配度、职业发展前景六个维度进行测量(刘敏、陆根书,2015)。因此,笔者基于调查数据中工作收入、工作福利、工作满意度、晋升机会、教育匹配五个方面的问题,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ive factor analysis)方法构建了一个综合性的就业质量测量指标。图1和图2分别给出了2011年和2012年的测量模型,它们都将工作收入对潜变量“就业质量”的负荷固定为1,并且都假定工作收入与工作福利的残差项相关。此测量模型虽然不能完全拟合2011年数据(p=0.006),但RMSEA值仅为0.058,CFI和TLI值分别达到了0.958和0.895;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完全拟合2012年数据(p=0.933);同时,在两年数据中,五个方面的具体指标与潜变量“就业质量”的相关性都通过了显著检验,工作收入与工作福利的残差项也确实统计显著。所以,此测量模型是可以接受的。

 

晋升机会和教育匹配在检验“中介效应”时也会被用作因变量。关于晋升机会的问题是:“在未来的几年内,您在单位或公司里得到提拔和升迁的机会有多大?”本研究将“不可能晋升”编码为1,将“可能晋升”编码为0,从而得到“欠缺晋升”这个二分变量。关于教育匹配的问题是:“您认为这份工作需要由哪种教育程度的人来做才适合?”原始回答选项包括“初中或更低”、“高中”、“大专”、“本科”等,由于受访者都是本科毕业生,所以回答非本科毕业就可以做的被视为“过度教育”(编码为1),回答本科毕业才能做的被视为“适度教育”(编码为0),它构成了“过度教育”这个二分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是户籍出身,它是根据受访者考入大学之前的户籍身份类型来界定的一个二分变量,0表示农村户籍出身,1表示城镇户籍出身。除了城乡户籍出身之外,本研究还涉及家庭年收入、父母教育程度、父亲职业三个家庭背景变量,都是以受访者考入大学之前的情况来界定。家庭年收入是一个连续变量,指受访者父母当时的年收入之和,包括农产品、工资、奖金、补贴、分红、股息、保险、退休金、经营性纯收入、银行利息、馈赠等所有收入在内。父母教育程度是一个分类变量,指受访者父母当时已经完成的最高教育程度(以较高的一方为准),包括初中及以下、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三个类别。父亲职业也是一个分类变量,指受访者父亲当时或以往从事时间最长的职业(以就业状况为准),包括农民、体力与非体力、专业或管理人员、干部、其他五个类别。


本研究用5个变量来反映城乡大学生在高等教育获得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差异。首先是学校层次,包括非211大学、211大学、,它反映了教育质量或资源的差异。其次是“挂科”数目,“挂科”指大学生某门课程不及格或没拿到学分,统计的是大一至大二四个学期“挂科”数目的加总情况,它反映了学业成绩的差异。然后是学习期间有无工作经历(是=1),包括校外兼职或工作实习两种经历,统计的是大一至大四的情况,它反映了工作经验的差异。最后两个变量为中共党员(是=1)和学生干部经历(是=1),。这些在已有的大学生就业研究中多被当作人力资本变量使用(李黎明、张顺国,2008;黄敬宝,2012)。

 

本研究还涉及两个方面的控制变量。在受访者的个人情况方面,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和年龄。在受访者的就业情况方面,控制变量包括地区、部门、行业、职业、组织规模(人)、周工作时间(小时)等。限于篇幅,恕不一一赘述。

 

在以工作收入为主要因变量来检验“扩大效应”和“中介效应”研究假设时,笔者采用了最严格的样本限定,只分析那些在两期数据中都出现、两期就业身份都是雇员,并且在模型将要用到的所有变量上都没有缺失值的个案,一共有595人(以下称为核心样本)。这是为了保证本文所检验的累积性不平等或累积优势确实是对同一样本而言,而不会受到两期样本可能在人员构成上有所不同的影响。但在检验“来源效应”研究假设时,笔者放松了样本必须在两期数据都出现的严格要求。在以就业质量为主要因变量来重复检验上述三组研究假设时,也放松了样本必须在两期数据都出现的严格要求。放松样本限定,一方面是为了尽量减少样本损耗,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四、研究发现

 

核心样本在主要变量上的描述统计见表1,其中城乡户籍出身者分别占67.6%和32.4%。从家庭背景来看,城镇户籍出身组明显好于农村户籍出身组。例如,前者的家庭年收入高出19%,父母教育程度为大专及以上的比例高出45.57个百分点,父亲职业为专业管理人员或干部的比例高出32.25个百分点。从学校层次来看,.93% vs.10.36%),但毕业于211大学的比例相反却更低(32.09% vs.39.38%),因此他们进入“好大学”的机会差异并不明确。从在校期间的学业成绩、工作经历、,两组之间只在入党变量上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农村户籍出身组的入党比例较高(23.8% vs.17.7%)。从工作特征来看,欠缺晋升机会和发生过度教育这两种情况都较多地见于农村户籍出身组。2011年时,城镇户籍出身组欠缺晋升机会的比例为45.3%,而农村户籍出身组的相应数字为52.3%;城镇户籍出身组发生过度教育的比例为26.4%,而农村户籍出身组的相应数字为36.3%。2012年时,城镇户籍出身组欠缺晋升机会的比例仍然比农村户籍出身组低3.9个百分点,他们发生过度教育的比例也仍然低7.7个百分点。最后,就本研究关注的两个主要因变量来看,城镇户籍出身组具有相对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在随时间而扩大。2011年时,与农村户籍出身组相比,城镇户籍出身组的月工作收入高出254元,就业质量得分高出0.02分。到2012年时,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至710元和0.05分。

以(月)工作收入(取对数)为主要因变量的分析结果见表2-表4。表2的OLS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之后,2011年时,城镇户籍出身组比农村户籍出身组的月收入平均高4%(e^0.039=1.04),但这种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到了2012年,前者的月收入优势扩大到高12%(e^0.110=1.12),并且具有统计显著性(p<0.01)。因此,实证结果支持“扩大效应”假设(即假设1a)。


表3从晋升机会和教育匹配两个方面继续分析上述累积性不平等的具体过程与机制。左栏对2011年数据的二项logit模型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影响之后,城镇户籍出身组与农村户籍出身组相比,欠缺晋升机会的几率(odds)平均低40%(1-e^-0.507=0.40),发生过度教育的几率平均低35%(1-e^-0.438=0.35)。右栏模型1将欠缺晋升引入对2012年月工作收入的OLS回归模型后发现,它具有显著的负向净影响(p<0.01)。也就是说,2011年工作欠缺晋升机会的人与拥有晋升机会的人相比,他们2012年的月工作收入平均低10%(1-e^-0.110=0.10)。更重要的是,引入2011年是否欠缺晋升机会这一工作特征后,城镇户籍出身组相对于农村户籍出身组的月收入优势变小了,因为回归系数从0.110降到了0.097(比较表2的右栏模型和表3的右栏模型1)。这意味着,城乡户籍出身对高学历劳动者后期收入的影响,部分地通过影响他们在初期工作职位上的晋升机会而实现,这正是“中介效应”的含义。使用巴伦等人(Baron & Kenny,1986;Sobel,1982)提出的z计算公式正式检验系数0.110和0.097的差别(也即检验中介作用路径的强度是否统计显著,参见亚科布齐,2012),得到的z值为-1.99(p<0.05),表明此“中介效应”确实存在。

 

类似地,右栏模型2将过度教育引入对2012年月工作收入的OLS回归模型后发现,它除了本身具有负向净影响以外(p<0.001),还部分解释了城镇户籍出身组相对于农村户籍出身组的收入优势(系数从0.110降至0.095,z值为-2.14)。当右栏模型3将2011年的这两个工作特征同时引入对2012年月工作收入的OLS回归模型后发现,欠缺晋升和过度教育本身仍然具有负向净影响,城镇户籍出身的影响系数进一步降低。总之,右栏模型1至模型3的结果一致表明,城乡户籍出身组之间在2011年工作特征上的差异部分地解释了他们在2012年月工作收入上的差异。至于这种差异的具体表现,正如左栏两个模型所显示的,就是城镇户籍出身者欠缺晋升机会和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都更低。因此,关于“中介效应”的假设2a和假设2b同时得到支持。

表4进一步考察上述累积性不平等及其过程机制,到底是来源于户籍身份本身的效应还是高等教育获得过程或其他家庭背景因素的效应。左栏是对2011年工作是否欠缺晋升机会的二项logit模型结果,模型1是基准模型,发现城镇户籍出身具有显著影响(p<0.05);模型2控制了学校层次、“挂科”数目、工作经历、中共党员、学生干部经历变量后,户籍出身的影响基本不变,;模型3控制了家庭年收入、父母教育程度、父亲职业三个家庭背景变量后,则发现城镇户籍出身的影响失去了统计显著性。中栏是对2011年工作是否发生过度教育的二项logit模型结果,同样发现,控制高等教育获得过程变量并不能解释户籍出身的影响,而控制其他家庭背景变量则能解释户籍出身的影响。右栏是对2012年月工作收入的OLS回归模型结果,仍然发现,控制高等教育过程变量只能解释很小一部分户籍出身的影响,而控制其他家庭背景变量则能基本解释户籍出身的影响。在右栏模型3中,虽然家庭年收入、父母教育和父亲职业这三个其他家庭背景变量中只有第一个显著,但这并不意味着城镇户籍出身组的优势只来源于家庭年收入的差异。事实上,补充分析表明,无论单独控制哪个家庭背景变量,都能完全解释户籍出身的影响。综合来看,城乡户籍出身组之间的累积性不平等,并非来源于户籍身份本身的影响,也非主要来源于高等教育获得过程中的差异,而是来源于其他更加一般化的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因此,关于“来源效应”,假设3a没有得到足够支持,而假设3b得到了充分支持。

最后,用更为综合的就业质量测量指标来重复检验“扩大效应”、“中介效应”和“来源效应”,结果见表5。左栏是对2011年就业质量的OLS回归模型结果,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城乡户籍出身组之间并不具有显著差异。但右栏对2012年就业质量的OLS回归模型1结果显示,两组之间出现了显著差异,城镇户籍出身组比农村户籍出身组的就业质量平均高出0.049分(p<0.01)。所以,“扩大效应”假设(即假设1a)仍然得到支持。右栏模型2进一步发现,当控制了2011年的两个工作特征——是否欠缺晋升机会与是否发生过度教育——之后,城镇户籍出身组的相对优势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回归系数也从0.049降到了0.021。而且,欠缺晋升与过度教育都对2012年的工作质量具有显著负向影响(p<0.001)。所以,“中介效应”假设(即假设2a和2b)仍然得到支持。右栏模型3发现,控制高等教育获得过程变量仍然无法有力解释城镇户籍出身组的相对优势(系数仅仅从0.049降至0.047);而右栏模型4发现,控制其他一般化的家庭背景因素再次基本解释了户籍出身的影响,其回归系数从0.049降到了0.015,并且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所以,对“来源效应”假设的检验结果也仍然支持假设3b,而不支持假设3a。综上,不管是用工作收入还是用就业质量来作为主要因变量,本文的发现是一致的。


五、总结与讨论

 

累积优势是指某一个人或群体相对于另一个人或群体的优势(或不平等)随时间而增长或累积。作为一种不平等现象和机制,它在国外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和检验,但在国内尚未引起关注。本文将该理论与城乡户籍分层和大学生就业研究结合起来,考察城乡户籍出身的高学历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累积性的不平等及其具体过程机制。通过分析“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两期就业数据,依次回答了三个研究问题。

 

首先,同样作为高学历劳动者,城镇户籍出身与农村户籍出身相比,在工作收入或就业质量上是否具有相对优势,并且这种优势是否随时间而扩大?研究发现,这种相对优势确实存在并且具有“扩大效应”。但是,由于本研究所使用的追踪调查数据观察时间有限,目前只分析了2006级大学生毕业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前两年,因而结论仍有待于更长时段的分析检验。

 

其次,如果城乡户籍出身的高学历劳动者之间确实存在累积性的不平等,那么其具体过程机制又是什么?研究发现,城镇户籍出身者在初期工作上欠缺晋升机会和发生过度教育的可能性都比农村户籍出身者更低,而这种初期工作特征的差异又(部分)解释了他们在后期工作收入和就业质量上的差异。这表明,城镇户籍出身所带来的相对优势,不仅在数量程度上具有“扩大效应”,还在过程机制上具有“中介效应”。

 

最后,城乡户籍出身在高学历劳动者中所造成的累积性不平等,是来自于户籍身份本身的影响还是来自于高等教育获得过程或其他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本文发现,高等教育获得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差异并不能较好地解释城乡户籍出身的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累积性不平等。描述统计曾显示(见表1),城乡户籍出身组进入“好大学”的机会差异并不明确,在校期间也只在入党而不在学业成绩和工作经历上存在明显差异。这可能与本研究使用的调查数据抽样框仅限于北京而非全国高校、又将分析对象限定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毕业生有关,尚有待后续研究在分析全国在校大学生代表性样本的基础上得出更为严谨的结论。但重要的是,考虑了高等教育获得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上述差异并不能较好地解释城乡户籍毕业生之间的不平等“扩大效应”和“中介效应”。另一方面,本文却发现,不管是对城乡户籍出身组之间累积性不平等的程度还是机制而言,都并非来源于户籍身份本身的影响,而主要来源于其他更加一般化的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例如家庭经济收入、父母教育程度、父亲职业等。对数据的补充分析进一步表明,城乡户籍出身者在找到初期工作的渠道上存在显著差异。城镇户籍出身者更多地凭借了家庭的人际关系,而农村户籍出身者更多地借助于招聘会、求职网站等市场化的公开渠道。这解释了为何他们在初期工作特征上具有显著差异。因为,通过关系网络找工作,可能有利于求职者事先更加了解该工作是否有职业前途(在本研究中表现为晋升机会变量)以及是否适合自己(在本研究中表现为教育匹配变量)。

 

中国的户籍制度一直在进行改革,最近几年不少省份统一城乡居民户口登记和推出积分落户政策,,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这些可能会使城乡户籍身份的区分日渐式微。然而,本研究的一个政策启示是,对于削弱中国社会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来说,取消城乡户籍的区分只是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但绝非一劳永逸之举,因为潜藏在城乡户籍差别背后的是更加一般化的家庭背景、资源以及文化差异。所以,不平等削减政策不应该只是“贴标签式”地惠顾农村学生,而应该是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将家庭作为真正的评估对象,对弱势家庭——包括贫困家庭、单亲家庭等——的青少年实施有针对性的社会福利或发展政策。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闻翔


图片来源网络(kelamay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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