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近代之前,并不存在地图学这样的专门学科,当然也不存在地图学史这样的研究,更不存在关于地图学史的著作了。因此,当民国初年王庸开始整理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的数量众多的地图的时候,必然并无什么前人研究成果可以借鉴。但在当时的史学环境下,他应当也面临着如何评价这些地图,如何勾勒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问题。
在当时历史背景和史学环境下,王庸以西方地图学发展的“公例”来梳理中国的地图学史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这种“公例”即是地图绘制中对“准确性”和“科学性”的追求,这一点王庸先生虽然没有明言,但在后来他撰写的《中国地图史纲》的字里行间实际上已经透露出了他对地图好坏的判断标准,如:“(对于‘制图六体’的记载)这是中国地图史上极重要的史料,因为从此以后,直到明季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输入以前,这一千二三百年间的地图制作,在方法上没有跳出它的规格;而且大多数的地图,并不能按制图六体来认真制作。”这段文字已经显现出王庸先生对于地图好坏的判断标准,即那些不按照体现了准确性的“制图六体”的方法绘制的地图是“不认真的”。“……相形之下就不能不说裴秀和贾躭的制图工作主要是出于他们个人的努力,他们是中国地图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仅仅按分率画方的制图方法就并没有为一般官府的绘图工作者采用,直到清代,一般官绘地图还是画着山水和注着四至道里等等,不但没有什么改进,亦不画方,还比裴秀、贾躭等古地图幼稚而落后了”,显然在王庸心目中体现了“科学性”和“准确性”的裴秀和贾躭的地图要远远好于其他传统舆图。
又如对南宋王致远刻石的《地理图》的评价,王庸认为“但论其制图规格却比《华夷图》和《禹迹图》较差,大概是官府的传统绘法”,在这里王庸并未具体说明他认为《地理图》较差的原因,不过可以推想主要可能是因为《地理图》并不画方,而《华夷图》和《禹迹图》则与王庸推崇的贾躭有关,并且《禹迹图》又是“计里画方”的,由此地图的高下也就立现。
另外,从整本书来说,王庸推崇的是那些看上去绘制得较为准确的或者使用了某种代表了准确性的绘图方法如“计里画方”的古代地图,而将附有大量文字注记的地图认为是较差的,如“我们在前面已经屡屡讲到,当地图本身不能进步甚至退步时,往往在记注文字上加工而蜕化为地志的体制”,作者的判断标准非常明确。
而且就全书的内容而言,除了关于图经与方志的内容之外,大部分介绍的都是那些在绘图方法(也即能将地图绘制得更为准确的方法)上体现了重要进步的人物和地图,而对于其他存世的地图则着墨极少,这其实不仅体现了王庸先生对于地图好坏的判断,而且还暗示着他勾勒中国古代地图学史的“公例”,即对于准确性和科学性的追求。
不过王庸似乎并未有意识地构建一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发展史,或者进步史,书中虽然重点分析了一些绘制“准确”的地图,以及一些能使得地图绘制更为准确的方法和这些方法的提出者,但并没有明确地将中国古代地图史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在行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似乎也认识到除了那些“准确”的地图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不准确”的地图,而且这类地图还占据了主导地位,如“况且这些(汉代)地图,内容既甚疏,大概图画甚略而记注甚多,所以后来各书,亦多引它们的文字;这是中国古来一般地图的传统情况”。也许是王庸先生隐约感觉到了后来所谓的“李约瑟问题”,即为什么早在西晋,中国就已经提出了领先于世界的绘图学方法,但后来中国的地图绘制不仅未能取得明显的进步而且似乎还有所倒退?该书是王庸先生的遗稿,并未最终完成,因此我们也难以确定他对中国地图学史的整体看法,不过至少从字里行间来看,王庸先生并未刻意地将中国的地图学史构建为一部“发展史”。
可惜他的这种保留态度,并没有被当时的学者所认同,由此这在后来也成为一些学者对该书诟病的问题之一,即谭其骧在该书弁言中提到的“自《中国地理学史》出版以来,不少读者感觉书中讲到地理知识和地理学说的发展的地方较少,联系到时代背景和各时代科学文化的发展的地方更少,认为还不能满足学术界的要求。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中国地图史纲》基本上也有此同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