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研究属于传统金石之学，肇始于人们对书法真迹的迷恋。梁元帝曾著《碑英》120卷，是裒集金石之祖，可惜早已亡佚。宋代曾巩拟作《金石录》未就，只存序于《元丰类稿》。欧阳修收集了从周穆王到隋唐五代时期的石刻拓本千余种，著跋尾400余篇，成《集古录》10卷；赵明诚《金石录》收金石上迄商周，下至五代，共2000种，目录10卷，跋尾20卷；王象之《舆地碑记目》4卷，尽收南宋179府州军的道碑、墓志、纪功碑、纪事碑、题记、造像等；洪适《隶释》27卷、《隶续》21卷收汉碑500余种。直至清代王昶《金石萃编》160卷、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130卷等，可谓洋洋大观。
此等著作或跋尾式著录，或楷书迻录碑文，或仅著录碑目，或摹录碑文，或楷书录文并注释，或收录拓片及图录，或拓片图录与释文并存。跋尾式著录的优点是能保存部分碑目，研究形式自由灵活；缺点是未保存碑刻原文，杂而无章，漫无条例。楷书迻录碑文收集了材料，但不见文字原貌，不利于文字学研究，且文字转录错误、阙脱不在少数，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文献的真实性、准确性。只著目录之著作，能让人了解碑刻概貌，便于按目访碑，但研究价值甚微。摹录碑文基本能保存原样，能在一定程度上修复或弥补原刻的残泐模糊之处，为研究者提供重要依据，但如果摹录者水平不高，或治学不严谨，都可能使字体、字势失真，甚至发生文字的误改。
20世纪中叶之后，出现拓片图版以代替楷书迻录或摹写，保存了原碑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同时伴有释文，其使用方便自不待言，对文献、语言文字、史学及书法研究都极其重要。如1956年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1989年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1994年起中国文物研究所分省陆续出版的《新中国出土墓志》等。
综观历代碑刻文献著作，体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缺陷。毛远明教授通过全面总结，分析比较以往各种碑刻文献整理研究著作的得失利弊，分时段全面收集碑碣1417通，制作成拓片图录1500幅；据图录准确释文，并加上现代标点；广集众本，精心校勘；对碑铭中的疑难词语简要注释和考辨，并辅以提要。历经10年，完成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汉魏六朝碑刻校注”，8开，210万字，正文10册，总目提要1册。作为一部碑刻文献整理研究著作，该书有如下特点：
第一，材料收集全面。碑刻文献材料的零星、散碎，不易获得，一直是制约对其进行研究与利用的瓶颈。本书通过多种渠道全面搜集汉魏六朝时期碑刻，包括已公布的所有图版，亦有部分属于首次刊布，经过严格挑选，精心辨别，去伪存真，编制目录。其著录原则是有原石现存，或虽无原石而有拓本的碑碣、石阙、摩崖、画像题记、地券、墓志、镇墓文、造像记、刻经记、节缩刻石等，极个别重要的石刻摹本，也酌情收录。现无拓本者，原石过残无法辨认者，铭刻文字太少、于文史研究价值不大者，未予收录。石经、高昌砖志已有专书行世，为避免重复，不予收录。选文的时间下限是2007年底以前所有公布或已出土尚未公布的汉魏六朝碑刻，共著录汉魏两晋南北朝各类碑刻达1500余通。
第二，体例科学严谨。该书著录的所有碑刻，一律按朝代先后排列，南北朝时期则先南朝后北朝，同一朝代则以刻石年代为序，墓碑、墓志以葬期为序，无葬期者以卒期为序。碑刻本身虽无具体年月提示，而根据内容可考知者，放到相应年代。所有无具体年月者，放在同一朝代相应的碑刻之后。书前有目录，书末有碑目提要，检索极为方便。所收碑铭以楷书录文，对碑铭中的异体字、古体字、隶古定字、假借字、俗讹字等均适当照录；原刻中的衍文、脱文、倒文、重文符号等均保持原貌，未予改正，只是在注释中做出说明或考辨。石刻录文与拓片图版放在一处，同时刊出，便于比勘复核。碑铭正文之末括号注明主要资料来源，以便使用者比勘、复核。每一种石刻都在题目下扼要介绍石刻出现的时间、地点、流传情况；石刻的形制、尺寸、书体；与该石刻相关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等，这对于“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意义重大。
第三，校勘准确精审。宋代以来已出土的汉魏六朝碑铭中，有一部分曾经有人陆续释读过。可是由于石面泐蚀残缺，铭文模糊；或者书体多样，古文篆隶，草楷行书，众体纷呈；或者文字俗讹，异体充斥，所谓六朝书体，满目榛芜，给碑文的释读设置了很多障碍，使得碑铭释文错误很多，几乎没有哪一种书没有释读方面的问题。《校注》严格依照碑版对过去的释文进行精心校勘，不仅校正了首次公布的释文错误，而且对《隶释》、《隶续》、《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两汉金石记》、《授堂金石续跋》、《古志石华》、《汉魏六朝墓志汇编》等历代碑刻释文著作中的误释，一一予以清理考辨，有理有据，结论精准。如1990年于河南偃师杏园村出土《元睿墓志》，首次公布于《考古》1991年9期《河南偃师县杏园村的四座北魏墓》，《校注》纠正了其中释文错误多达10处。该书校补前人的释文，主要有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补出阙文。汉碑历经千年，泐蚀不清者比比皆是。《校注》根据现存拓片，补出前人著作中的大量阙脱之字。如校汉碑《三老讳字忌日记》时补汪鋆《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3字，校《李禹通阁道摩崖》补《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4字，校《封龙山颂》补《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5字、补陆增祥《八琼氏金石补正》6字，校《三公山碑》补《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71字、补洪适《隶释》62字等。
第二种类型是校正错误。言简意赅地指出前人释读错误之处，惯用格式“某，某书作某，非(或误)”。如校汉《衡方墓碑》，纠正《汉魏石刻文字考释》误释8处、《秦汉碑述》误释4处、《山东金石志》误释3处、《金石萃编》误释2处、《隶释》误释1处、《泰山石刻大观》误释1处、《汉碑集释》误释1处。
此外，作者还据碑刻订补史书。如据北魏墓志校补《魏书》达数十条，内容涉及人名、地名、时间、官爵、称谓等史籍基本要素方面的问题。
第四，注释简洁精要。碑刻语言典雅凝重，深奥难懂，又好引用，多典故。据初步统计，北魏墓志527通，直接或间接引用《诗经》达1215处。如此大量的典故，要是没有注解，一般人难以读懂，因此，《校注》作者花了大量功夫，注释碑文。
前人往往因曲解典故而致句读误断，《校注》做了很好的注释，如《元澄妃冯令华墓志》：“《易》称一人得友，《诗》著三五在东。”《墓志汇编》释“友”作“文”，曲解典故，释作“易称一人，得文诗著，三五在东”，殊不可解。其实，《易·损》：“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诗经·召南·小星》：“嘒彼小星，三五在东。”郑玄笺：“众无名之星，随心噣在天，犹诸妾随夫人以次序进御于君也。”《诗序》：“《小星》，惠及下也，夫人无妬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知其命有贵有贱，能尽其心矣。”这样一解释，涣然通脱矣。
书中注释涉及面广，包括指出碑文中的异体字、古体字、隶古定字、假借字、俗讹字、衍文、脱文、倒文，也包括订正前人著录或释文的错误，还包括疑难词语的考释。如注《巴郡朐忍令景云碑》，注文21条，其中15条指出20个非标准用字，3条指明典故，2条解释疑难词，1条校正其他释文之误。作者释词时不是简单给出词义，而是涉及到考释词源。如注[1]释“朐忍”：“朐忍：县名，汉属巴郡，晋作`朐'，乃受`朐'类化而加偏旁。故城在今重庆市云阳县旧县。以其地下湿，多朐忍虫而得名。朐忍即蚯蚓的音转。其得名理据，参《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九、《本草纲目》卷四二。”《校注》对碑中涉及的重要人物或历史事件也简要作注，在补正史书方面意义重大。如《元晖墓志》注文[6]“河间简公”，指出此为元德，《魏书》本传记为元忠之子元晖，误，当是“忠从子”。同时，《校注》还指出碑刻对人物的讳饰之处，便于读者知晓历史。如《崔混墓志》注[21]、《元均及妻杜氏墓志》注[15]、《寇臻墓志》注[18]等。作者注释精当确切，旁征博引，体现出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文风。如《祀三公山碑》仅196字，但注释达21条，条条精当，不容辩驳。
《校注》作为一项重大的科研工程，历时10年，作者在这个主产品基础上，还产生了两件副产品：一是《碑刻文献学通论》，一是《汉魏六朝碑刻总目提要》，于2009年12月分别由中华书局和线装书局出版。对于碑刻研究，作者并未止步，仍在从事相关课题研究：“汉魏六朝碑刻词汇研究”；一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研究、异体字典及语料库”。与此同时，作者指导研究生参与相关课题的研究，培养了一批碑刻文献整理与研究的专门人才。
《校注》既对碑刻文献进行整理，又对碑刻语言文字进行研究，是一部融整理与研究于一炉的集大成之作。为汉魏六朝语言文字研究，、历史、宗教、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著作是当代碑刻文献整理与研究的一部里程碑式的力作，为学界提供了一个科学实用且操作性强的整理碑刻文献的样本。
